浅论中医学对胰腺实体解剖的认知过程

中医学古籍中罕有关于“胰腺”的明确记载，缺乏直观、系统的理论论述。本文试图通过对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医学典籍所记载内容的分析，结合现代解剖学相关理论，梳理中医学对胰腺实体解剖的认识过程。通过分析，笔者认为中医学对胰腺实体解剖的认识具有阶段性：①先秦两汉时期，存在胰腺实体解剖，但并非认为胰腺是脏器；②唐宋时期，胰腺实体解剖更加清晰，在医学上胰腺附属于脾，并非为独立的脏器；③明清时期，胰腺实体解剖明确，部分医家以独立脏器论之，出现“脾”、“胰”之争。中医学理论缺少对胰腺的单独论述，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多为“胰属脾”，线性归属以脾笼统代之略显单薄，不利于理论的丰富与发展。笔者认为胰腺藏象应独立于脾单独讨论，现代解剖学对胰腺命名同一，形态结构清楚，位置描述明确，可直接补充进中医学胰腺藏象（藏）理论中，为完善胰腺藏象理论搭建解剖学基础。     

论文中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1对基线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搜集资料应严密遵守随机抽样设计,保证样本从同质的总体中随机抽取,除了对比因素外,其他可能影响结果的因素应尽可能齐同或基本接近,以保证组间的齐同可比性。因此,应对样本的基线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以证明组间的齐同可比性。     

器官移植供者来源感染防控效果研究

目的探讨供者来源感染(Donor derived infection,DDI)防控干预措施对降低实体器官移植患者医院感染发生率、耐碳青霉烯肺炎克雷伯菌(Carbapenem-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CRKP)感染率以及DDI引起的CRKP感染率的效果。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选择在上海长海医院接受器官移植的所有患者为研究对象,2016年6月-2017年12月收集的患者586例为对照组,实施常规医院感染防控措施,2018年1月-2019年2月收集的患者289例为干预组,分别从供者感染状态评估分层后决定器官取舍、供者维护期间的感染防控及接受高风险供者器官移植后受者的防控三个方面实施DDI防控干预措施。观察对比干预前后实体器官移植患者医院感染发生率、医院感染患者中CRKP感染占比、由DDI引起的CRKP感染占比及CRKP感染患者病死率。结果干预组患者医院感染发生率为6.23%(18/289),低于对照组的9.22%(54/586)(P=0.131);干预组CRKP感染率为0.35%(1/289),低于对照组的1.71%(10/586)(P=0.169);干预组医院感染患者中CRKP感染占5.56%(1/18),低于对照组的18.52%(10/54)(P=0.344);干预组由DDI引起的CRKP感染百分比为0.00%,低于对照组的80.00%(P=0.273);干预组CRKP感染患者病死率为0.00%,低于对照组的40.00%(P>0.999),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采取DDI防控干预措施能有效降低实体器官移植患者医院感染发生率、CRKP感染率、医院感染患者中CRKP感染占比,特别是由DDI引起的CRKP感染以及CRKP感染患者病死率。     

铂类化疗药对儿童实体瘤听觉影响的研究

目的观察铂类药物在实体瘤儿童化疗过程中对听力的影响,考察铂类化疗药导致听力损伤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于2014年1月至2015年4月在北京儿童医院血液肿瘤中心进行化疗的实体瘤儿童临床资料,所有患儿化疗过程中均使用铂类化疗药,分别在第1、3、6次化疗前进行规范听力学检查,包括纯音测听、畸变产物耳声发射和听性脑干反应。结果共纳入0.2-12.5岁实体瘤患儿47名,共计94耳,进行化疗的平均次数为5.4次(3-10次)。ABR检查中以任意一耳听阈大于30d B n HL为听力损伤,第6疗程听力异常发生率为6.4%(6/94),与基线水平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第3、6疗程ABR阈值与基线水平相比,ABR阈值明显升高,均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01);PTA检查中第6疗程6k Hz、8k Hz测听结果与基线水平相比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相应阈值明显提高;DOPAE提示第6疗程6k Hz、8k Hz,通过率明显下降,与基线水平比较有显著统计学差异。Logistic回归模型中年龄是铂类药物耳毒性的危险因素,(p<0.05,OR值=0.912),提示年龄越小铂类药物的耳毒性越易显现。结论铂类药物用于儿童实体肿瘤化疗可引起听力损伤,在高频部分(6-8 k Hz)尤为显著。DOPAE、纯音测听及ABR可作为监测、评价铂类药物耳毒性的重要指标。儿童年龄越低则铂类药物引起听力损伤的危险越大,低龄儿童使用铂类药物时更需加强听力监测。     

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的研究进展

<正>在1960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NCI)的Zubrod等[1]通过比较氮芥与噻替哌的疗效,首次提出了癌症化疗疗效评价标准的概念和方法[2]。1981年Cancer上正式发表了修订的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实体瘤疗效标准。经由欧洲癌症研究与治疗协会(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research on treatment of cancer,EORTC)、NCI和加拿大国立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of canada,NCIC)进行修改和补充,于2000年公布了新的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response evaluation criteria in solid     

分泌PD-1抗体的EGFR-CAR-T细胞可明显抑制胃癌的进展

目的：探索分泌PD-1 scFv的CAR-T细胞对胃癌的抗瘤功效。方法：选择EGFR作为CAR-T细胞的靶标，构建二代EGFR-CAR-T细胞（EGFR BB-z）和分泌PD-1 scFv的四代EGFR-CAR-T细胞（EGFR BB-z/E30），通过体外激活以及靶细胞长期刺激检测其抗肿瘤活性，通过胃癌移植瘤小鼠模型检测其肿瘤抑制能力。结果：胃癌组织及细胞均高表达EGFR（均P<0.01）。通过慢病毒感染的方式成功获得EGFR BB-z和EGFR BB-z/E30细胞。体外实验表明，与EGFR BB-z相比，EGFR BB-z/E30具有更长效的增殖能力及更强的肿瘤杀伤活性（均P<0.01）。体内实验显示了EGFR BB-z/E30在胃癌细胞皮下移植瘤模型和胃癌人源性肿瘤异种移植瘤（patient-derived tumor xenograft，PDX）模型中具有明显的肿瘤抑制能力（均P<0.01），并可显著增加肿瘤部位 T 细胞的浸润（P<0.01），减少 EGFR BB-z/E30 细胞表面 PD-1 的表达（P<0.01）和高分泌 IFN-γ 的水平（P<0.05）。结论：分泌PD-1 scFv的EGFR-CAR-T细胞EGFR BB-z/E30可对胃癌进展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为胃癌治疗提供一种潜在新策略。     

《移植前实体器官恶性肿瘤和器官移植候选资格:专家共识声明》解读

随着癌症治疗方法的进步及新型治疗药物的涌现,癌症患者的生存率在最近几十年里有了很大的提高,并且移植前罹患恶性肿瘤(pretransplant malignancy,PTM)的患者接受实体器官移植治疗的数量也大幅增加。美国器官共享联合网络(the United Network for Organ Sharing,UNOS)的数据显示,在2016年,8.3%的肾移植患者术前罹患恶性肿瘤[1]。2021年美国一项研究报道,有0.05%的癌症(非肝脏恶性肿瘤)患者接受实体器官移植(solid organ transplantation,SOT)[2]。     

实体瘤患者发生血流感染的病原学特点及预后分析

目的探讨实体瘤患者发生血流感染(BSI)的病原学特点及导致患者死亡的影响因素,为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临床依据。方法选择2012年1月-2014年12月医院220例实体瘤并发BSI的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析患者病原学特点,统计患者的年龄、性别、住院天数、基础疾病等基本信息,采用单因素变量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法评估影响14-d病死率及住院病死率的影响因素。结果 220例患者共检出病原菌234株,其中革兰阴性菌102株占43.6%,革兰阳性菌100株占42.7%,真菌9株占3.9%,复数菌23株占9.8%;革兰阴性菌住院病死率高于革兰阳性球菌及真菌(P=0.014);多因素Logistic分析结果显示,实体瘤患者发生BSI 14-d病死率与GCS≤8分及血小板≤50g/L有关,住院病死率与脓毒性休克、Child-C级、GCS≤8分有关(P0.05)。结论实体瘤患者BSI的病死率较高,早期识别、有效地逆转器官功能衰竭是降低实体瘤患者BSI病死率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