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境人员集中隔离点房间新型冠状病毒污染状况分析

目的 了解入境人员集中隔离点房间新型冠状病毒污染状况,为集中隔离点规范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采集2021年12月18日—2022年1月16日入境人员集中隔离居住过的房间环境表面涂抹样本,用Real-Time PCR方法对新型冠状病毒核酸进行检测,并对房间污染状况进行分析。 结果 共采集房间环境标本21 150份,其中确诊病例房间35个,样本数为350份,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25份,均在确诊病例房间内,检出率为7.14%(25/350),物品为马桶、门板、灯开关、地面、床头柜、洗漱台、桌面、遥控器等。81.81%(9/11)的奥密克戎变异株确诊病例房间内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 结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隔离房间物体表面存在污染风险,尤其是奥密克戎变异株患者房间环境污染风险更高,应按相关要求落实闭环管理,采取严格隔离措施,规范做好消毒工作,才能切实阻断新冠肺炎交叉感染和外溢感染风险。     

中国城乡空巢老人社会隔离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我国城乡空巢老人社会隔离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差异。方法 社会隔离可被分为主观社会隔离和客观社会隔离,基于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纳入4 705名空巢老人,运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城乡空巢老人社会隔离的影响因素差异。结果 本研究空巢老人社会隔离发生率为51.3%,主、客观社会隔离同时发生率为11.9%,且农村社会隔离发生率（57.3%）高于城镇（47.4%）（χ2 = 43.871,P＜0.001）。无配偶、自评健康较差（OR = 1.635,95%CI:1.322～2.022;OR = 1.410,95%CI:1.119～1.777）、患有慢性病、低个人年收入、与子女见面（OR = 2.322,95%CI:1.457～3.701;OR = 2.858,95%CI:1.648～4.955）和电话联系频率低是城乡空巢老人出现社会隔离的危险因素,且ADL受损也是城乡空巢老人同时出现主、客观社会隔离的危险因素;教育程度和个人年收入是城镇空巢老人社会隔离发生的特有因素。结论 我国空巢老人社会隔离存在城乡差异,农村空巢老人社会隔离发生率高于城镇,应对城乡空巢老人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危重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合并多重耐药菌感染危险因素

 目的 分析重型、危重型（以下简称危重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合并多重耐药菌感染的危险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某省某定点医院2020年1—4月重症隔离病区危重症COVID-19患者的临床资料,选取合并多重耐药菌感染的患者为病例组,未合并多重耐药菌感染的患者为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临床资料,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危重症COVID-19合并多重耐药菌感染的危险因素。结果 共有62例危重症COVID-19患者。其中合并多重耐药菌感染患者10例,未合并多重耐药菌感染患者52例。62例患者中14例合并细菌或真菌感染,感染率为22.6%;10例合并多重耐药菌感染,感染率为16.1%,分别为耐碳氢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CRKP）感染4例,耐碳氢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CRAB）感染6例;合并非多重耐药菌或真菌感染共9例（11株）。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病例组中心静脉置管比例、抗菌药物使用种类、使用抗菌药物种类≥4种比例均高于对照组;病例组清蛋白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危重症COVID-19合并多重耐药菌感染独立危险因素为抗菌药物使用种类≥4种（OR=17.104,95%CI：1.805~162.033）,清蛋白为保护因素（OR=0.834,95%CI：0.709~0.982）。结论 危重症COVID-19患者应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高清蛋白水平,有利于预防与控制危重症COVID-19合并多重耐药菌感染的发生。     

传染病动力学模型在登革热疫情防控中的应用

目的 应用传染病动力学模型研究登革热暴发流行的传播规律,并对灭蚊、病例隔离等防控措施的效果进行定量评价。 方法 根据登革热疾病的自然史建立登革热暴发流行的SEIR模型。收集2014年广州市的登革热暴发疫情数据,将模型与之拟合,利用χ²检验评价模型模拟数据与实际疫情数据的拟合优度,获得模型关键参数。应用模型模拟一起由输入性病例引发的社区暴发疫情,并对无干预、灭蚊、隔离、灭蚊+隔离状态下的疫情发展趋势及不同防控效果进行定量评价,寻找最优防控方案。 结果 通过模型模拟,在10 000人的社区中输入1例感染登革II型病毒病例,未干预状态下,登革热疫情发展很快,发病人数呈直线上升趋势,疫情持续超过100 d,超过450人发病。采取隔离措施后,疫情控制效果不明显。采取灭蚊措施后,疫情很快得到控制。采取灭蚊+隔离综合措施的效果和采取单项灭蚊措施效果无差别,越早采取灭蚊措施效果越好。 结论 在登革热的暴发疫情处置中,灭蚊是最关键的防控措施,一旦疫情在人群中形成传播,隔离并不能达到阻断传染源的目的 ,只能作为疫情控制的辅助措施。     

新冠肺炎疑似或确诊轻症病例医学隔离管理风险评估表的构建

目的构建新冠肺炎疑似或确诊轻症病例医学隔离管理风险评估表,为精准识别高危病例并进行针对性治疗与护理提供参考。方法基于文献分析法、半结构访谈法,通过两轮德尔菲专家咨询,确定新冠肺炎疑似或确诊轻症病例医学隔离管理风险评估表。结果两轮专家咨询积极系数分别为100％和88.24%,权威系数分别为0.847和0.863,两轮专家咨询指标变异系数为0～0.35,肯德尔协调系数为0.187～0.324。构建的风险评估表包括一级指标4项,二级指标21项,三级指标77项。结论构建的风险评估表具有较高科学性和可靠性,但仍需进     

学龄前儿童居家隔离期间睡眠问题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学龄前儿童居家隔离期间的睡眠问题及影响因素,为降低因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而居家隔离和限制活动对儿童健康的影响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2020年3月15-28日对16 094名3~6岁儿童进行在线调查。由家长填写一般资料、标准中文版儿童睡眠习惯问卷(CSHQ)以及长处和困难问卷(SDQ),收集儿童睡眠及情绪/行为相关数据。结果 学龄前儿童睡眠问题的发生率为76.8%(CSHQ总分＞41),与年龄、家长受教育程度及家庭类型等人口社会学因素显著相关(χ²=66.98、36.51、11.01, P＜0.05)。控制人口社会学因素后,情绪/行为问题越严重的儿童,睡眠问题的发生风险越高。结论 疫情期间学龄前儿童睡眠问题普遍存在,与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相关,应当进行综合干预,从而将因疫情而居家隔离和限制活动对儿童健康的影响降至最低。     

新冠疫情期间检疫隔离人群焦虑和抑郁状况调查研究

目的了解新冠病毒疫情期间检疫隔离群体心理状况,为心理干预提供参考。方法调查纳入2020年4月7日-5月26日期间由境外或重点疫区进入深圳的定点酒店检疫隔离人员,隔离人员需在隔离开始24 h内完成心理筛查。共收集调查问卷2219份,最后得到1705人填写的合格问卷,有效回收率为76.8%。采用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HQ-9)、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对检疫隔离人群进行心理问题筛查,统计方法包括t检验、方差分析及Pearson相关性分析、Logistic回归等。结果检疫隔离者抑郁、焦虑的检出率分别是15.8%、14.8%,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女性(OR=1.526)和对隔离部分理解及不理解(OR=3.273;OR=3.148)是检疫隔离者焦虑的危险因素;经济条件一般及较好(OR=0.422;OR=0.305)是检疫隔离者焦虑的保护因素;女性(OR=1.323)和对隔离部分理解及不理解(OR=3.387;OR=3.153)是检疫隔离者出现抑郁的危险因素;经济条件一般及较好(OR=0.627;OR=0.373)是检疫隔离者抑郁的保护因素。结论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期间,检疫隔离者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表现,需重点加强对女性、经济条件差、对隔离态度较差人群的心理疏导与社会支持。     

社会因素与自杀

自杀是一种社会现象 ,也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自杀不仅结束自己的生命 ,也给周围亲人带来极大的悲痛。自杀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整合状况和社会的稳定[1] 。社会因素包括宏观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和具备社会内涵的具体因素 ,如职业、婚姻家庭、隔离、社会感应等[1,2 ] 。1　宏观的社会因素1 .1　政治动乱 :我国“文革” 1 0年动乱 ,国民经济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受到极大的破坏。在那段时间里 ,文艺界和知识阶层人士的自杀可能是历来最高的。苏联解体前后 ( 2 0世纪 90年代 ) ,俄罗斯 ( 4 1 /1 0万 /1 995 )及其加盟国家 (白俄罗斯 …     

聚集性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某综合医院隔离留观病房运行分析与思考

2020年6月中旬,北京市新发地聚集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首都医科大学大兴教学医院共确诊新冠肺炎患者65例。通过临时改建隔离留观病房,建立隔离留观病房工作机制与工作流程,探索适宜的会诊方法等措施,保障了隔离留观病房的平稳运行。通过总结、分析疫情期间患者就诊情况及诊治效果,认为聚集性疫情发生后患者的就诊行为有一定特点与规律性,隔离留观病房在新冠肺炎排查、诊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旦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可根据具体情况设置、运行隔离留观病房。     

社区老年人社会隔离与抑郁症状的纵向研究

目的 采用交叉滞后分析模型探讨社区老年人社会隔离与抑郁症状的纵向关联。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对济南市789名社区老年人在2019年10月至2020年8月进行为期10个月的纵向追踪调查,使用Lubben社会网络量表简化版和老年抑郁量表简化版进行两次测量（T1和T2）。结果 社区老年人社会隔离与抑郁症状均具有一定稳定性;2个时间点的社会隔离与抑郁症状均呈负相关（r=-0.429,-0.327,P<0.001）。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显示,在控制T1抑郁症状后,T1社会隔离显著预测T2抑郁症状（β=-0.136,P<0.001）;控制T1社会隔离后,T1抑郁症状对T2社会隔离的预测作用无统计学意义（β=-0.012,P=0.750）。结论 社会隔离是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前因变量,社会隔离可以显著预测抑郁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