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精神科患者探视的护理干预

由于精神病患者病程长,难于治愈,且易复发而致反复住院,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使家属对患者疾病的康复丧失信心,护士应采取必要的护理干预,利用探视机会,认真宣传相关精神卫生知识、预防措施,让探视者了解精神病的性质、症状表现和康复因素,给患者更多的体谅、理解、关怀和爱护,促进患者早日康复。本文从探视前,中,后分别探讨探视中的各种问题并加以分析。     

阿立哌唑治疗伴有精神症状的成人抽动秽语综合征1例

1病例
　　患者，男性，31岁，无业。于1996年无诱因出现不自主扭头颈、点头、眨眼睛、歪嘴巴等动作，每天数十次，同时发出“哼哼”声，有时说脏话，无法自控，病情逐渐加重。2002年无明显诱因出现自言自语，语乱，称“脑子里总有小人在讲话，不受自己控制”。经常发脾气，打骂父母，坚信父母联合外人来害自己，要用电褥子电死自己，故意让自己去医院看病是在害自己，扬言要杀死父母，冲动毁物，挥霍、乱花钱，多次无故外跑，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多年来，患者多处就诊，诊断“精神分裂症、抽动秽语综合征”。先后服用氟哌啶醇片（最大剂量8 mg/d）、异丙嗪（最大剂量250 mg/d）、丙戊酸钠缓释片（最大剂量1.0 g/d）、奎硫平（最大剂量700 mg/d）及奥氮平（最大剂量15 mg/d）等治疗，抽动症状控制欠佳，患者服药依从性差，病情反复发作。自2012年12月3日逐渐换用阿立哌唑口服治疗，起始剂量10 mg/d，4 d后加至20 mg/d，治疗16 d后抽动症状基本消失，精神症状亦随之缓解。     

互动式歌唱表演对轻中度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抑郁、精神行为和运动训练参与率的影响

目的 观察互动式歌唱表演对轻中度阿尔茨海默病（AD）患者抑郁、精神行为症状及运动训练参与率的影响。方法 选取符合入组条件≥60周岁AD患者63例，随机分为研究组（31例）和对照组（32例）。所有受试患者常规药物治疗及常规运动训练，对照组接受被动性音乐治疗，研究组接受以互动歌唱为主的主动性音乐治疗，1次/d，每次1小时，每周训练5天，持续干预6个月。于治疗前、治疗1个月后、治疗3个月后、治疗6个月后分别采用康奈尔痴呆抑郁量表（CSDD）评分、阿尔茨海默病病理行为（BEHAVE AD）评分、参与率进行评估。结果 治疗1个月、3个月后，研究组CSDD评分较治疗前均降低（P<0.05）；治疗6个月后，研究组患者CSDD评分较治疗前、治疗1个月、3个月后均显著降低（P<0.05），且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1个月、3个月后，研究组BEHAVE AD评分较治疗前均降低（P<0.05）；治疗6个月后，研究组患者BEHAVE AD评分较治疗前、治疗1个月、3个月后均显著降低（P<0.05），且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6个月后，两组运动训练参与率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互动式歌唱表演可能对改善轻中度AD患者的抑郁和精神行为症状有着积极的疗效，同时对提高受试者运动训练的参与率可能有着更积极的疗效。     

非典型抗精神病药治疗痴呆的精神行为症状的疗效

〔摘 要〕 目的：比较两种非典型抗精神病药治疗痴呆的精神行为症状（BPSD）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将莆田市 慈康医院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3 月期间收治的 BPSD 患者 81 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随机分为两组， 观察组（41 例）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增加奥氮平治疗，对照组（40 例）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增加利培酮治疗，连续服药 2 个月 后比较两组患者的药物不良反应、精神行为及日常生活能力、神经精神状态和精神症状改善情况。结果：治疗后，观察组 患者的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神经精神科问卷（NPI）和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后，观察组精神行为改善时间为（20.42 ± 3.48）d，明显低于对照组的（29.86 ± 3.57）d，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采用奥氮平治疗 BPSD 患者的效果优于利培酮，能更快、更好地改善患者神经精神状态，降低疾病严重程度，提高 患者日常生活能力，且不良反应相对较少。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中学生自杀意念及尝试自杀影响因素分析

了解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中学生自杀相关行为的流行现状及影响因素,为有针对性地开展中学生自杀行为的预防工作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运用两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采用青少年健康调查问卷、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儿童期虐待问卷、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等对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的6 139名中学生进行调查,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中学生自杀行为影响因素.结果 1 241名(20.2%)中学生在过去12个月里有过自杀意念,250名(4.1%)在过去12个月里尝试自杀.中学生自杀意念与女性、不住校、独生子女、吸烟、与教师关系较差、与同学关系较差、存在校园暴力行为、被躯体虐待、性虐待、被情感忽视、有抑郁症状、有睡眠障碍呈正相关(OR值分别为1.67,1.64,0.84,0.72,0.67,0.58,2.06,2.45,2.12,1.68,2.82,1.62);尝试自杀与女性、不住校、吸烟、与教师关系较差、与同学关系较差、存在校园暴力行为、被躯体虐待、性虐待、被躯体忽视、有抑郁症状、有睡眠障碍呈正相关(OR值分别为1.52,2.25,0.52,0.49,0.47,1.79,2.17,1.97,1.94,3.14,1.66).结论 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自杀意念较为普遍,教师和家长应高度重视,早期识别学生的自杀风险,以减少自杀相关行为的发生.     

基于发展生态理论的儿童虐待风险因素及其累积效应

儿童虐待(child abuse)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问题[1],指对儿童有抚养义务、看管和操纵权利的人做出足以对儿童心理健康、成长发育造成潜移默化影响的伤害行为,分性虐待、躯体虐待、情感虐待、躯体忽视和情感忽视5种类型[2].据报道,美国儿童虐待的发生率高达53%[3];我国大学生儿童期虐待比例为47.1%,其中情感虐待、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所占比例较高[4].在中学生样本中虐待比例高达78%[5].可见,父母对孩子的虐待在我国的发生率非常高,可能与我国对儿童虐待的预防措施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有关.因此,需明确影响儿童虐待的风险因素,并使用更好的预测方式即累积风险视角来识别和预测儿童虐待的发生风险.     

大学生焦虑状态下心率变异性指标分析

探讨大学生在焦虑状态下心率变化的特点,为开展大学生心理测量及筛查提供参考.方法 在校园招募中,采用整群随机抽样共收集有效样本245例,从中随机抽取焦虑组和对照组大学生各53名,采集静息状态下心率变异性指标并进行比较.结果 对照组时域指标正常窦性心搏RR间期的标准差(SDNN)高于焦虑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64,P<0.01),对照组时域指标全程相邻RR间期差值的均方根(RMSSD)高于焦虑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28,P<0.01);焦虑组频域指标低频与高频功率比(LF/HF)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99,P<0.01);焦虑组频域指标HF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45,P<0.05);在频域指标VLF中,焦虑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35,P<0.05).结论 心率变异性指标在焦虑组和对照组大学生之间存在差异,可作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测量的指标之一.     

抑郁症患者躯体化症状的研究进展

抑郁症是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之一,患者躯体化症状发生率很高,涉及全身各个系统和部位,严重程度多达中重度以上,对患者的认知功能、抑郁程度及生活质量等产生严重的影响。本文归纳了躯体化症状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性别年龄、抑郁焦虑情绪、述情障碍等;阐述了抑郁症患者躯体化症状的心理治疗、物理治疗、运动治疗等非药物干预现状。目前国内外尚缺乏对躯体化症状的深入探索和针对性有效管理,亟需开展抑郁症患者躯体化症状综合管理的系统研究。     

精神分裂症患者医疗保险类型与社区卫生服务需求相关性分析

目的调查恢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医疗保险类型与社区卫生服务需求的基本状况,探讨医疗保险类型与社区卫生服务需求两者之间相关性。方法采用自行设计问卷对金牛区营门口社区医院及其附近的多家社区医院内248例恢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患者的人口学基本信息、医疗保险类型、社区服务需求现状及社区服务获取方式等相关内容。结果共发出调查问卷248份,回收有效问卷243份,问卷回收率97.98%。公费医疗者对疾病的预后与康复知识需求(χ2=13.995,P=0.016)、个人饮食照护需求(χ2=32.397,P<0.001)、个人卫生照料需求(χ2=29.116,P<0.001)、能出行和乘用公共车辆需求(χ2=23.927,P<0.001)、训练日常生活技能需求(χ2=33.805,P<0.001)、家庭照料需求(χ2=13.769,P=0.017)及与家属如何相处需求(χ2=13.748,P=0.017)均较高。患者对互联网的需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2.799,P=0.025;其中自费者对互联网的需求要求最高,占60.00%。结论精神分裂症患者医疗保险类型会影响其社区卫生服务需求,两者之间存在相关性。     

农村青少年不同时期家庭逆境与精神病理症状的关联

目的探讨家庭逆境致精神病理症状结局的累积性与关键期效应,为预防与干预逆境伤害提供依据。方法2017年12月,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安徽省阜阳地区2所农村学校的710名青少年。采用《童年期不良经历问卷》评估家庭逆境,《MacArthur健康与行为问卷》评价内化症状和外化症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家庭逆境发生时间与数量和精神病理症状的关联。结果持续家庭逆境组与内化症状、外化症状增加均有相关性[β值(95%CI)分别为0.35(0.15~0.54),0.16(0.01~0.32)]。家庭逆境数量为2和≥3与内化症状[β值(95%CI)分别为0.20(0.04~0.36),0.42(0.24~0.60)]、外化症状[β值(95%CI)分别为0.14(0.01~0.26),0.23(0.09~0.37)]增加有关。在仅童年期家庭逆境中,家庭逆境数量为2和≥3的内化症状[β值(95%CI)分别为0.23(0.06~0.41),0.34(0.11~0.58)]、外化症状[β值(95%CI)分别为0.17(0.02~0.31),0.21(0.02~0.39)]的风险增高。在持续家庭逆境组中,逆境数量≥3与内化症状、外化症状相关[(β值(95%CI)分别为0.56(0.31~0.82),0.24(0.02~0.45)]。仅青春期家庭逆境与精神病理症状无关。结论家庭逆境的多次发生可增加精神病理症状风险,童年期可能是家庭逆境致精神病理症状的关键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