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经》疫病防治理论浅析

疫病严重危害着人类生命与健康。中医药学在几千年的疫病防治过程中不仅有独特的理论研究,而且积累了较丰富的防治经验。《内经》阐述了运气变化与疫病发生的相关性、疫病的病因病机、疫病的发病规律及疫病的防治等内容,其中,关于疫病防治理论对于指导现今防治疫病仍具有重要价值,对于当前防控甲型H1N1型流感疫情,提高公众的自我保护能力更具有现实意义。     

浅谈《伤寒杂病论》与疫病

<正>疫病是急性烈性传染性疾病的总称。中国古代称之为疫疠、时行、天行、瘟疫等,其具有播散迅速、传染性强、病情严重、病死率高的特点,对社会影响重大且一直是人类防治疾病的主要内容。东汉.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著成《伤寒杂病论》,该巨著真实详尽的记述了当时仲景防治疫病的情况,并且阐述了当时疫病的临床特点、发生机制、辨证治疗等方面的内容,是我国古代治疗疫病的重要著作,为后世医家防治疫病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奠定了急性传染病辨证论治的理论和临床基础,故伤寒学说可视为经典的疫病学说。     

《黄帝内经》疫病发病与防治理论概述

疫病指的是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的疾病,早在《黄帝内经》中已有相关记载,其中关于疫病发病与防治的理论至今仍对我们有所启示。《黄帝内经》认为疫病发病与天、人、邪三方面因素有关,人的正气虚又逢气候、运气失常时则易感邪而发病。疫病的病因病机应根据临床表现分析,也可结合运气学说根据发病时间分析。疫病的防治应重视治未病,既要避邪有时又要扶正祛邪,制定防治方案时应审察病机、无失气宜,且三因制宜可多种防治手段并举。     

浅述我国古代防治疫病的思想

从疫病的病因、传染方式和传变途径上认识疫病;从治未病、既病防变、瘥后防复上阐述了我国古代防治疫病的思想.认为我国古代防治疫病的思想丰富,理论和方法行之有效.     

《山海经》疫病防治探析

通过探讨《山海经》中关于疫病的内容,研究古人对疫病病因病机的认识及防治思想。《山海经》在防治疫病方面具有未病先防、多用酸甘药及重视外治法的特点,对探究疫病的起源及指导现代疫病诊治具有重要价值。     

探析《温疫论》中治疫思想及其在现今疫病治疗中的应用

文章基于中医药有效防治现今疫病流行的背景下,发掘《温疫论》中的治疫思想,为疫病诊疗提供重要思路。通过对《温疫论》治疫思想的整理,发现吴又可在辨证疫病精准施治、先证施治截断病程与治疫用药均有独到见解,并且在现今疫病临床治疗中得到广泛应用,取得显著疗效。探求中医古籍中的原始诊疗思维,着力于发展中医学术,为中医临床防疫实践提供理论基础。     

《黄帝内经》君相二火与温疫的关系

温疫的发生有内在的自然科学背景,五运六气理论以《黄帝内经》"人与天地相参"整体观为指导思想,认为君火、相火的变化与温疫发生有密切关系,即客气中的君相二火影响疫病的发生,主气中的君相二火影响疫病发生的程度。君相二火司天、在泉,与岁火之岁相合,或不能正常迁正、退位,易引发温疫。     

周扬俊疫病学说拾缀

周扬俊,字禹锡,清代著名医家,于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著成《温热暑疫全书》四卷,依次论述温病、热病、暑病、疫病,其在疫病方面继承并发扬了吴有性的学术思想,同时辨证借鉴喻昌在疫病方面的观点,形成了自己对于疫病的独到见解,沿用以"疫"对疫病命名,认为"尸气"在疫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有重要意义,提出疫病的致病特点在于"三焦混淆,内外无间,不分表里,直行中道",并强调"凡疫邪贵乎早下"的驱邪观点,对疫病的防治尤为重视。其诸多观点虽源于前人,但亦有可挖掘学习之处。     

《松峰说疫》疫病预防思想探析

《松峰说疫》是清代刘奎的一部较为全面论述疫病的中医温病著作,其中蕴含有丰富的疫病预防思想。通过系统挖掘与整理其中相关内容,从疫病预防的理论认识、治则治法与具体方药等方面,以全面阐述《松峰说疫》疫病预防思想体系,可为当前防治疫病提供借鉴。     

中医对“非典“的认识

作者针对当前抗“非典”形势，结合传统中医理论对疫病的认识，阐明了疫病发生与气候变化的密切关系以及疫病的防治应当中西医结合的观点。在运用中医药防治“非典”方面，应抓住湿热疫毒犯肺的关键病机，把握主症中高热、气喘两关，注意因人而异，辨证施治。     

论《黄帝内经》“形神合一”理论及其身心医学思想

摘要《黄帝内经》“形神合一”理论蕴含着丰富的身心医学思想。对“形神合一”理论的源流、基本内容及其相关生理病理机制进行探讨，阐述其有效指导临床、维持身心健康和防治身心疾病、丰富现代身心医学内涵的重要意义。     

基于《内经》营卫理论探讨卒中后失眠的诊治

基于《内经》营卫理论阐述营卫与卒中、营卫与不寐、营卫与卒中后失眠(PSI)的关系，探讨基于营卫理论指导下PSI的诊治。病后体虚、营卫失和是PSI的发病关键。分析PSI的方药、针灸治疗原则及辨证分型，进而更好地指导临床，科学防治。     

疫病的三个高峰与中医临床的步伐

历史上中医临床的进展与疫病的高发密切相关。汉末魏晋时期产生了《伤寒论》,金元时期受疫病影响,有火热论、《脾胃论》,明清时期在《温疫论》以后出现温病学派。在疫病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中医形成了辨证论治的基本方法和临床的诊疗体系,中医临床的进展从未止步。     

基于《脾胃论》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中医药防治

基于《脾胃论》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中医药防治。认为《脾胃论》实由当时的汴京大疫催生而成,其中从内伤出发、重视扶正思想对防治疫病具有重要意义。结合《脾胃论》分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致病特点、临床特征、病理免疫等,认为该病的发生发展与脾胃虚弱、阴火刑肺密切相关,补脾胃、泻阴火可用于防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和重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从《黄帝内经》"治未病"论高血压病防治

通过阐述<黄帝内经>"治未病"理论的科学内涵,探讨"治未病"理论对高血压病防治思路及方法的指导作用,以期拓宽高血压病防治思路及提高诊疗水平.     

中医药基于阴阳理论干预能量代谢防治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机制研究＊

能量代谢是一切生命活动的基础，能量代谢失衡与多种重大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阴阳理论是中医学最为重要的哲学思想，同样伴随着人类的生老病死。本文阐述了能量代谢与骨质疏松症、能量代谢与中医学阴阳理论的关系，并探讨中医药从阴阳理论角度干预能量代谢防治骨质疏松症的机制，为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防治拓宽思路。     

《伤寒杂病论》对《黄帝内经》痹证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中医对痹证理论的详细阐述首见于《黄帝内经》。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在继承《黄帝内经》痹证理论的基础之上，根据其医学经验和医学实践，富有创新性地发展了痹证理论。从《黄帝内经》与《伤寒杂病论》中有关痹证病因病机、辨证分类、治疗体系等的论述展开探讨，认为两部经典均将痹证归因于正气不足与外感风寒湿邪。《伤寒杂病论》对痹证创新性的辨证分类，为其诸多经方的创制提供了基础，并使其与《黄帝内经》的朴素分类与针药治疗相区别又各具特色。此外，《难经》也发挥了介导痹证理论自《黄帝内经》向《伤寒杂病论》发展的桥梁作用。以上均对后世医家理解和治疗痹证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医疫病学之研究（上）

古代中国是个多疫病的国家，我国劳动人民与疫病进行了顽强的抗争。本文从疫病病名沿革、疫病病因、疫病学派、疫病防治经验等四个方面对中医疫病学进行研究，概述疫病学的发展过程，研究疫病学的学术特点和疫病病因，并通过概括历史上有代表性的瘟疫的治疗特点，领悟古代医家治疫思想和方法，以期对现代防治传染病有所启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中医药疫病预防与治疗的思考与展望

结合传统中医疫病防控文献相关记载与现代研究成果,对中医药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实践中的问题包括中医疫病防治的理论价值、存在问题及发展方向进行探讨。中医疫病防治理论具有特色及实践价值,其理论来自实践,而认识具有特色甚至超前性,如环境因素与疫病性质相关、不同属性的疫病会有不同发展规律等;中医疫病理论体系是一个比对数据库,其以经典理论为依托,以现场调研为基础,围绕核心病机配合个体化辨证的防治体系,对于新发传染病的防控是一种成功模式。目前传染病的中医预防理论缺乏完整体系,其方法众多但基础研究及系统评价不足;常见预防方法已经涵盖了传染病的基本要素,但存在缺陷;疫病预防理论基础需要再讨论,预服中药预防需要研究证据支撑。以现代传染病规律为基础,多学科协作,做好基础贮备,可提升中医疫病精准预防及治疗能力,而加强中医疫病理论内涵研究与多学科基础研究储备是中医疫病事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中医疫病学发展的历史沿革(一)

中医学对于疫病的记载最早可见于先秦时期的文献中。但对于疫病的系统认识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本文首篇即从秦汉时期到魏晋、隋唐、两宋以及金、元、明时期，对疫病病因的认识、病名的认定及辨治的理法方药等方面的发展等的历史沿革进行了梳理，以期对临床进一步认识与有效防治疫病有所裨益，并特别论述到元末明初王履有关《内经》“承制生化”理论的阐释和发挥，是与现代医学用免疫学理论辨治疫病的思路和方法相通应的。第二篇则讲述了明清时期开创于明代吴又可的中医温疫学派的形成，温疫各家有关疫病的理论和辨治湿热疫、热毒疫及瘀毒疫的经验和经典方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