脓毒症研究概况

脓毒症是严重创伤、烧伤、休克、大手术后常见的并发症 ,是创伤、烧伤患者重要的死亡原因之一[1,2 ] 。美国每年有 75万脓毒症患者 ,其中约 2 2～2 5万人死亡 ,并呈逐年上升趋势。由于创伤导致的脓毒症和多脏器功能衰竭在重症监护病房 (ＩＣＵ)内的病死率为 60 %。有报告称 ,尽管抗生素治疗有新的进展 ,但脓毒症的病死率从 1980年的4 .2人 10万人上升到 1992年的 7.7人 10万人 ,12年间增加了 83% [3] 。一、几个名词概念长期以来 ,文献上将感染、菌血症、脓毒症、脓毒综合征、脓毒性休克等混用。Ｆａｂｉａｎ等[4 ] 曾作如下的表述 :感染…     

脓毒症研究现状与思考

脓毒症是严重创伤、烧伤、休克、大手术后常见的并发症,也是严重创伤、烧伤患者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由创伤导致的脓毒症和MODS在ICU内的病死率高达60%[1,2].有报道称,尽管抗生素治疗有新进展,但脓毒症的病死率却呈不断上升趋势,从1980年的4.2/10万上升到1992年的7.7/10万,12年间增加了83%[2].     

创伤脓毒症患者血浆中IL-12p70、TNF-α、IL-1b、IL-6、IL-8、IL-10的变化及其意义

近几十年,全球每年创伤的死亡人数在数千万人以上,并成为45岁以下人群的首要死因[1].而这些创伤患者后期大多是因并发严重脓毒症及MODS而死亡的.创伤与脓毒症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脓毒症是创伤患者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容易进一步导致多脏器功能不全,是创伤死亡的三个主要原因之一[2].笔者旨在观察创伤脓毒症患者血浆中IL-12p70、TNF-α、IL-1b、IL-6、IL-8、IL-10的变化及其意义.     

对严重缺陷新生儿放弃治疗的伦理学思考

新生儿严重缺陷是婴儿死亡、儿童或成人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严重影响患儿及家庭的生活质量,给社会、家庭带来沉重负担.我国严重缺陷新生儿发生率较高,北京大学出生缺陷监测中心于2000年监测结果表明,出生缺陷发生率为10‰～25‰,全国每年出生的缺陷患儿有50万～60万(包括有严重缺陷的新生儿)[1].对有严重缺陷的新生儿是维持生命治疗还是终止治疗,在伦理学上和现实生活中存在很大的争议.     

基因多态性影响颅脑损伤预后的研究进展

创伤性脑损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是导致35岁以下人群死亡和残疾的首要原因[1-2].在美国,每年大约有150万人遭受TBI,超过300万人生活在TBI所致的残疾中[3].TBI后1年内,约40％ TBI住院患者无法完全恢复至伤前的状态[4],加重了家庭和社会的负担.近年研究表明,创伤严重度相近的TBI患者预后存在显著的差异,原因之一在于个体的基因多态性差异[1,5-7].基因多态性是指在一个生物群体中,同时和经常存在两种或多种不连续的变异型、基因型或等位基因.基因多态性在通常情况下不会对宿主造成影响,但在TBI后却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脑外伤后生长激素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由于道路交通事故等原因导致的创伤性脑损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发生率也呈现逐渐增高的趋势.美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例TBI患者进入急诊,其中约有5万例患者死亡[1].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也预计,到2020年,TBI将成为全球致死、致残的主要原因[2].由于近年外伤救助手段和复苏技术的提高,TBI患者的生存率也得已提高,TBI导致的垂体功能障碍也逐渐引起了关注.研究表明,垂体功能障碍可能会导致生长激素、甲状腺素及性腺轴出现不同程度低下,其发生率为25％～68％[3-5].而垂体功能的减退又可导致TBI患者的生理机能、心理状况进一步恶化,严重影响患者的康复.     

炎症信号传导通路的再程序化——控制脓毒症发生发展的有效途径

尽管在过去的20年中对脓毒症的发病机制、诊断和防治研究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但是脓毒症发病率以及脓毒症休克死亡率仍然居高不下(30%～70%).全世界每年死于各种疾病的人口总数约5 000万,其中1 700万人死于感染性疾病1,每年脓毒症患者的治疗费用在欧洲和美国分别为76亿欧元和174亿美元2.对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住院危重患者的最新流行病学调查表明,从1996年至2004 年脓毒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呈逐年递增趋势3.而且脓毒症休克患者的死亡率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无明显差异,说明对脓毒症和脓毒症休克尚缺乏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措施.因此,深入研究脓毒症的发病机制和寻找新的有效干预途径是目前控制脓毒症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的当务之急.     

高压氧联合臭氧治疗糖尿病足40例疗效观察CSCD

糖尿病足是指糖尿病患者因下肢神经、血管的病变导致的足部感染、溃疡和/或深部组织的破坏[1].它是糖尿病患者严重的并发症之一,也是其致残、致死的主要原因.目前糖尿病足的发病率呈逐年攀升的趋势,每年截肢的人群中大约一半为糖尿病足患者[2].到目前为止,临床上糖尿病足的主要治疗措施为控制血糖、降压、降脂、改善微循环及其他的对症治疗,但治疗较困难,且疗效并不满意.近年来,高压氧作为临床上一种物理治疗手段在糖尿病足的治疗上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有研究[3]报道,使用高压氧辅助治疗糖尿病足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医用臭氧应用在治疗糖尿病足溃疡上一直饱受争议.有研究[4-5]证实,在严格遵循适应证和操作规范的情况下,臭氧治疗糖尿病足慢性溃疡面可以取得满意的治疗效果.我院血管外科从2014年9月开始应用高压氧联合臭氧治疗（包括臭氧气浴和臭氧自体血回输）糖尿病足患者,取得较好的临床效果.现报道如下.     

1例MRSA引起严重脓毒症的病例分析

近年来,国内外小儿脓毒症发生率及病死率居高不下[1].小儿脓毒症常见病原菌包括葡萄球菌、肺炎链球菌、大肠埃希菌等[2],其中金黄色葡萄球菌最常见,而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致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国内报道[3]显示,小儿SA脓毒症中MRSA检出率为 32.1%,这使脓毒症治疗难度加大,成为当前威胁患儿生命的危重症之一.因感染是脓毒症的基础,所以早期合理的抗菌治疗可迅速清除患儿体内的病原微生物,是降低病死率的关键环节[4].对1例MRSA引起严重脓毒症患者的抗感染治疗做一分析,旨在为临床合理选择抗菌药物提供参考.     

脓毒症的流行病学研究进展

脓毒症（sepsis）是创伤、烧伤、休克、感染等临床急危重病患者的常见严重并发症之一，一份来自北美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脓毒症的发病率大约是0．3％，所有患者中老年人的死亡率大约是30％～40％，而感染性休克患者的死亡率可高达50％以上。美国每年有75万脓毒症患者，约9％的脓毒症患者发展成重症脓毒症（severe sepsis），3％发展为脓毒性休克（septic shock），超过21万（28％）死亡，是ICU中主要的死亡原因。近年来，尽管早期积极地抗感染、液体复苏及相关脏器的功能支持，但总体病死率仍居高不下。因此对脓毒症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有助于阐明其发病规律及影响因素，对指导临床治疗具有重要的意义。     

脓毒症时中枢调节外周免疫反应的研究进展

脓毒症是一种由感染所诱发失控的、持久性全身炎症反应[1].近年来,随着对脓毒症研究的深入,发现临床脓毒症患者常伴有严重的免疫功能紊乱.然而,至今对脓毒症状态下机体免疫反应障碍的确切机制及其病理生理意义仍不明确,给脓毒症的临床救治带来诸多困难[2].因此,进一步探讨免疫紊乱的发生机制,进而寻求新的干预靶点和免疫调理措施已成为脓毒症防治的新方向.近年来的研究提示,中枢神经系统(CNS)可调控外周免疫应答和炎症反应,在脓毒症的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其相关干预途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3].自主神经系统在CNS与外周免疫系统的联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使大脑能实时监测外周免疫状态并调控炎症反应.笔者拟对CNS调节外周免疫效应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为探讨严重脓毒症的合理干预措施提供新思路.     

脓毒症时内皮细胞功能损伤标志物研究进展

<正>脓毒症是由宿主对感染的反应失调,产生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研究显示,全球每年3 000多万人患脓毒症,其中,约600万人死亡[1]。近年来有研究发现,内皮功能障碍对脓毒症的发生发展起重要作用,并且是脓毒症患者器官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2]。正常时,内皮细胞是维持血管内膜完整的重要物理屏障,并能通过释放各种生物活性物质对机体内环境的改变做出相应的调节[3]。脓毒症时,内毒素和炎症细胞因子等大量释放,直接损伤血管内皮细胞。     

头盔与颅脑伤

道路交通伤是全球性重大公共问题.世界卫生组织(WHO)预期,至2020年,道路交通伤将成为第三位DALY(因残废和早死而损失的寿命年数)[1].目前,全球每年因道路交通事故致死者约120万,伤3 000万～5 000万,其中,约1/3为青年人,而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摩托车手、骑自行车人等弱势群体成员[2].     

颅脑损伤隐匿脑血管病的诊治策略

交通事故发生率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死亡人数居高不下.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至2020年,发达国家10万人死亡数将减少27％,达7.8人,而发展中国家将增加83％,达19.0人,总体增加67％,达17.4人[1].每年以每10万人口道路交通死亡人数计算,低、中、高收入国家道路死亡率分别为21.5/10万、19.5/10万和10.3/10万,平均为18.8/10万[2].在各种损伤中,颅脑损伤发生率高,仅次于四肢损伤.交通伤也不例外.张良等[3]在分析重庆城乡0 ～19岁人群交通伤害特点与危险因素中发现,交通伤害中颅脑损伤发生率最高,造成的危害也最大,是第一位的致死原因.虽然CT的问世为颅脑损伤的早期诊治带来了里程碑式的发展,但是仍有一部分颅脑损伤患者一直困扰着临床医师(尤其是年轻的外科医师),那就是隐匿脑血管病的颅脑损伤.     

脓毒症患者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PD-1表达率的临床研究

目的 探讨脓毒症患者外周血T淋巴细胞中程序性死亡因子-1(PD-1)表达率变化在脓毒症发生发展、判断疾病严重程度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研究2019年1月—2020年1月东莞东华医院急诊重症监护病房(EICU)和ICU确诊的脓毒症患者60例,其中男性32例,女性28例;平均年龄(59.7±17.7)岁;致伤原因:道路交通伤24例,意外跌伤12例,高处坠落伤7例,挤压伤3例,烧烫伤2例,其他伤12例.另选同期EICU和ICU收治的43例感染患者[序贯性器官衰竭评分(SOFA)＜2分]为非脓毒症组,其中男性23例,女性20例;平均年龄(51.7±22.0)岁;致伤原因:道路交通伤18例,意外跌伤9例,高处坠落伤3例,锐器伤5例,烧烫伤1例,其他伤7例.检测两组患者外周血C反应蛋白(CRP)、白介素-6(IL-6)、降钙素原(PCT)及T淋巴细胞亚群PD-1的表达[CD3+T细胞中PD-1(PD-1/CD3+)、CD4+T细胞中PD-1、CD8+T细胞中PD-1],比较患者急性生理和慢性健康评分(APACHE Ⅱ)及SOFA评分.结果 脓毒症组与非脓毒症组 APACHE II 评分[17.50(11.00～22.75)vs.10.00(4.00～15.00)]、SOFA 评分[6.00(4.00～10.00)vs.3.00(1.00～5.00)]、PCT[9.60(3.95～49.23)ng/mL vs.0.41(0.06～9.01)ng/mL]、CRP[148.50(77.73～211.84)mg/Lvs.17.64(2.12～111.71)mg/L]、IL-6[19.47(8.17～91.38)pg/mL vs.9.75(5.47～17.56)pg/mL]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脓毒症组与非脓毒症组CD3+T细胞(％)[(50.88±15.30)vs.(57.74±13.66)]、CD4+T 细胞(％)[30.76(25.28～40.60)vs.26.54(20.65～32.60)]、CD8+T 细胞(％)[15.84(9.71～22.22)vs.25.00(14.89～28.71)]、CD4+/CD8+比值[1.85(1.23～2.57)vs.1.22(0.82～1.93)]、PD～1+总表达率[10.36(7.89～14.57)％vs.8.26(5.68～11.70)％]、CD4+T 细胞中 PD-1 表达率[17.00(13.27～23.40)％vs.14.60(10.11～18.97)％]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PCT、T细胞亚群PD-1表达与APACHE Ⅱ评分、SOFA 评分存在线性正相关(r=0.581、0.510;0.522、0.490;0.435、0.422,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影响脓毒症发生的独立因素有3个:SOFA评分(OR=2.150)、PCT(OR=2.721)、CD4+T淋巴细胞中PD-1表达率(OR=1.257);CD4+T淋巴细胞中PD-1+表达率诊断脓毒症曲线下面积(AUC)为0.770,95％CI:O.680～0.850,P＜0.05,最佳截断值为3.77,灵敏度78.33％,特异度65.12％.结论 脓毒症患者外周血CD4+T细胞中PD-1表达增高与病情严重程度密切相关,是脓毒症发生发展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     

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的微创介入治疗--椎体成形术和后凸成形术

椎体骨折是绝经后骨质疏松症最常见的并发症,是导致老年人死亡不可低估的原因[1] 。在美国,共有2 40 0万骨质疏松症患者,并以每年新增75万患者的速度递增[2 ] ,因骨质疏松性椎体骨折每年有15万人需住院治疗,每年因各种病因导致椎体骨折者总治疗费用约7.46亿美元[3 ] 。目前该病     

颈动脉硬化斑块和颈动脉狭窄无创性影像学检查及进展

脑中风是威胁人类生命安全的三大杀手之一。全世界每年约有 44 0万人死于脑血管病[1] 。在中国 ,脑中风是引起死亡的第二位原因 ,每年发病率为 ( 12～ 18)× 10 -7万 ,每年约有 10 0万人死于此病 ,死亡率为 ( 13～ 15 ) 10 -7万。脑中风的 2 /3病例是动脉硬化所致 ,颈动脉的颅外段是经常受累的部位。而颈动脉的颅外段狭窄是可经外科手术治疗的。北美症状性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协作组NASCET(NorthAmericanSymptomaticCarotidEndarterectomyTrial)和欧洲颈动脉外科协作组ECST(EuropeanCarotidSurgeryTrial) ,做了大量的临床和研究工作。…     

肺动脉栓塞影像学表现及诊断价值

在北美和欧洲深静脉栓塞 (DVT)和肺动脉栓塞 (PE)是最常见的心肺疾病之一。在美国 ,肺栓塞的死亡率男性比女性高 ,非白种人比白种人高 ,是第三位常见的心肺疾病 [1 ] 。美国 1975年统计每年超过 15万人死于急性肺栓塞 ,6 0多万人有症状性肺栓塞。1985年资料每年诊断肺栓塞的病人 12万 ,1982年资料每年死亡超过 3万人 ,肺栓塞病人如能及时做出诊断并给予治疗 ,其死亡率仅 7% ,反之约 40 %的病人死亡 [1 ,2 ]。因此诊断的及时、准确与否常常决定肺栓塞病人能否及早接受抗凝治疗。在肺栓塞诊断中 ,常用的影像方法有 (1)胸部 X线平片 ;(2 )放…     

我国创伤脓毒症基础研究新进展

脓毒症是严重创伤、烧伤、休克、大手术后常见的并发症 ,进一步发展可导致脓毒性休克、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ＭＯＤＳ) ,其病死率高达 30 %～ 5 0 % ,已成为创、烧伤患者的重要死亡原因之一[1] 。我国目前缺乏详细的临床流行病学资料 ,但据推算 ,每年可能有 30 0万例患者发生脓毒症。因此 ,创伤脓毒症发病机制及其防治是目前临床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攻克这一顽疾成为新世纪我国创、烧伤外科与危重病医学面临的中心任务。近年来 ,我国创伤脓毒症的基础与应用研究均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缩短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总体差距 ,某些领域具备参与国…     

关注树突状细胞在严重创伤感染中的作用及意义

严重创、烧伤及外科大手术应激后易并发脓毒症(sepsis),进一步发展可导致脓毒性休克及MODS,是严重创、烧伤和危重患者最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迄今为止,有关感染并发症包括脓毒症及MODS的确切发病机制尚未充分阐明,尤其是对机体免疫功能紊乱的发病过程和意义认识不足,临床缺乏有效的预防与治疗措施[1].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DC)是近年来备受人们关注的专职抗原呈递细胞(antigen presenting cell,APG),能摄取、加工及呈递抗原,启动T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是调节和维持机体免疫应答的核心因素之一,在创伤感染并发症的病理过程和干预途径中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