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医院多院区模式下绩效管理一体化探索与实践

为缓解紧张的医疗供求关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大健康需求,大型公立医院凭借自身优质的卫生资源和品牌优势发展分院区。在城市发展政策的引导下,北京某三甲医院建立了新院区。多院区模式在保证公平性原则的前提下,北京某三甲医院通过精简组织结构、调整绩效管理模式、加强沟通、建设信息平台的方式,充分发挥了绩效激励的杠杆作用,并逐步推行绩效管理一体化。     

孕中期膳食模式与孕期增重关系的前瞻性研究

  目的  研究孕中期膳食模式,探讨膳食模式与孕期增重的关系。  方法  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选取成都市某三甲妇幼医疗机构产前门诊孕8～14周单胎健康孕妇为研究对象,分别于孕8～14周、孕24～28周、孕32～36周采用3天24 小时膳食回顾法收集孕妇摄入的所有食物种类及数量并计算能量摄入量,通过因子分析建立孕中期膳食模式并计算因子得分。分别在孕8～14周、孕24～28周及分娩前1周测量孕妇体质量,计算孕期总增重、孕中期和孕晚期增重速率。采用多重线性回归方法分析孕中期膳食模式与孕期增重的关系。  结果  最终纳入有效样本1 004例,获得3种孕中期膳食模式:奶蛋全谷物型膳食模式、饮料甜点型膳食模式和传统型膳食模式。平均孕期总增重为（13.2±4.5） kg,平均孕中期增重速率为（0.4±0.2） kg/周,平均孕晚期增重速率为（0.5±0.3） kg/周。调整孕妇年龄、孕前体质量指数、膳食能量摄入量及体力活动水平等混杂因素后,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饮料甜点型膳食模式因子得分与孕期总增重和孕晚期增重速率之间均呈正相关关系〔分别为β=0.370,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0.103,0.636）,P=0.007;β=0.014,95%CI:（0.000,0.027）,P=0.049〕,传统型膳食模式因子得分与孕期总增重呈负相关关系〔β=?0.285,95%CI:（?0.555,?0.015）,P=0.039〕。未发现奶蛋全谷物型膳食模式与孕期增重相关。  结论  孕中期膳食模式与孕期增重有关,饮料甜点型膳食模式可增加孕期总增重及孕晚期增重速率,传统型膳食模式有利于控制孕期总增重。     

2017年成都地区孕妇孕早中期红肉摄入及其对妊娠期糖尿病影响的前瞻性研究

目的了解成都地区孕妇孕早、中期红肉摄入现状,探讨孕早、中期红肉摄入量对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GDM)的影响。方法采用前瞻性研究,于2017年2—7月通过立意抽样方法选取成都市某三甲妇幼医疗机构产前门诊孕8~14周单胎健康孕妇为研究对象,于纳入时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孕妇的年龄、孕前体重、孕次等基本信息。采用3天24小时膳食回顾法分别于纳入时、孕24~28周收集孕妇孕早、中期摄入的所有食物种类及数量,计算平均每日肉类、红肉摄入量及其来源构成。于孕24~28周行75 g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根据《中国妊娠合并糖尿病诊治指南(2014)》诊断GDM。将红肉摄入量按三分位法分为低、中、高三个水平组,以低水平组为参照,采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孕早、中期红肉摄入与GDM的关系。结果最终纳入有效样本985例。孕妇孕早期和孕中期肉类总摄入量分别为70.7和102.9 g/d,红肉平均摄入量分别为52.0和74.6 g/d,红肉占肉类总摄入量的比例分别为73.6%和72.5%。控制年龄、孕前体质指数、糖尿病家族史及能量摄入量等混杂因素后,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孕中期红肉摄入高水平组(>86 g/d)较低水平组(<44 g/d)GDM发生风险增加(OR=1.499,95%CI 1.028~2.185);未观察到孕早期红肉摄入量对GDM发生风险有影响(OR=1.029,95%CI 0.716~1.481)。结论成都地区孕妇孕中期红肉摄入较多,孕中期红肉摄入大于86 g/d可能增加GDM的发生风险。     

孕早期焦虑和抑郁对妊娠期糖尿病的影响

目的探讨孕早期焦虑和抑郁对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GDM)的影响。方法采用前瞻性研究,于2017年通过立意抽样方法选取四川省妇幼保健院产前门诊1426名孕8~14周单胎健康孕妇为研究对象,年龄为(28.6±4.0)岁。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其年龄、孕前体重、产次、孕次等基本信息,分别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与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收集孕早期焦虑和抑郁信息,根据中国常模标准评价其焦虑和抑郁症状;于孕24~28周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ral glucose tolerance test,OGTT),根据《中国妊娠合并糖尿病诊治指南(2014)》诊断GDM。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孕早期焦虑和抑郁对GDM的影响。结果孕早期焦虑组和抑郁组GDM发生率分别为41.8%和33.6%。孕早期妇女焦虑、抑郁、焦虑合并抑郁发生率分别为7.7%、10.5%和4.8%,<30岁组孕早期焦虑和抑郁发生率(9.0%和11.7%)均高于≥30岁组孕妇(5.3%和8.1%),初产妇组孕早期焦虑和抑郁发生率(8.8%和11.9%)均高于经产妇组(5.4%和6.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调整年龄、孕前体质指数、糖尿病家族史、孕次、产次、能量摄入量、受孕方式、文化程度、职业、吸烟否及饮酒否混杂因素后,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孕早期非焦虑组孕妇比较,焦虑组孕妇GDM发生风险增加(OR=1.556,95%CI 1.014~2.387),未观察到孕早期抑郁与GDM发生有关(P>0.05)。在<30岁孕妇中,与孕早期非焦虑组比较,孕早期焦虑组GDM发生风险增加(OR=1.654,95%CI 1.004~2.726);在初产妇中,与孕早期非焦虑组比较,焦虑组GDM发生风险增加(OR=1.633,95%CI 1.013~2.634)。在≥30岁孕妇和经产妇中,均未观察到焦虑与GDM发生风险有关(P>0.05)。结论孕妇孕早期焦虑增加GDM发生风险,30岁以下孕妇及初产妇为焦虑高危人群。     

3种医院制剂微生物限度检查方法验证

目的：建立3种医院制剂的微生物限度检查方法。方法：按常规法、培养基稀释法、薄膜过滤法的顺序逐步分析制剂抑菌活性,根据抑菌活性强弱选择适当的检查方法,进行5种菌株的回收率实验和4种控制菌检验方法验证。结果：供试品5种试验菌回收率均高于70％,控制菌均能正常检出。结论：医院制剂必须按2005年版中国药典微生物限度检查法要求,通过方法验证实验建立合理的检验方法,以保证检验结果的正确性。     

孕期奶类摄入与新生儿出生体质量关系的前瞻性研究

  目的  了解西南地区孕妇孕期奶类摄入现况,探讨孕期奶类摄入量与新生儿出生体质量的关系。  方法  采用前瞻性研究,选取成都市某三甲妇幼医疗机构产前门诊孕8～14周单胎健康妇女为研究对象。通过3 d 24小时膳食回顾法分别于孕8～14周、孕24～28周及孕32～36周收集孕早、中、晚期奶及奶制品的摄入信息,计算总奶类摄入量和饮奶率;参照《中国孕期妇女膳食指南（2016）》的奶类推荐量（300 g/d）为标准计算达标率,同时将研究对象分为不饮奶组、饮奶不足组和饮奶适宜组。利用医院信息系统收集分娩孕周、新生儿出生体质量等资料。应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孕期奶类摄入量与新生儿出生体质量的关系。  结果  最终纳入962例有效样本。孕早、中、晚期平均奶类摄入量〔中位数（P₂₅,P₇₅）〕分别为125.0（0,236.1） g/d、208.3（0,284.7） g/d、250.0（150.0,416.7） g/d,达标率分别为12.6%、33.2%和48.4%。平均新生儿出生体质量为（3 225.0±399.8） g,小于胎龄儿发生率为8.3%,大于胎龄儿发生率为3.9%。孕中期饮奶适宜组发生小于胎龄儿的风险较不饮奶组降低〔相对危险度（odds ratio, OR）=0.786,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0.385～0.976〕。孕晚期饮奶不足组和饮奶适宜组发生小于胎龄儿的风险较不饮奶组降低（分别为OR=0.672,95%CI:0.477～0.821和OR=0.497,95%CI:0.116～0.807）。未观察到孕早期奶类摄入量与新生儿出生体质量和孕中、晚期奶类摄入量与大于胎龄儿发生风险有关。  结论  西南地区孕妇各孕期奶类摄入不足问题突出,亟待改善。孕期奶类摄入与新生儿出生体质量有关,孕中、晚期奶类摄入量增加可能降低小于胎龄儿发生的风险。     

采用报告比值比法挖掘非甾体抗炎药相关肝损伤信号

目的：探讨非甾体抗炎药（NSAID）相关肝损伤信号的挖掘及报告比值比（ROR）法在信号挖掘中的应用。方法以“肝”“、胆”为关键词检索国家药品不良反应（ ADR）监测系统201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接收到的北京市上报的ADR报告,将筛选后的报告中药物与肝损伤因果关系为“肯定”“、很可能”“、可能”的病例纳入肝损伤组,其他所有病例均纳入非肝损伤组。以NSAID为目标药物,其他所有药物为非目标药物,根据ROR计算公式计算NSAID相关肝损伤的ROR及其95%置信区间（ CI）,95%CI下限〉1提示出现ADR信号。结果经删重后共14657例患者纳入研究。肝损伤组626例,其中35例为NSAID相关肝损伤;非肝损伤组14031例。在35例NSAID相关肝损伤患者中,与NSAID单方制剂相关者30例,与复方制剂相关者5例,NSAID单、复方制剂及NSAID总体相关肝损伤ROR及其95%CI分别为1.78（1.22-2.61）、1.80（0.78-4.15）、1.76（1.24-2.51）;其中,NSAID单方制剂和总体相关肝损伤95%CI下限〉1,出现ADR信号。35例肝损伤共涉及37种药物,其中单方制剂帕瑞昔布、阿司匹林和复方制剂布洛伪麻、氨酚烷胺致肝损伤ROR及其95%CI分别为8.00（2.03-27.78）、2.45（1.43-4.21）、22.00（1.40-359.32）、和11.22（1.02-123.94）,均出现ADR信号。结论对NSAID相关肝损伤的风险应予关注。ROR法有助于挖掘ADR信号,为药物的安全使用提供预警。     

柴黄片微生物限度检查法方法验证

目的：建立柴黄片的微生物限度检查方法。方法：按常规法、培养基稀释法、离心沉淀集菌法、离心稀释法的顺序逐步分析制剂抑菌活性,根据抑菌活性强弱选择适当的检查方法,进行5种菌株的回收率实验,控制菌大肠埃希菌检验方法。结果：供试品5种试验菌回收率均高于70％,控制菌能正常检出。结论：柴黄片细菌计数方法为离心稀释法（0．2ml／Ⅲ）,霉菌及酵母菌计数方法以及控制菌大肠埃希菌检验为常规法。     

论取消药品加成对公立医院的影响

分析了取消"药品加成"使公立医院面临的困境和可获得的补偿途径;提出了公立医院对于新财政补偿机制实施的难点,如"技术服务费"难以提高、药事服务费的收取和分配难以确定、医院全成本核算体系不健全和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偿标准难以衡量,并进行了相关探讨,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偿机制提供了参考依据.     

基于主诊医师负责制的住院绩效考核模式探讨

目的 建立主诊医师负责制下的住院绩效分配新模式,以适应医药分开改革的新要求.方法 探索基于医疗成果产出的岗位绩效管理考核和分配新制度,重点激励各主诊医师组医疗产出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促使各主诊医师组增加服务量、提高技术水平和诊治疾病的难度.结果 以某科室各主诊医师组为例,从科室管理、团队建设、学科发展、工作效率等角度分析医改前后的转变.结论 重点激励分配制度,逐步被医务人员所接受,并取得较为明显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