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乡两社区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发病率调查

目的:调查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病率及其人群特别是城乡人群之间的分布特点,探讨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发病的社会人口学及生物学危险因素。方法:根据2004年基线研究资料,对北京西城区和大兴区两个社区1859名≥65岁认知正常老人进行5年后再次调查;通过10/66国际痴呆研究项目组(简称10/66项目组)的全套神经心理学问卷(包括老年精神状况量表及计算机诊断系统,认知测验系统、知情人问卷及社会人口学背景问卷和危险因素问卷等)调查获得资料,运用10/66项目组广义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标准诊断程序对随访对象进行诊断,描述轻度认知功能障碍5年累积发病率,探讨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社会人口学特点及生物学危险因素。采用5年累积发病率及年平均发病率的计算方法计算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病率,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方法分析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发病的危险因素。结果:193名老人确诊为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新发病例,5年累积发病率为10.38%[95%可信区间(95%CI):9.00%～11.82%],平均年发病率2.17%(95%CI:1.76%～2.30%)。高龄(大于90岁)、居住在农村、脑卒中史、糖尿病史以及肥胖是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危险比值(HR)分别为4.66(95%CI:1.41～15.48);2.54(95%CI:1.72～3.75);3.04(95%CI:1.63～5.68);2.00(95%CI:1.14～3.50)和4.97(95%CI:3.53～7.01)],而有配偶以及较多的体育锻炼是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保护因素[HR分别为0.55(95%CI:0.40～0.76)和0.34(95%CI:0.14～0.84)]。结论:北京市城乡两社区≥65岁老年人轻度认知功能障碍5年累积发病率为10.38%,年平均发病率为2.17%,与国内外多数研究接近。高龄、居住在农村、脑卒中、糖尿病及肥胖是发病的危险因素;针对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进行干预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临床价值。     

不同类别抑郁的MRI特征及其对首发抑郁早期定性诊断研究的启示

流行病学研究显示重度抑郁发作是单相重度抑郁障碍以及50％双相障碍患者的首发症状[1],而以重度抑郁发作为首发症状的双相障碍患者往往被延误诊断[2],尤其是青少年发病者中被误诊率更高.单相重度抑郁障碍、双相障碍及难治性抑郁障碍的治疗方案存在明显的差异,而早期的准确定性诊断有助于早期优化治疗方案的制定.鉴于诊断技术的限制,目前首发抑郁诊断归类的早期定性指标仍不明确,导致早期诊断存在不确定性,而早期诊断的不确定性严重影响了患者临床治疗方案的决策及治疗结局[3].分析有关不同类别的抑郁发作的特异性生物学标记研究的文献,归纳总结不同诊断类别抑郁发作的特征性标记,在此基础上在首次抑郁发作患者中进行大样本纵向前瞻性随访研究,通过纵向随访来考察疾病转归情况并检验这些特异性生物学标记的稳定性以及作为早期定性诊断指标的信度及效度,将有助于提高双相障碍、单相重度抑郁障碍、难治性抑郁障碍的早期正确识别率.遵循这一研究思路,本文对既往部分研究文献进行综述,以增进对此研究领域的了解.     

基于脑影像和机器学习的抑郁型精神分裂症早期定性诊断预测模型展望

抑郁症状可发生于精神分裂症病程的任何阶段,严重破坏精神分裂症的预后。精神分裂症中抑郁症状和单纯抑郁症的临床表现特征和疗效也存在很大差异。多种证据提示,可能存在抑郁型精神分裂症这一特殊的生物学亚型,此亚型可能存在其特异性脑神经机制,表现为多种脑影像学表征的差异;并且这种特异性机制与单纯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的脑神经机制都不相同,也与抗精神病药联用抗抑郁药的疗效差异有关。鉴于抑郁症状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极大危害性,美国和英国著名学者呼吁要充分重视,在今后几年内亟须从多个角度加强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抑郁症状的特异性神经机制及治疗靶点的研究,以提高早期疗效,降低抑郁症状对精神分裂症患者造成的危害。基于以上推论和既往的研究,笔者提出选取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随访研究,建立基于基线脑表征的早期定性诊断分类器、疾病严重程度相关的客观评价指标体系和疗效预测模型,为这一亚型的早期精准诊治提供客观依据。     

社交恐怖障碍患者一级亲属执行功能测验初步研究

目的:探讨社交恐怖障碍患者一级亲属的执行功能与正常对照组的差异。方法:采用威斯康星分类卡片测验(Wisconsin CardSorting Test,WSCT)对39名社交恐怖障碍患者的一级亲属和39名健康对照者的执行功能进行评估。结果:在WSCT测验中,社交恐怖障碍患者一级亲属的非持续错误数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社交恐怖障碍患者一级亲属可能存在执行功能受损,这是否与遗传或者共同的生活环境有一定关系,尚需进一步更严格的研究证实。     

奖赏缺陷综合征研究进展

奖赏缺陷综合征(Reward Deficiency Syndrome)这一概念由Kenneth Blum于1995年提出,指由于基因异常等原因导致脑内奖赏系统内神经递质功能异常,最终导致维持大脑正     

社交恐怖障碍患者酒精依赖共病机制研究

社交恐怖障碍(social phobia),又名社交焦虑障碍,是一种对任何社交或公开场合感到强烈恐惧或忧虑的精神行为障碍。西方国家的年患病率在7.1%～12.1%之间,最高达16%[1],终生患病率4%～5%,其中50%多在童年期发病[2]。我们国家虽然缺乏此类疾病的流行病学资料,但部分调查显     

非典型抗精神病药所致食欲增加的生物学机制研究进展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全球性、易复发性、难治愈性精神疾病,发病原因迄今仍未完全阐明,我国1998年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分裂症患病率为6．55％,国际研究显示近25年来患病率没有减少Ⅲ。目前多个国家的治疗指南均推荐使用非典型抗精神病药作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首选用药。     

男性酒精滥用与酒精依赖患者三维人格特征比较

目的：比较男性酒精滥用与酒精依赖患者的三维人格特征差异。方法：采用三维人格问卷（T ridimensional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T PQ ）对所招募的20名男性康复期酒精依赖患者与20名男性酒精滥用患者以及20名男性正常对照组进行问卷调查,根据问卷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学比较。结果：酒精依赖者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表现为猎奇性、躲避伤害性维度得分高,奖赏依赖纬度得分较低,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与酒精滥用组相比,酒精依赖组猎奇性纬度上得分较高,躲避伤害性及奖赏依赖维度分值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酒精滥用组与健康对照组相比猎奇性得分较高,躲避伤害性分值也较高,奖赏依赖纬度得分较低,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与酒精滥用组相比,酒精依赖者猎奇性人格特征更突出、更倾向于寻求刺激。     

行为矫正治疗对分裂症病人的作用研究

目的:探讨认知行为治疗对分裂症患者的作用。方法:将124例分裂症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及对照组,每组各62例,在抗精 神病药治疗的同时,对干预组进行行为矫正干预,共10周,用Noise量表评定,结果:与入组时相比Noise各因素变化值从第2周至第10周均 优于对照组(P<0.01),且增分或减分幅度逐渐增大。结论:行为矫正治疗对分裂症患者病情及日常功能有较好改善。     

中文迁延悲伤量表修订版的效度和信度

目的:评价中文迁延悲伤量表修订版(PG-13-R)的效度和信度。方法:招募符合DSM-5-TR迁延悲伤障碍(PGD)诊断标准的患者200例为研究对象，进行迁延悲伤量表修订版评定，计算组内相关系数(ICC)评价评定者之间的一致性；计算Cronbach α系数评价量表的内部一致性，采取主成份方法计算条目的因子载荷考评量表的结构效度。通过计算PG-13-Revised量表的评分与社会适应量表(WSAS)评分和自评抑郁量表(SDS)的相关性来考察PG-R-13效标效度。以DSM-5-TR诊断标准为依据，计算受试者可接受曲线下面积(AUC)来判断量表的区分效度以及划定量表的划界分。结果:评定者一致性系数ICC为0.97;各个分条目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85～0.99之间。量表总Cronbach α系数为0.85。在PG-13-R的13个条目中，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算出1个主因子，贡献率达78.98%,高于结构效度检验的标准50%。以临床评估标准为参考，在区分轻度迁延悲伤障碍时划界分为≥25时灵敏度和特异度最好，分别为93.3%和78.2%,AUC为0.82,区分中度迁延悲伤障碍，划界分≥37时灵敏度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