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阳县2011～2013年不同人群艾滋病知识与来源途径变化趋势分析

目的分析近三年凤阳县不同人群艾滋病知识与来源途径特征,为探索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提供依据。方法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凤阳县2011～2013初中、高中、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及流动人口共6 000人进行艾滋病知识、态度、行为和知识来源途径等进行问卷调查。分析艾滋病知识与来源途径变化趋势。结果近三年调查人群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分别为60.54%、64.33%、71.69%,除高中生外,其他人群知晓率均有上升趋势。各年度不同性别之间艾滋病知晓率有统计学意义（P〈0.05）。调查对象主要知识来源途径为：电视、报刊书籍和网络。不同性别、年龄组和文化程度人群艾滋病知识来源途径的获得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多因素分析显示婚姻状况、知识来源途径数、文化程度等为知晓的促进因素,而性别为阻碍因素。结论应针对不同的人群,采用不同的宣传方式以提高宣传教育的效果。     

昆山和六安两地青年工人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分析

目的:了解新青年职工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开展心理干预和支持提供依据。方法:采用症状自测量表(SCL-90)对六安和昆山两地企业青年职工进行心理状况调查,分析、比较两地企业青年工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差异。结果:昆山地区青年工人除了人际关系因子外,SCL-90各因子得分都高于全国青年常模(P<0.05),而六安地区青年工人仅有人际关系、抑郁因子高于全国青年常模(P<0.05)。女性职工在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恐怖因子得分高于男性(P<0.05)。昆山地区青年职工SCL-90各项因子阳性比例均高于六安地区青年职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每天工作时间≥12 h和月收入≥900元的员工的SCL-90总得分和总症状指数高于其他人群(P<0.01)。青年职工闲暇时间休闲方式主要为:逛街(33.66%)、上网看电影(30.56%)和上网查资料(24.18%)。其中逛街、好友聚会、打牌、抽烟、饮酒、网上冲浪等休闲方式上昆山地区和六安地区青年职工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昆山地区比六安地区青年职工的心理健康水平低,应该给予更多关注。     

HIV阳性男男性行为人群多性伴高危性行为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调查HIV阳性MSM多性伴高危性行为状况,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通过"滚雪球"方法,在成都、重庆和广州市招募年龄≥18岁、经男男性行为感染HIV者为研究对象,取得知情同意后进行电子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最近6个月的性伴和性行为状况、焦虑和抑郁症状评定等。采用χ²检验、t检验和非条件logistic回归的方法分别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 501名HIV阳性MSM平均年龄(30.24±7.70)岁,最近6个月多性伴高危性行为报告率为17.4%(87/501)。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最近6个月多性伴高危性行为的危险因素:婚姻状况为在婚(OR=1.93,95%CI:0.77~4.84)、离异或丧偶(OR=3.94,95%CI:1.66~9.36),有焦虑症状(OR=2.22,95%CI:1.16~4.27),有男性固定性伴(OR=5.04,95%CI:1.08~23.54)、男性偶然/商业性伴(OR=2.54,95%CI:1.34~4.80),高危性行为时饮酒(OR=3.00,95%CI:1.37~6.62)、性行为时使用Rush主要成分为(烷基亚硝酸盐)(OR=3.53,95%CI:1.72~7.23),将自己的HIV感染状况对男性固定性伴部分告知(OR=1.84,95%CI:0.78~4.33)、均未告知(OR=2.68,95%CI:1.25~5.73)和性感觉评分高者(OR=1.09,95%CI:1.03~1.15)。结论 HIV阳性MSM的多性伴高危性行为加速HIV的流行,因此,在发展针对该人群心理行为特征的高危性行为干预方法的同时,亟需建立有效遏制HIV经性传播的医学或生物学措施。     

HIV阳性男男性行为者对偶然或商业性伴的传播危险分析

目的了解艾滋病病毒(HIV)阳性男男性行为者(MSM)对偶然或商业性伴的传播危险,并探讨与其传播危险相关联的因素,为发展控制HIV在MSM中的继续传播的干预方法提供依据。方法采用滚雪球方法,在上海和成都市招募有高危性行为的HIV阳性MSM作为研究对象。以匿名方式进行一对一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性行为状况、CD4~+T淋巴细胞(简称CD4细胞)计数、HIV病毒载量和物质使用等。结果共招募308名调查对象,最近6个月中,对偶然或商业性伴有性传播危险者(即:未接受抗病毒治疗者,或接受抗病毒治疗者体内HIV病毒载量≥50拷贝/mL者)占29.55%(91人)。非条体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感染HIV时间在1年以内的调查对象,其传播危险是感染HIV时间≥3年者的7.60倍;拥有HIV阴性或未知感染状况男性固定性伴者的传播危险,是没有此类性伴者的7.83倍;CD4细胞数在350~499个/μL和500个/μL及以上的调查对象,其传播危险是CD4细胞数350个/μL者的2.29倍和9.58倍。结论拥有无保护性行为的HIV阳性MSM中,对偶然或商业性伴的传播危险普遍存在,且高于一般人群。故该人群需要强化早发现和早治疗及性伴告知策略和措施,切实降低该人群继续传播危险。     

重点高中学生抑郁症状及其与学习成绩归因方式的关系

了解重点高中学生抑郁症状流行状况及其与学习成绩和归因方式的关系,为开展高中生抑郁症状的预防研究提供基础数据.方法 根据安徽省的地理特点,从皖北、皖中和皖南选取8所重点高中学校的高中一年级和二年级2 768名学生为调查对象,调查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学习成绩、抑郁症状和归因方式等.结果 有抑郁症状学生占48.4%,重度抑郁症状的学生比例达到29.7%;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女性、农村户籍、皖南地区、学习成绩差的高中生有抑郁症状的危险性更高;归因方式中,有抑郁症状的危险性随着持久性和普遍性维度得分增加而增加.归因方式在学习成绩和抑郁症状之间存在中介效应(间接效应值为-0.025,P<0.05).结论 抑郁症状已经广泛影响重点高中学生的心理健康,培养学生乐观的归因方式可减少抑郁症状发生的危险性.     

HIV阳性男男性行为者对男性固定性伴性传播危险分析

目的 了解有高危性行为的HIV阳性男男性行为人群（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对男性固定性伴的性传播危险状况,探讨对固定性伴性传播危险相关联的因素。方法 采用滚雪球抽样方法,在上海和成都市招募有高危性行为的HIV阳性MSM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匿名方式,进行一对一问卷调查。结果 研究对象中,最近6个月对男性固定性伴有性传播危险的比例为26.9%（83/308）;多因素分析显示,确认HIV感染时间<1年者对男性固定性伴传播危险,分别是HIV感染确认时间在1～2年和≥3年者的3倍（OR=0.34,95%CI:0.15～0.79）和6倍（OR=0.17,95%CI:0.06～0.49）;将HIV感染状况告知全部男性固定性伴的调查对象,对男性固定性伴的传播危险是全部未告知者的1/25（OR=0.04,95%CI:0.01～0.13）;家人知晓HIV感染状况者对男性固定性伴传播危险降低到1/4（OR=0.24,95%CI:0.10～0.55）;通过互联网寻找性伴者对男性固定性伴的传播危险是其它途径的3倍（OR=0.33,95%CI:0.14～0.78）。结论 HIV阳性MSM与男性固定性伴间存在的性传播危险可能加速HIV在MSM人群中的扩散。强化性伴告知、及早抗病毒治疗及新媒体干预等方法可望发挥遏制HIV继续传播的作用。     

伊犁州接受抗病毒治疗艾滋病病人抑郁和焦虑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 调查了解正在伊犁州乡级艾滋病治疗机构接受抗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的艾滋病病人的抑郁、焦虑症状状况并分析探讨与之相关的因素。方法 本研究以伊犁州为研究现场,通过问卷调查和查询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采集相关信息。结果 在412例研究对象中,抑郁症状和焦虑症状的检出率分别为20.6%和14.3%。结果显示,正确掌握ART知识、ART依从性良好和民间聚会活动的调查对象出现抑郁症状的危险性降低,参加恰依活动可降低抑郁症状的危险性,离异/分居/丧偶的调查对象更易出现抑郁症状;无业者和有吸烟行为者更易出现焦虑症状。结论 改善艾滋病患者的社会家庭支持和心理健康服务有助于提高艾滋病病人的心理健康状况。     

基于DRGs的支气管肺癌临床路径实施效果分析

目的：借助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s)工具，评价支气管肺癌临床路径的实施效果。方法：选取安徽省某三甲医院2019年支气管肺癌化疗患者694例为研究对象，按照是否完成临床路径分为临床路径组(343例)和非临床路径组(351例),比较2组患者住院天数和住院费用指标。利用DRGs分组器对研究对象进行死亡风险分级，比较2组患者死亡风险分级构成、不同死亡风险状态下住院天数和住院费用，以及临床路径组不同死亡风险分级患者间的住院天数和住院费用。结果：临床路径组住院天数、住院总费用、药品费用、检验费用、检查费用及耗材费用均低于非临床路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组死亡风险分级构成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低风险患者中，临床路径组住院天数、住院总费用、药品费用、检验费用、检查费用及耗材费用均低于非临床路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完成临床路径的患者中，低风险组住院天数、住院总费用、检验费用、检查费用及耗材费用均低于中风险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结合DRGs分组分析，可更客观地反映临床路径的实施效果，为优化临床路径管理提供...     

重点高中学生强迫症状流行特征及其与抑郁和焦虑的关系

了解重点高中生强迫症状流行特征及其与抑郁、焦虑症状的关系,为在重点高中生中开展心理健康促进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对安徽省南部、中部、北部6所重点高中学校1 943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以耶鲁布朗强迫量表(Y-BOCS)、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CES-D)进行心理健康评定.结果 以Y-BOCS≥16分界定为有强迫症状,共检出有强迫症状者337人,检出率为17.3%.强迫症状学生中,既有强迫思维又有强迫行为者占66.2%,以强迫思维为主和以强迫行为为主者分别占19.0%和14.8%;强迫思维中居前2位的症状为怕伤害和怕污染,强迫行为居前2位的症状为检查和清洗.在有强迫症状的学生中,同时合并抑郁和焦虑症状者占17.5%,仅合并抑郁症状占45.1%,仅合并焦虑症状占2.7%.学习成绩中等及以下的学生强迫症状检出率分别高于学习成绩中等以上者(4.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10.011,P<0.05).有抑郁症状和有焦虑症状的学生发生强迫症状的危险性分别增加到约3倍和2倍(OR=3.11,95%CI=2.40~4.03;0R=2.07,95%CI=1.45-2.94).结论 强迫症状与抑郁和焦虑症状相互作用严重危害学生的心理健康,因此,学校和家长需要提高对青少年强迫症状的认识,促进强迫症状早期发现和及时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