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新生的儿童期不良经历的累积效应与攻击行为

1979年,Rutter开展了经典的怀特岛研究(the Isle of Wight Study)[1],发现危险因素的数量能很好地预测儿童发展结局,存在2个和4个危险因素的个体发生精神障碍的风险是无危险因素个体的4倍和10倍.从此,研究者开始关注危险因素数量对健康问题的累积效应.累积效应为研究多种危险因素的相互影响作用于儿童健康提供了新思路和方法[J],有助于提高研究的生态学效度[3].有研究[4]显示,危险因素的累积效应呈现"阈限效应(threshold effect)",即危险因素超过某个数值(Greenberg等[5]认为是3～4)后,随其增加,健康问题的风险会大大增加,呈二次曲线变化趋势(quadratic trend).同时,亦有研究认为危险因素的累积效应属线性模型(linear model),即健康问题随危险因素数量增加而稳定的升高[6].     

大学生童年期虐待与特质抑郁和正念的关系

目的:探讨大学生童年期虐待、特质抑郁和正念之间的关系。方法:选取大学生415名,采用童年期创伤问卷(CTQ)、状态-特质抑郁量表中特质抑郁分量表(T-DEP)和正念注意知觉量表(MAAS),分别测量大学生童年期虐待、特质抑郁和正念。结果:童年期虐待得分与特质抑郁得分呈正相关(r=0.4,P<0.01),与正念得分呈负相关(r=-0.37,P<0.01);正念在童年期虐待与特质抑郁得分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有统计学意义(β_高=0.60、β_低=0.33,均P<0.001),与特质抑郁中快感缺失维度得分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有统计学意义(β_高=0.75、β_低=0.31,均P<0.001)。结论:有童年期虐待经历的大学生表现出更高水平的特质抑郁,其特质抑郁受到正念的调节。     

儿童期受虐与酒依赖患者应对方式和人格特征的相关性

目的通过研究儿童期受虐与其成年后酒依赖患者应对方式和人格特征的关系,为酒依赖患者心理干预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方法选择新疆精神卫生中心戒酒科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愿意接受暴力调查研究的138例酒依赖患者,根据有无儿童期受虐分为受虐组(n=71)和无受虐组(n=67),采用自编酒依赖患者调查表、特质应对方式问卷和艾森克人格问卷调查2组患者的应对方式和人格特征。结果受虐组患者积极应对分(31.61±5.03)显著低于无受虐组(35.01±4.89)(P<0.05)。受虐组患者消极应对分(20.89±4.27)显著高于无受虐组(18.78±4.48)(P<0.05)。受虐组患者的精神质(P)分值(6.51±3.97)及神经质(N)分值(10.53±3.96)显著高于常模(P<0.01,P<0.05)。无受虐组患者N分值(9.23±3.70)显著高于常模(P<0.05)。受虐组患者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及支持利用度均显著低于无受虐组(P<0.01,P<0.05),而客观支持因子分值2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儿童期受虐对酒依赖患者应对方式有一定的影响,更易采取消极应对方式,常属情绪不稳定精神质个性,其社会支持度也比较低。     

儿童正畸问题的治疗对策

目的:探讨儿童期常见的正畸问题及应对治疗方案。方法:例举临床中常见的20余种儿童期主要是替牙列期常见的牙齿排列异常或咬合异常等问题,根据面部形态头影测量形态学及生长成熟程度评估结合病史、临床检查,制定相应可行的解决方案。结果:系统全面地对替牙列期常见的错牙合畸形问题制定合理的临床路径。结论:对于替牙列的正畸问题需认真分析病因,完善检查,将面部形态学及生长成熟程度评估整合,有利于预测生长发育的趋势,制定更合理的治疗计划,早期治疗以不影响口腔卫生清洁,降低患者依从性为本,细化知情同意书,尊重患者的选择。     

社会养老机构中虐待老年人问题的现状与思考

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4月28日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11月1日零时,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78亿,2015年将增加到2.21亿,老年人口比重将从现在的13.26％增加到16％[1],在未来1～2年,我国将正式迈入"老龄社会"[2].为有效地应对"老龄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国家大力呼吁社会养老机构专业化的照顾和帮助[3].然而,社会养老机构中虐待老年居住者的问题不容忽视.本文就社会养老机构中虐待老年居住者的现状进行综述,并分析产生原因及应对对策,为探索建立长期护理服务体系、提高社会养老机构的服务水平提供依据.     

儿童狼疮性肾炎70例临床与病理分析

狼疮性肾炎(LN)是儿童期较为常见一种继发性肾小球肾炎。为探讨儿童LN临床表现、病理类型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现将70例儿童LN的病理及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资料与方法1研究对象1987年2月～2012年12月在全军中西医结合肾病治疗中心住院治疗并接受肾活检的LN患儿70例,均符合1982年美国风湿病协会制定的SLE诊断标准[1],并同时     

童年期虐待、应对方式、自尊与青少年社交恐惧症的相关研究

目的 探讨童年期虐待、应对方式、自尊与青少年社交恐惧症的相关性,并探讨其与青少年社交恐惧症的起病年龄、病程及严重程度的关系.方法 对符合CCMD-3诊断标准的110例青少年社交恐惧症患者(病例组)以及142例健康对照(对照组)进行童年期虐待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28 item Short Form,CTQ-SF)、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SES)评估,并对青少年社交恐惧症患者进行临床资料、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 Scale,SAD)的评定.结果 相对于对照组,病例组CTQ-SF总分及其各维度分、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分更高(P＜0.05),SES 评分更低(P＜0.05).相关分析结果表明:青少年SAD分与CTQ-SF总分及其各维度分、消极应对分存在显著正相关(P＜0.01),与积极应对分、SES分呈显著负相关(P＜0.01).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童年期虐待水平、情感虐待(EA)、情感忽视(EN)、消极应对、自尊为影响青少年社交恐惧症发病的因素,且CTQ-SF总分、EA分、EN分与青少年社交恐惧症患者的起病年龄成显著负相关(P＜0.01),EA、EN的严重程度与病程呈显著正相关(P＜0.05).结论 青少年社交恐惧症患者有更多的童年期虐待经历.童年期虐待水平、情感虐待、情感忽视、消极应对、自尊为影响青少年社交恐惧症发病的危险因素,积极应对是青少年社交恐惧症发病的保护因素,且童年期虐待经历越多,其起病年龄越早,经历的情感虐待、情感忽视越多,其病情越严重、病程越长.     

儿童期虐待对新兵社会支持及应对方式的影响

目的研究儿童期虐待对新兵社会支持及应对方式的影响。方法对505名入伍新兵进行儿童受虐问卷（CTQ-SF）、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青少年社会支持量表评定。结果遭受儿童期虐待的新兵在应付方式选择及社会支持上显著低于无虐待组（P〈0．05）。简单相关分析显示儿童期情感虐待、情感忽视、躯体忽视及总虐待分均与积极应对呈负相关（P〈0．01）;儿童期经历过情感虐待、情感忽视、性虐待、躯体虐待、躯体忽视及虐待总分均与消极应对呈正相关（P〈0．05,P〈0．01）。儿童期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情感忽视、躯体忽视及总虐待分均与社会支持总分、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呈负相关（P〈0．01）;儿童期经历过情感虐待、情感忽视、性虐待、躯体虐待、躯体忽视及虐待总分均与主观支持成负相关（P〈0．05,P〈0．01）。情感忽视、躯体忽视与积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P=0．000,P=0．003）;虐待总分、情感虐待与消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P=0．032,P=0．026）,与社会支持总分呈负相关（P=0．000,P=0．011）。结论儿童期遭受虐待的新兵在应对方式上往往采取消极应对,且社会支持不良。     

儿童忽视的研究进展

儿童忽视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社会现象,据WHO的新近估计,在世界各地约有4000万0～14岁的儿童遭受虐待和忽视[1].儿童忽视的发生可导致近期或远期不同程度的儿童行为、认知、情感、身体机能和生长发育的障碍[2],对儿童身心发育具有"毁灭性"的打击.     

中国儿童性虐待的流行病学研究现状：测量工具、流行现状及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初步掌握中国0-17岁儿童性虐待的流行病学研究现状。方法通过对近20年（1992-2012年）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检索,获取较全面的、有代表性的中国儿童性虐待流行病学研究资料,对儿童性虐待研究的测量工具、发生率现状及危险因素等进行系统分析。结果 1测量工具：现有研究比较多的是调查16岁前发生的性虐待,多采用成年人回顾的方式进行调查。常用的测量方法是采用不记名自填式问卷对接触性和非接触性性行为的发生情况进行回顾性调查,也有研究者使用标准化的儿童虐待量表。2发生率现状：男性遭受性虐待的发生率为10.2%-23.0%,女性遭受性虐待的发生率为14.2%-25.5%;在性虐待发生的性别差异方面,尽管不同研究结果存在不一致性,但总体上女性遭受性虐待的发生率高于男性。3危险因素：城市地区儿童遭受性虐待的比例高于农村地区,生活在重组家庭中的儿童性虐待的报告率高于核心家庭,父、母亲经常在家庭中使用暴力、有不良嗜好、体弱多病、家庭关系紧张等是儿童性虐待发生的危险因素。结论有关儿童性虐待问题的测量方法不一致,现有研究多为成人回顾性调查,有必要在测量工具标准化、全国流行现状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