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腔镜下胆囊动脉入路精细解剖胆囊三角的临床价值

目的:探讨应用腹腔镜下胆囊动脉入路精细解剖胆囊三角技术预防腹腔镜胆囊切除(LC)术中胆道损伤的临床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6月—2014年6月期间2 200例采用此技术行LC患者的临床资料,该技术要点即优先处理胆囊动脉,精细解剖、掏空胆囊三角,完全充分的显露三管关系。结果:2 152例患者顺利完成LC,均未发生胆道损伤,其余48例(2.18%)因Mirizzi综合征、胆囊十二指肠内瘘、胆囊癌中转开腹手术。手术时间20~55 min,平均35.5 min;术中出血量5~50 m L,平均15.5 m L;术后住院时间3~5 d,平均3.5 d。术后随访3~12个月,无肝内外胆管狭窄、胆瘘、腹腔脓肿等并发症发生。结论:采用"腹腔镜下胆囊动脉入路精细解剖胆囊三角"技术能有效预防LC术中胆道损伤,可作为手术规范积极推广。     

单独鼻腔手术治疗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疗效的Meta分析

目的:通过Meta分析的方法,来探讨单独鼻腔手术治疗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SAHS)的疗效。方法:依照既定的纳入和排除标准,通过计算机对Pubmed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光盘数据库(CBMdisc)、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CNKI)等中英文数据库的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并结合文献追溯、网上查询(www.metstr.com,www.cnki.net)的方法获取全文。结果:纳入文献19篇,其中中文4篇,英文15篇,涉及621例患者,Meta分析结果显示:1单独鼻腔手术前后加权平均AHI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WMD=0.11,95%CI-0.02~0.23,P>0.05];213篇文献进行了Epworth嗜睡量表(ESS)分析,研究显示术后患者ESS得分明显降低[WMD=0.94,95%CI 0.62~1.26,P<0.01]。结论:单独鼻腔手术可明显改善OSAHS患者的主观临床症状,但治疗OSAHS疗效有限。     

低电压自动管电流调节技术在上腹部增强CT扫描中的应用

目的 探讨低电压自动管电流调节(ATCM)技术在上腹部增强CT扫描中的价值。方法 将腹围<90 cm的100例患者随机分为2组,观察组(n=50):管电压100 kV,ATCM,动、静脉期参考管电流250、230 mAs。对照组:管电压120 kV,ATCM,动、静脉期参考管电流为210、190 mAs。测量并对比两组图像噪声、肝脏和胰腺SNR、肝脏-竖脊肌和胰腺-竖脊肌CNR、腹主动脉CT值、腹主动脉SNR、腹主动脉-竖脊肌CNR、静脉期容积CT剂量指数(CTDlvol)、剂量长度乘积(DLP)及有效剂量(ED)。结果 两组图像噪声、肝脏SNR、胰腺SNR、腹主动脉CT值、CTDIvol、DLP、ED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腹主动脉SNR、腹主动脉-竖脊肌CNR、肝脏-竖脊肌CNR、胰腺-竖脊肌CNR、腹腔干三维分支评分及血管清晰度评分、轴位图像主观评价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 低管电压、ATCM上腹部增强CT扫描可降低辐射剂量,提高动脉血管显影程度,可满足诊断要求。     

互动式护理干预对血透高磷血症患者治疗效果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目的探讨互动式护理干预在血透高磷血症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将60例血透合并有高磷血症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指导,观察组采用互动式护理干预,干预3个月后,比较2组相关知识掌握情况、治疗效果以及生活质量。结果观察组在疾病知识、饮食知识、服药知识等方面的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干预后3个月的血磷、钙磷乘积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的生理因子、心理因子、环境因子、社会因子以及生活质量总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互动式护理干预能够提高护理指导的效果,改善血透高磷血症患者的血磷水平和生活质量。     

股骨近端锁定钢板与Gamma 3型髓内钉固定不稳定股骨粗隆间骨折的生物力学研究

目的比较股骨近端锁定钢板与Gamma 3型髓内钉在固定不稳定股骨粗隆间骨折中的生物力学特性,为临床选择内固定方式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选取5对防腐股骨标本,每对标本配对随机分为A组和B组,所有股骨标本制成31-A2.2型骨折模型,A组使用Gamma 3型髓内钉固定,B组使用股骨近端锁定钢板固定,在力学测试机上进行轴向压缩、扭转、破坏试验。结果在1 200 N载荷时,A组轴向刚度为(306.52±11.32)N/mm,B组为(258.38±14.63)N/mm,A组的轴向刚度较B组高18.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7.74,P=0.03)。A、B组在扭转角为0.5°、1.0°、1.5°、2.0°、2.5°时的扭矩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A组扭转刚度为(1.35±0.06)N·mm/deg,B组为(1.48±0.09)N·mm/deg,2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5.00,P=0.13)。A组最大屈服载荷为(3 101.33±174.83)N,B组最大屈服载荷为(2 396.68±142.07)N,A组最大屈服载荷值较B组高29.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8.52,P0.001)。结论股骨近端锁定钢板在内固定治疗以31-A2.2型骨折为例的不稳定股骨粗隆间骨折时,其轴向负重力学性能不如Gamma 3型髓内钉,不宜作为首选内固定。     

肺动脉栓塞外科治疗的手术配合

总结21例正中切口深低温停循环肺动脉切开取栓术的手术护理配合。结果显示,完善的术前准备和熟练的术中护理配合能够使患者术后获得满意的治疗效果。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特征及防控措施评价

【目的】描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流行病学特征和发展趋势,评价我国及其他国家重点地区防控措施对疫情的影响,为进一步预测疫情发展和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治措施提供依据。【方法】收集截止到2020年3月30日由全国各省市卫健委,各国病例报告及WHO每日公布的统计数据和已发表论文的数据,并进行整理分析。【结果】疫情呈现暴发流行特点,病例上升速度快。全国新增确诊病例在确定人际传播后13天达到全程流行高峰,高峰持续约1周时间,之后日新增确诊人数逐步下降。目前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港澳台地区均出现新冠病毒感染者;全国病死率为4.05%,武汉市为5.10%,湖北省（除武汉市）为3.59%;全国平均治愈率93.85%,除港澳台地区各省治愈率均较高,仅上海和内蒙古治愈率现维持在70%以下。为控制疫情,针对人群采取了限制交通和人员流动（1月23日）、集中隔离治疗（2月02日）、普遍症状调查（2月17日）以及入境监测和隔离。采取限制交通和人员流动的措施后武汉新增病例占全国大部分,但是全国除湖北地区由原来的平均日新增确诊520.7例下降到474.4例。在采取医院隔离治疗措施后,其中武汉新增日平均死亡人数由79.4例下降至38.6例,全国新增日平均死亡人数由105.0例下降至47.7例。采取医疗支援措施有建立方舱医院及派出援鄂医疗队,全国每日新增死亡数在这期间增长缓慢。中国、美国和意大利三个国家采取第一步措施距发现第一例病例时间分别是中国3天、美国50天、意大利39天。中国病例增加速度最小,在采取措施后16天达到疫情高峰并约持续8天,美国和意大利分别在采取措施后6天和9天后达高峰,目前仍在平台期未出现下降。【结论】 COVID-19首先在湖北武汉市爆发,全国各省市均有分布,发病率、病死率无明显差异。我国采取的防控措施有效遏制了疫情进展。相对美国、意大利,我国采取防控措施更为迅速效果更为显著。     

肿瘤坏死因子α在抗鼠衣原体生殖道感染过程中的作用

目的 探讨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在抗衣原体感染免疫以及介导衣原体生殖道病理损伤过程中的作用。方法 以5~6周龄雌性C57BL/6J野生型小鼠及TNF-αR基因敲除小鼠为研究对象,野生型和TNF-αR基因敲除两组各15只小鼠,经生殖道感染1×104包涵体形成单位的鼠衣原体,初次感染后第56天,每组8只小鼠再次感染同等剂量的鼠衣原体。每隔3~4 d 取小鼠生殖道分泌物用于衣原体包涵体数目的检测。于初次感染后第80天处死小鼠,收集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并分离生殖道和脾脏。观察输卵管和子宫角病理损伤程度,并采用盲法对管腔扩张以及炎性细胞浸润程度进行半定量分析;测定小鼠巨噬细胞培养上清中的IL-6、IL-8、IL-1α、IL-1β和TNF-α等前炎症因子水平;制备脾细胞悬液,体外经衣原体EB刺激后检测其产生的IL-4、IL-5、IL-17和 IFN-γ 等细胞因子水平。结果 TNF-αR 基因敲除组生殖道衣原体清除速度与野生型组基本一致,与初次感染或再次感染无 关;两组小鼠子宫角和输卵管的炎症程度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TNF-αR基因敲除组输卵管水肿程度明显低于野生型组（P<0.05）。腹腔巨噬细胞细胞因子检测结果显示,TNF-αR基因敲除小鼠的TNF-α水平高于野生型小鼠（P<0.05）;脾细胞细胞因子水平显示,两组小鼠脾细胞均产生较高水平的IFN-γ,TNF-αR基因敲除小鼠产生的IL-17细胞因子水平低于野生型小鼠（P<0.05）。结论 TNF-α对小鼠生殖道清除鼠衣原体感染无影响,但可促进鼠衣原体引起的生殖道炎症病理损伤。     

胃腺癌中肝细胞生长因子、肝细胞生长因子受体、血管内皮生长因子-C和-D表达的关系

<正>淋巴结转移是肿瘤进展的重要因素,近来相关研究已证实了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C、是促进淋巴管生成的因子〔1〕。肝细胞生长因子(HGF)是一种多功能的细胞因子,其生物学活性由肝细胞生长因子受体(C-met)介导,二者协同参与肿瘤细胞的增殖和运动〔2〕。目前研究显示HGF/C-met是促进肿瘤血管生成的因子之一〔3〕,而二者对VEGF-C、-D介导的淋巴管生成作用尚不明确。本文关注胃腺癌中HGF和C-met蛋白的表达,关注二者与VEGF-C、-D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