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引导下空芯针穿刺快速冰冻病理检查在乳腺肿块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目的探讨超声引导下空芯针穿刺快速冰冻病理检查在乳腺肿块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选取2017年9月至2018年2月在解放军福州总医院普通外科确诊为乳腺肿块需行空芯针穿刺活组织检查(CNB)的51例患者进行前瞻性研究。以术后病理组织学诊断结果为金标准,采用Kappa一致性检验评价CNB快速冰冻病理诊断的准确性。 结果CNB快速冰冻病理检查到癌细胞者35例,术后病理诊断均为恶性;未见癌细胞者16例,术后病理诊断：4例为恶性,12例为良性。CNB快速冰冻病理诊断的假阴性率为10.3%(4/39),准确率为92.2%(47/51),敏感度为89.7%(35/39),特异度为12/12,假阳性率为0(0/12),阳性预测值为100%(35/35),阴性预测值为12/16,阴性似然比为0.103,Youden指数为0.897。CNB快速冰冻病理诊断与术后病理诊断差别无统计学意义(χ²＝2.250,P＝0.125)。进一步行Kappa一致性检验,结果显示CNB快速冰冻病理诊断与术后病理诊断之间具有很好的一致性(Kappa＝0.805,P<0.001)。年龄分组、肿块位置、X线检查及肿块直径对CNB快速冰冻病理诊断准确率没有影响(P均>0.050;χ²＝3.074,P＝0.266);弹性成像≥4分者,其CNB快速冰冻病理诊断准确率明显高于<4分者[100%(37/37)比10/14,P＝0.004];彩色超声BI-RADS分级对CNB快速冰冻病理诊断准确率有影响(χ²＝15.432,P<0.001),其中,BI-RADS分级≥4级者CNB快速冰冻病理诊断准确率明显高于无法分级者[100%(36/36)比1/4,P<0.017]。弹性成像评分≥4分者CNB快速冰冻病理诊断准确率是<4分者的10.57倍;彩色超声可明确BI-RADS分级者,其CNB快速冰冻病理诊断准确率是无法分级患者的35.25倍。 结论CNB快速冰冻病理检查可以作为诊断乳腺肿块性质的方法,具有微创、快速的优点,但存在一定的假阴性错误,且阴性预测值也不高,如结果为阴性,需进一步行肿块活组织检查确诊其性质。弹性成像评分及彩色超声BI-RADS分级结果是CNB快速冰冻病理诊断准确率的影响因素。     

增强磁共振成像对乳腺微钙化灶的管理价值

目的评估乳腺增强MRI对乳腺X线检查为BI-RADS 4类微钙化灶的管理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2月至2019年6月在四川省妇幼保健院行乳腺X线检查引导下金属导丝定位活组织检查的87例BI-RADS 4类乳腺微钙化灶患者资料，评价此部分患者在术前接受增强MRI检查的临床意义。增强MRI与病理诊断对乳腺癌检出率的差异比较采用McNemar检验，增强MRI与乳腺X线检查对乳腺癌检出敏感度的差异比较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增强MRI与乳腺X线检查对乳腺癌检出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的差异比较采用χ²检验。 结果87例患者中病理组织学检查结果为良性者71例，DCIS 6例，浸润性导管癌(IDC)10例。BI-RADS为4A、4B和4C的患者，病理组织学检查为恶性的比例分别为2.4%(1/42)，24.3%(9/37)和6/8。乳腺增强MRI对乳腺X线检查为BI-RADS 4类的微钙化灶判断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和诊断正确率分别为14/16、74.7%(53/71)、43.8%(14/32)、96.4%(53/55)和77.0%(67/87)。增强MRI的诊断特异度高于乳腺X线检查[74.7%(53/71)比57.8%(41/71)，χ²＝4.532，P＝0.033]，74.7%(53/71)的良性病灶可通过增强MRI检查避免活组织检查，但有2/16的恶性病灶被增强MRI误判为阴性。 结论乳腺增强MRI有助于降低乳腺X线检查为BI-RADS 4类微钙化灶的活组织检查比例，可有效避免乳腺恶性肿瘤的漏诊，有利于临床医师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对BI-RADS 4类微钙化灶进行合理的诊疗。     

空芯针穿刺活组织检查对乳腺占位性病变诊断的临床价值

目的探讨空芯针穿刺活组织检查(CNB)在乳腺占位性病变诊断中的准确性及其临床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16年12月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乳腺外科收治的691例乳腺占位性病变患者的临床资料。全部患者均行术前CNB及手术治疗,对比CNB与术后病理结果。以术后病理诊断结果为金标准,评估CNB的敏感度和特异度,采用Kappa检验分析CNB与术后病理诊断的一致性。采用χ²检验比较CNB对高危病变与DCIS的低估率。 结果CNB与术后病理诊断的一致率为96.0%(663/691),假阴性率为4.9%(28/571),敏感度为95.1%(543/571),特异度为100%(120/120),阳性预测值为100%(543/543),阴性预测值为81.1%(120/148),约登指数为0.951,两者一致性较高(Kappa＝0.871,P<0.001)。CNB对DCIS、高危病变的低估率分别是27.8%(15/54)、45.0%(18/40),两者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χ²＝2.992,P＝0.084)。691例患者经手术确诊为乳腺叶状肿瘤有17例,而术前CNB诊断为叶状肿瘤有3例。另外,44.4%(16/36)的不典型导管增生患者经术后确诊后为恶性肿瘤。 结论CNB诊断乳腺占位性病变的准确性较高,但也存在假阴性和组织学低估的情况,必要时需要手术切除活组织检查明确诊断。     

真空辅助旋切活组织检查诊治乳腺结节的多中心研究

目的探讨真空辅助旋切活组织检查(简称活检)在乳腺结节(临床不可扪及、经超声检查发现并考虑为良性疾病的低回声实性肿块称为乳腺结节)诊治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2008年1月至2009年12月期间,广东省妇幼保健院、佛山市妇幼保健院、柳州市妇幼保健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妇幼保健院和厦门市妇幼保健院对2 468例乳腺肿块患者进行了真空辅助旋切活检。根据纳入、排除标准,选取其中892例乳腺结节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回顾性分析。从患者年龄、乳腺结节直径、超声BI-RADS分级和乳腺X检查与乳腺癌检出率的关系,评价真空辅助旋切活检诊治乳腺结节的价值。采用χ²检验、Fisher确切概率检验及配对χ²检验(McNemar检验)分析乳腺结节直径及患者年龄与病理结果的关系,乳腺癌检出率与乳腺结节直径、超声BI-RADS分级及患者年龄的关系,以及乳腺超声联合X线检查对不同BI-RADS分级乳腺结节的乳腺癌检出率差异。 结果892例乳腺结节患者共完全切除1 626个乳腺结节,检出乳腺癌16例,占1.8%(16/892)。乳腺结节直径≥1.5 cm者乳腺癌检出率明显高于<1.5 cm者[6.0%(5/84)比1.4%(11/808),χ²＝6.685,P＝0.010];亚组分析显示,乳腺结节直径<1.5 cm组中年龄≥40岁者乳腺癌检出率明显高于年龄<40岁者[2.4%(9/370)比0.5%(2/438),χ²＝5.831,P＝0.016)。乳腺超声BI-RADS 2级患者未检出乳腺癌;乳腺超声BI-RADS 3级患者中,乳腺结节直径≥1.5 cm者乳腺癌检出率明显高于<1.5 cm者[5.4%(3/56)比1.1%(6/565),χ²＝3.917,P＝0.039];乳腺超声BI-RADS 3级且乳腺结节直径<1.5 cm组中,年龄≥40岁者乳腺癌检出率明显高于<40岁者[2.3%(6/256)比0(0/309),χ²＝5.259,P＝0.022];乳腺超声BI-RADS 4A级患者乳腺癌检出率与年龄及乳腺结节直径无关(χ²<0.001,P＝1.000; P＝0.162)。在本组患者中,乳腺超声联合X线检查评估为BI-RADS 4A级者,其乳腺癌检出率明显高于2、3级患者[12.3%(9/73)比0.5%(1/212),P<0.001]。 结论乳腺结节直径及患者年龄是影响乳腺癌检出率的因素。临床上对于超声BI-RADS 3级且直径≥1.5 cm或直径<1.5 cm但年龄≥40岁的乳腺结节患者,可以考虑微创活检;超声BI-RADS 4A级者应积极活检。乳腺超声联合X线检查可能增加乳腺癌的检出率。     

云南省广南县乳腺疾病筛查结果分析

目的调查云南省广南县妇女乳腺疾病患病情况,并探索适合偏远地区的乳腺疾病筛查模式。 方法以随机抽查方式收集2016年3月25日至2016年4月3日广南县7个镇共7 793名妇女的基本信息,采用体检＋超声为主,辅以乳腺X线检查及活组织检查的方式进行乳腺疾病筛查,并用χ²检验分析不同民族、不同年龄组间乳腺异常检出率的差异,以及BI-RADS 4～5级病例在不同年龄组中分布的情况。 结果本次抽查人群中有2 376名妇女为乳腺异常病例(即超声提示BI-RADS 0级或2～5级病例),检出率为30.5%(2 376/7 793)。不同民族乳腺异常检出率如下：汉族为29.9%(1 286/4 302),壮族为33.6%(873/2 595),彝族为23.5%(130/553),苗族为25.6%(30/117),白族为45.8%(22/48),瑶族为18.6%(8/43),回族为11.4%(4/35),蒙古族为23.3%(7/30),傣族为0(0/22),哈尼族为54.5%(12/22),土家族为4/13,侗族为0(0/9),布依族为0(0/4)。各民族间乳腺异常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63.187,P<0.001),其中,壮族与汉族比较,乳腺异常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0.577,P<0.002)。不同年龄组患者乳腺异常检出率如下：18～25岁者为11.9%(119/998),26～35岁者为26.0%(901/3 460),36～45岁者为39.2%(896/2 283),46～55岁者为46.9%(446/951),56～73岁者为13.9%(14/101)。各年龄组间乳腺异常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411.231, P<0.001),其中,46～55岁者乳腺异常检出率最高。并且,不同年龄组中BI-RADS 4～5级病例检出率如下：18～25岁组为0.1%(1/998),26～35岁组为0.7%(24/3 460),36～45岁组为0.9%(20/2 283),46～55岁组为0.9%(9/951),56～73岁组为5.0%(5/101)。各年龄组间BI-RADS 4～5级病例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30.438,P<0.001),其中,56～73岁组妇女BI-RADS 4～5级病例检出率最高。 结论云南省广南县壮族妇女乳腺异常检出率比汉族高,因此,应加强筛查,并进一步探索其病因;同时,应加强对46～73岁年龄段妇女的乳腺疾病筛查,尤其是56～73岁年龄段的妇女,以便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乳腺恶性肿瘤;体检＋超声为主并辅以乳腺X线检查及活组织检查的方式,可能是适合于农村和基层医疗保健机构进行乳腺疾病筛查的模式。     

乳腺结构扭曲型病灶的影像学对比研究

目的评估乳腺断层摄影(DBT)对结构扭曲(AD)型病灶的诊断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8月至2019年10月于陕西省肿瘤医院放射科行全视野数字乳腺X线摄影(FFDM)和DBT的112例有AD型病灶的患者资料,共126处AD型病灶的影像学资料纳入分析。采用χ²检验比较FFDM和DBT对AD型病灶检出能力的差别。根据超声检查BI-RADS分类结果,将病灶分为有超声相关征象组(BI-RADS 4A类及以上)和无超声相关征象组(BI-RADS 1~3类),采用χ²检验比较2组患者间病理结果分布及乳腺癌比例的差别。 结果FFDM检出80处AD型病灶,DBT检出126处,DBT检出率高于FFDM[100%(126/126)比63.5%(80/126),χ²＝56.272,P<0.001]。126处AD型病灶中恶性病灶45处、良性病灶40处和高风险病灶41处。有超声相关征象组(82处)与无超声相关征象组(44处)的病理诊断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20.502, P<0.001)。有超声相关征象组中恶性病灶占比为48.8%(40/82),而无超声相关征象组中恶性病灶占比为11.4%(5/44),2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7.461,P< 0.001)。FFDM未显示而仅DBT检出的46处AD型病灶中,有超声相关征象组(21处)与无超声相关征象组(25处)的病理诊断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7.672,P＝0.022),2组内恶性病灶占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3.3%(7/21)比12.0%(3/25),χ²＝3.053,P＝0.081]。 结论DBT检出乳腺内AD型病灶的能力高于FFDM。超声检查提示BI-RADS 4A类及以上的AD型病灶恶性可能性更大。     

18F-氟代脱氧葡萄糖正电子发射计算机体层显像在超声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3~5类病变中的诊断价值

目的探讨¹⁸F-氟代脱氧葡萄糖正电子发射计算机体层显像(¹⁸F-FDG PET/CT)在超声BI-RADS 3~5类病变中的诊断价值。方法依据纳入、排除标准,选取2012年1月至2018年10月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就诊的76例乳腺超声诊断为BI-RADS 3~5类病变(77个病变)的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患者均行乳腺超声BI-RADS分类及¹⁸F-FDG PET/CT检查[评价指标为最大标准摄取值(SUVmax)],比较2种方法的诊断效能。2组间SUVmax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多组间SUVmax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Tamhane法。以病理诊断作为金标准,绘制ROC曲线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UC),应用Medcalc软件对2种方法的AUC进行比较。2种方法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及正确率等的比较,采用配对χ²检验或χ²检验。结果在超声BI-RADS 3~5类病变中,恶性病变SUVmax明显大于良性病变(7.6±4.5比1.8±0.8,t=8.30,P<0.001),并且在超声BI-RADS 4类病变中,恶性病变SUVmax也大于良性病变(6.9±4.5比1.6±0.7,t=-5.552,P<0.001)。超声BI-RADS 3、4、5类病变SUVmax分别为2.2±1.3、5.2±4.2和10.1±5.5,三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4.68,P<0.001),并且,随着超声BI-RADS分类程度的增加,SUVmax呈递增趋势。ROC曲线分析显示:超声BI-RADS 3~5类病变中,SUVmax的AUC值为0.931(95%CI:0.877~0.984),而超声BI-RADS分类的AUC值为0.789(95%CI:0.684~0.894),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044,P=0.002)。以约登指数最大值确定的SUVmax临界值为3.3,SUVmax诊断的特异度及阳性预测值分别为100%(23/23)和100%(44/44),超声BI-RADS分类诊断的特异度和阳性预测值分别为43.5%(10/23)和79.7%(51/64),两者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χ²=10.161,P=0.001),而SUVmax的敏感度与超声BI-RADS分类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81.5%(44/54)比94.4%(51/54),P=0.065]。结论在BI-RADS 3~5类病变中,¹⁸F-FDG PET/CT诊断效能高于超声BI-RADS分类,在判断乳腺病变良恶性方面有一定的诊断价值;尤其在超声BI-RADS 4类病变中,SUVmax有助于补充判别部分超声亚分类的结果。     

乳腺针吸细胞学检查在乳腺肿瘤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目的 探讨乳腺针吸细胞学(FNAC)检查对乳腺肿瘤诊断的准确性及应用价值.方法 对1193例乳腺疾病患者进行FNAC检查,按照FNAC诊断标准进行分级诊断;并将其中267例患者的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与FNAC检查结果进行对比分析.FNAC分级诊断结果与患者的年龄、肿瘤部位及大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采用χ2检验.结果 1193例患者中,FNAC诊断:I级886例(74.3%);II级228例(19.1%);III级44例(3.6%);IV级35例(2.9%).乳腺FNAC阳性检出率(III级+ IV级)与患者的年龄、肿瘤部位及大小无显著相关性.FNAC检查对乳腺恶性肿瘤诊断的敏感性为92.9%(79/85),特异性为100%(182/182);阳性似然比趋向无穷大,阴性似然比为0.07,Youden指数为0.93;假阴性率为7.0%(6/85),无一例假阳性.结论 乳腺FNAC诊断乳腺恶性肿瘤的准确性高,对临床诊断、治疗有一定指导意义.     

乳腺影像报告与数据系统在超声检查可扪及乳腺肿块中的诊断价值

目的探讨乳腺影像报告与数据系统(breast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BI-RADS)在超声检查可扪及乳腺肿块中的诊断价值。方法收集本院可扪及乳腺肿块、经超声检查并行手术活检的女性患者337例,比较其超声影像与病理检查结果。计算超声检查BI-RADS分级的灵敏度、特异度、正确率、阳性预测值(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PPV)、阴性预测值(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NPV)、阳性似然比、阴性似然比、约登指数。用χ2检验比较良、恶性征象乳腺肿块的恶性肿瘤百分率,并分析不同年龄段2级和3级病例良、恶性病变的分布特点。结果超声检查BI-RADS分级的灵敏度、特异度、正确率、PPV、NPV分别为95.7%、82.4%、84.3%、46.9%、99.2%,阳性似然比、阴性似然比、约登指数分别为5.44、0.05、0.78。在337例患者中,2～5级病变者恶性肿瘤百分率分别为0(0/145)、2.1%(2/96)、26.6%(17/64)、87.5%(28/32)。不同超声征象乳腺肿块的恶性肿瘤百分率如下:肿块形态不规则者中,占57.1%(36/63);肿块走向与皮肤不平行者中,占63.6%(14/22);肿块边界不清者中,占61.4%(43/70);肿块后方回声衰减者中,占63.3%(19/30);肿块有细小钙化者中,占75.0%(9/12);肿块内部回声不均匀者中,占47.6%(40/84)。在不同肿块形态、走向、边界、后方回声、细小钙化及内部回声的患者间,恶性肿瘤百分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2级和3级病例中,不同年龄段患者良、恶性病变分布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超声检查BI-RADS分级评估可扪及乳腺肿块有着较高的准确性,便于规范诊断与临床处理。     

克氏棒状杆菌感染的肉芽肿性小叶性乳腺炎患者的血象特点分析

目的分析肉芽肿性小叶性乳腺炎(GLM)患者的病原菌分布，探讨克氏棒状杆菌(克氏菌)感染与GLM患者外周血血象指标变化的关系。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0月至2021年6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乳腺甲状腺中心诊治的81例GLM患者临床资料和纳米孔测序获得的病原菌检测结果。根据病原菌感染分为3组：克氏菌组(50例)、非克氏菌组(19例)和阴性组(12例)，并将50例克氏菌组患者按病程阶段分为早期(21例)和晚期(29例)。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3组患者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和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的差异，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检验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和NLR对克氏菌感染的鉴别诊断价值，Kappa检验用于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和NLR与纳米孔测序的一致性检验。 结果(1)85.2%(69/81)患者的样本中检测到病原菌，其中61.7%(50/81)患者存在克氏菌感染。(2)克氏菌组、非克氏菌组和阴性组患者的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异常率分别为48.0%(24/50)、3/19和4/12，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6.192，P＝0.045)，克氏菌组高于非克氏菌组(χ²＝5.997，Bonferroni校正后P＝0.043)。3组患者的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分别为9.09(7.50，12.02)×10⁹个/L、7.58(6.47，8.20)×10⁹个/L和7.62(6.99，9.84)×10⁹个/L，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8.748，P＝0.013)，克氏菌组高于非克氏菌组(Z＝－2.861，Bonferroni校正后P＝0.012)。早期患者的外周血白细胞异常率和白细胞计数均低于晚期患者[28.6%(6/21)比62.1%(18/29)，χ²＝5.476，P＝0.019；7.50(6.74，10.65)×10⁹个/L比9.69(8.76，13.67)×10⁹个/L，Z＝3.155，P＝0.002]。(3)3组患者的NLR分别为3.47(2.67，5.73)、2.95(2.04，3.35)和3.06(1.87，3.37)，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9.417，P＝0.009)，克氏菌组NLR高于非克氏菌组(Z＝－2.556，Bonferroni校正后P＝0.039)。早期患者的NLR低于晚期患者[3.27(1.89，3.89)比4.45(3.13，6.86)，Z＝2.251，P＝0.024]。(4)外周血白细胞计数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724(95%CI：0.599~0.849，P＝0.004)，Kappa系数为0.359，当外周血白细胞计数>8.33×10⁹个/L时诊断克氏菌感染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率、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阳性似然比、阴性似然比、约登指数和假阴性率分别为54.0%(27/54)、18/19、55.6%(45/81)、96.4%(27/28)、43.9%(18/41)、10.260、0.507、0.487、46.0%(23/50)。NLR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701(95%CI：0.577~0.826，P＝0.010)，Kappa系数为0.313，当NLR>3.13时诊断克氏菌感染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率、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阳性似然比、阴性似然比、约登指数和假阴性率分别为68.0%(34/50)、13/19、58.0%(47/81)、85.0%(34/40)、44.8%(13/29)、2.153、0.467、0.364、32.0%(16/50)。 结论克氏菌与GLM关系密切，伴有克氏菌感染的GLM患者外周血炎症指标更高。临床医师在GLM的诊疗过程中应该重视病原菌的检测，为患者提供更加个体化、精准化的治疗方案。     

Sentinel node detection in breast carcinoma

AIMS AND BACKGROUND: The standard procedure for the evaluation of axillary nodal involvement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is still complete lymph node dissection. However, about 70% of patients are found to be free of metastatic disease while axillary node dissection may cause significant morbidity. Lymphatic mapping and sentinel lymph node (SLN) biopsy are changing this situation. METHODS AND STUDY DESIGN: In a period of 18 months we studied 201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excluding patients with palpable axillary nodes, tumors > 2.5 cm in diameter, multifocal or multicentric cancer, pregnant patients and patients over 80 years of age. Before surgery 99mTc-labeled colloid and vital blue dye were injected into the breast to identify the SLN. In lymph nodes dissected during surgery the metastatic status was examined by sections at reduced intervals. Only patients with SLNs that were histologically positive for metastases underwent axillary dissection. RESULTS: We localized one or more SLNs in 194 of 201 (96.5%) patients; when both techniques were utilized the success rate was 100%. Histologically, 21% of patient showed SLN metastases (7.8% micrometastases) and 68% of these had metastases also in other axillary nodes. None of the patients with negative SLNs developed metastases during follow-up. CONCLUSIONS: At present there is no definite evidence that negative SLN biopsy is invariably correlated with negative axillary status; however, our study and those of others demonstrate that SLN biopsy is an accurate method of axillary staging.     

Mammographic detection of early breast cancer

For the discovery of minimal breast cancer with mammography, photos under appropriate conditions are required, and for the abnormal shadows in the breast, detailed readings of the shadows and photos on the spot under the sufficient pressure over the breast enable us to draw clearer pictures. It is desirable to examine micro-calcification to perform accurate biopsy and histopathology; with serial section of the specimen. Furthermore, it has become important for the diagnosis of lesion with galactography for nipple discharge to detect early breast cancer. Henceforth, the role of mammography among all graphic diagnosis will become greater for the discovery of early breast cancer.     

Biochemical detection of recurrent breast cancer

When clinically obvious recurrence develops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a large tumor burden is usually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biochemical techniques to detect recurrence may allow early diagnosis and therapeutic benefit. Reviewed in detail is the use of 10 biochemical parameters, as well as chest x-rays and physical examinations. Present data indicate that serial chest x-rays, physical examinations, liver enzymes, and CEA are the most sensitive means of detecting recurrence.     

NIR spectroscopic detection of breast cancer

Near infrared spectroscopy (NIRS) utilizes intrinsic optical absorption signals of blood, water, and lipid concentration available in the NIR window (600-1000 nm) as well as a developing array of extrinsic organic compounds to detect and localize cancer. This paper reviews optical cancer detection made possible through high tumor-tissue signal-to-noise ratio (SNR) and providing biochemical and physiological data in addition to those obtained via other methods. NIRS detects cancers in vivo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blood volume and oxygenation from measurements of oxy- and deoxy-hemoglobin giving signals of tumor angiogenesis and hypermetabolism. The Chance lab tends towards CW breast cancer systems using manually scannable detectors with calibrated low pressure tissue contact. These systems calculate angiogenesis and hypermetabolism by using a pair of wavelengths and referencing the mirror image position of the contralateral breast to achieve high ROC/AUC. Time domain and frequency domain spectroscopy were also used to study similar intrinsic breast tumor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high blood volume. Other NIRS metrics are water-fat ratio and the optical scattering coefficient. An extrinsic FDA approved dye, ICG, has been used to measure blood pooling with extravasation, similar to Gadolinium in MRI. A key future development in NIRS will be new Molecular Beacons targeting cancers and fluorescing in the NIR window to enhance in vivo tumor-tissue ratios and to afford biochemical specificity with the potential for effective photodynamic anti-cancer therapies.     

New diagnostic techniques for breast cancer detection

Breast imaging has made huge advances in the last decade, and along with newer techniques to diagnose primary breast cancer, many novel methods are being used and look promising in detecting distant metastasis, recurrent disease and assessing response to treatment. Full-field digital mammography optimizes the lesion-background contrast and gives better sensitivity, and it is possible to see through the dense tissues by altering computer windows; this may be particularly useful in younger women with dense breasts. The need for repeat imaging is reduced, with the added advantage of reduced radiation dose to patients. Computer-aided detection systems may help the radiologist in interpretation of both conventional and digital mammograms. MRI has a role in screening women at high risk for breast cancer. It also aids in cancer management by assessing response to treatment and can help in deciding appropriate surgery by providing accurate information on the extent of the tumor. Newer diagnostic techniques such as sestamibi scans, optical imaging and molecular diagnostic techniques look promising, but need more investigation into their use. Their roles will appear clearer in coming years, and they may prove to be of help in further investigating lesions that are indeterminate on standard imaging. Other upcoming techniques are contrast-enhanced mammography and tomosynthesis. These may giv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in indeterminate lesions, and when used in screening they aid in reducing recall rates, as shown in recent studies. PET/computed tomography has a role in detecting local disease recurrence and distant metastasis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