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癌术后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危险因素及血栓风险评估

  目的   研究乳腺癌患者术后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deep venous thrombosis,DVT)的危险因素,分析血栓风险评估模型的临床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16年6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703例术后发生血栓的患者为血栓组,通过系统抽样法选取对照组706例,分析乳腺癌患者术后发生下肢DVT的危险因素,并比较Khorana及Caprini血栓风险评估模型的预测价值。  结果  比较血栓组与对照组的年龄、BMI≥30 kg/m2、手术切除活检确诊、接受新辅助化疗、手术时间>2 h、治疗前脂蛋白a(Lpa)>475.5 mg/L、血浆蛋白C(PC) < 102.5%、血浆凝血因子Ⅷ(FⅧ)>129.8%及D-二聚体(D-D)>289.99 ng/mL,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患者的Khorana风险评估模型进行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207);两组患者的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进行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  结论   年龄、BMI≥30 kg/m2、手术切除活检确诊、接受新辅助化疗、手术时间>2 h、治疗前Lpa>475.5 mg/L、PC < 102.5%、FⅧ>129.8%及D-D>289.99 ng/mL是乳腺癌术后发生下肢DVT的独立危险因素,Caprini评估模型可能导致乳腺癌患者血栓风险评估偏高,应进一步探究更加适合乳腺癌患者血栓的风险评估模型。      

SEPT9与RNF180基因甲基化检测在早期胃癌筛查中的诊断价值

  目的  胃癌在恶性肿瘤死亡率排名中位居前列,由于诊断时通常为进展期,因此预后较差。无创的早期胃癌（early gastric cancer,EGC）筛查技术,对提高患者5年生存率、降低癌症相关死亡率非常重要。本研究探讨外周血中SEPT9和RNF180的甲基化对EGC的诊断价值。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74例EGC患者（EGC组）,99例胃良性疾病患者（胃良性疾病组）,包括炎症、息肉、肠上皮化生、胃良性溃疡等,以及57例健康受试者（健康对照组）。对上述3组患者外周血中SEPT9和RNF180的甲基化进行检测,计算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并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UC）。  结果  SEPT9甲基化对EGC的敏感度为28.3%（95% CI:18.5%~40.0%）,特异度为94.2%（95% CI:89.3%~97.3%）,AUC为0.616（95% CI:52.0%~71.1%）。RNF180甲基化的敏感度为32.4%（95% CI:22.0%~44.3%）,特异度89.7%（95% CI:83.9%~94.0%）,AUC为0.636（95% CI:54.2%~73.0%）。两个基因甲基化的联合诊断敏感度为40.5%（95% CI:29.3%~52.6%）,特异度为85.3%（95% CI:78.7%~90.4%）,AUC为0.650（95% CI:55.7%~74.4%）。  结论  SEPT9和RNF180甲基化有可能作为诊断EGC的生物学标志物。      

代谢综合征与上皮卵巢癌发病风险及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  研究代谢综合征（metabolic syndrome，MetS）与上皮性卵巢癌（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EOC）发病风险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5年3月至2019年12月于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收治的1 138例EOC患者的病例资料并作为EOC组，同时选取1 136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分析MetS相关的血压、血糖、血脂等与EOC发病风险及临床病理特征相关性。  结果  相比对照组，EOC组患者的甘油三酯（triglyceride，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density liptein cholesterol，HDL-C）异常率较高，MetS、高血压、糖尿病阳性率较高（P < 0.01）。Logstic回归分析发现年龄调整的MetS（OR=4.884，95% CI:3.704~6.440）及TG、HDL-C、高血压、糖尿病均与EOC发病风险相关；MetS与国际妇产科联合会（FIGO）分期（OR=1.724，95% CI:1.215~2.447）、肿瘤分化等级（OR=2.725，95% CI:0.990~3.732）及淋巴结转移（OR=2.084，95% CI:1.444~3.006）相关。  结论  MetS可增加EOC发病风险，MetS预示EOC患者的FIGO分期为晚期、肿瘤分化等级较低和淋巴结转移。      

阿帕替尼联合培美曲塞治疗老年晚期非鳞非小细胞肺癌的疗效观察

  目的  观察培美曲塞与阿帕替尼联合用于老年晚期非鳞非小细胞肺癌的疗效。  方法  选取2016年1月到2017年6月在青岛市市立医院就诊的老年晚期非鳞非小细胞肺癌38例,均为一线或二线治疗失败者,入组人群要求年龄≥65岁、体力状况评分0~2分、预计生存期>3个月。将患者分为试验组（n=18）及对照组（n=20）。试验组行培美曲塞与阿帕替尼联合治疗,具体为:培美曲塞500 mg/m2 d1,阿帕替尼250 mg/d,d1~21,21d为1个治疗周期,对照组行单药培美曲塞,直到病情进展或不能耐受不良反应。该研究经青岛市市立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  结果  试验组和对照组的疾病控制率分别为72.2%和35%,具有统计学差异（χ2=5.265,P=0.022）;试验组和对照组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是5.7个月（95% CI:2.8~8.6）和3.1个月（95% CI:2.7~3.5）,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011,P=0.045）;发生手足综合征、高血压的比率有统计学差异（P=0.007,P=0.016）,多数为1~2级。  结论  培美曲塞与阿帕替尼联合用于老年晚期非鳞非小细胞肺癌疗效明确,不良反应可控。      

肿瘤细胞减灭加腹腔热灌注化疗术后静脉血栓栓塞症的预防

  目的  评估行肿瘤细胞减灭术（cytoreductive surgery，CRS）加腹腔热灌注化疗（hyperthermic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HIPEC）治疗的腹膜癌患者静脉血栓栓塞症（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发生风险，研究术后早期主/被动活动联合间歇充气加压按摩对VTE的预防效果。  方法  对2015年5月至2016年8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肿瘤科收治的120例胃肠道及妇科肿瘤等来源的腹膜癌患者行CRS+HIPEC治疗，使用Caprini血栓风险评估模型评价VTE风险，所有患者采取早期肢体主/被动活动及间歇充气加压按摩治疗，记录分析VTE相关事件。  结果  患者中位Carprini评分为12（10~16）分，均为VTE极高危组，在3个月的随访中仅1例患者发生深静脉血栓，经药物治疗后痊愈。  结论  腹膜癌患者VTE风险极高，术后早期足背曲/跖曲及扩胸等主/被动运动联合间歇充气加压按摩，可有效预防VTE。      

细胞减灭术加腹腔热灌注化疗治疗结直肠癌腹膜转移癌病例对照研究

  目的  分析细胞减灭术（CRS）加术中腹腔热灌注化疗术（HIPEC）对结直肠癌腹膜转移癌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课题设计为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 收集结直肠癌腹膜转移癌（CRC PC）患者资料, 按临床病理参数匹配原则, 分为CRS组（CRS+术后全身化疗）29例, HIPEC组（CRS+HIPEC+术后全身化疗）33例。分析两组的总体生存期（OS）及严重不良事件（SAE）。  结果  两组患者临床病理学特征均衡可比, 术中PCI评分及器官/腹膜切除情况相似。两组中位随访时间分别为41.9个月（6.5~110.0个月）和32.0个月（10.5~95.9个月）, OS分别为8.5个月（95% CI: 4.9~12.1个月）和14.5个月（95% CI: 11.9~17.1月）（P=0.007）。术后30天内CRS组3例发生SAE, HIPEC组9例（P=0.126）。多因素分析显示, HIPEC、CC 0~1分、术后化疗周期≥6个周期为改善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  结论  CRS+HIPEC可改善CRCPC患者生存期, SAE无显著增加, 安全性可接受。      

混合型小细胞肺癌外科治疗后预后分析

  目的  探索混合型小细胞肺癌（C-SCLC）术后患者生存的预后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14年12月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行肺癌根治性切除及系统性淋巴结清扫C-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  共计78例患者入组,其中C-SCLC合并大细胞神经内分泌肿瘤（large cell neuroendocrine carcinoma,LCNEC）患者所占比例最多（n=42）,其次是C-SCLC合并鳞癌（SCC）患者（n=18）、C-SCLC合并腺癌（AC）患者（n=10）及C-SCLC合并腺鳞癌（ASC）患者（n=8）。本研究队列5年生存率（OS）39.1%。多因素Cox回归分析表明:肿瘤大小[ < 3 cm vs. >3 cm;危险度（HR）=0.406;95%可信区间（95%CI）:0.202~0.816;P= 0.011]、体力状态评分（ < 2 vs. >2;HR=0.113;95%CI:0.202-0.631;P=0.013）、混合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成分（LCNEC vs.非LCNEC成分,HR=3.00;95%CI:0.096~0.483;P < 0.001）、病理分期（ⅢA期vs. Ⅰ期;HR=0.195,95%CI:0.063-0.602;P=0.004）及辅助治疗（是vs.否,HR=0.402;95%CI:0.195~0.831;P=0.014）为C-SCLC患者预后影响因素。  结论  混合型小细胞肺癌中的大细胞神经内分泌肿瘤成分会显著影响患者生存;术后辅助治疗明显有益于C-SCLC术后患者生存率的提高。      

住院恶性肿瘤患者静脉血栓栓塞症风险及预防情况分析

目的 使用Khorana评分评估住院恶性肿瘤患者静脉血栓栓塞症风险，比较不同血栓风险患者血栓预防措施实施情况。方法 选取2017年1月至2019年10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住院恶性肿瘤患者为研究对象。查阅电子病历系统，收集患者一般资料、疾病相关资料、Khorana评分和血栓预防资料。结果 1834例患者中，Khorana评分中位数为2（1，2）分，评分为低、中和高危的患者分别占9.0%（165/1834）、70.0%（1284/1834）和21.0%（385/1834）。手术患者中， 低、中和高危患者分别占8.8%（83/941）、71.7%（675/941）和19.4%（183/941）。单纯化疗患者中， 低、中和高危患者分别占6.5%（18/679）、69.2%（193/279）和24.4%（68/279）。所有患者、手术患者和单纯化疗患者中，血栓预防措施总使用率分别为61.7%（1131/1834）、83.3%（784/941）和41.9%（117/279）。所有患者和手术患者中，不同风险级别者血栓预防措施总使用率存在差异（P=0.002，P=0.016）。化疗患者中，不同风险分级者血栓预防措施总使用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60）。所有患者和手术患者中，不同风险分级者的单纯药物预防、单纯机械预防和药物联合机械预防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67，P=0.081）。结论 住院恶性肿瘤患者静脉血栓栓塞症风险较高，而血栓预防措施使用率不足。医护人员未完全根据血栓风险调整预防策略。医院人员应在评估血栓风险基础上，采取合适的预防策略，以减少恶性肿瘤患者血栓和出血事件的发生。     

EGFR-TKIs治疗术后复发肺腺鳞癌患者的临床研究

  目的  分析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EGFR-TKIs）治疗术后肺腺鳞癌（adenosquamous carcinoma of the lung，ASC）患者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6年1月至2014年12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诊治的ASC 205例，采用描述性分析及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  结果  筛选出27例EGFR突变并接受TKIs治疗的ASC患者，其中15例患者存在19号外显子缺失突变，12例患者存在21号外显子点突变。临床疗效方面，9例患者部分缓解（partial response，PR），11例患者疾病稳定（stable disease，SD），疾病控制率（disease control rate，DCR）为74.1%。生存分析结果显示，术后中位生存时间为39.0个月（95% CI:25.6~52.4），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为15.0个月（95% CI:12.9~17.1），3、5年生存率分别为51.9%、15.3%。  结论  具有EGFR敏感突变的ASC患者能够从TKIs治疗中获益，推荐对ASC患者进行常规EGFR基因突变检测，实现个体化、多学科治疗以改善患者预后。      

相位角在小细胞肺癌患者预后预测中的应用

  目的  早期研究表明相位角（phase angle，PhA）与肿瘤患者预后有关，本研究分析PhA在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SCLC）患者预后预测中的作用。  方法  筛选2015年1月至2017年8月间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初诊SCLC患者148例，记录患者初诊时年龄、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肿瘤分期和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采用Inbody（Biospace Co?）测量患者初诊时PhA。按照性别分层后，根据PhA第2三分位界值将其分为低值组和高值组。应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及Log-rank检验比较生存关系，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  男性患者PhA为（5.56±0.71）°，女性患者PhA为（4.69±0.9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PhA是小细胞肺癌患者PFS的独立危险因素（HR=0.646，95% CI:0.486~0.860，P=0.003）。低PhA组患者中位PFS为7.77个月，高PhA组患者中位PFS为10.5个月，生存分析显示2组患者PFS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男性和女性SCLC患者PhA存在差异，基线PhA水平可以预测小细胞肺癌患者的预后。需要大样本研究探索不同性别和疾病状态下东亚人种应用PhA评价细胞健康和功能的有效界值，以更好的指导治疗和预后预测。      

普通白光联合窄带成像放大内镜对早期胃癌浸润深度的诊断价值

  目的  建立普通白光内镜（conventional white light endoscopy,C-WLE）联合窄带成像放大内镜（magnifying endoscopy with narrow-band imaging,ME-NBI）诊断早期胃癌（early gastric cancer,EGC）浸润深度的模型,提高EGC深度诊断的准确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0年10月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行黏膜下剥离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ESD）或手术治疗的241例EGC患者,用χ2检验分析EGC黏膜下深层浸润的危险因素,应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EGC黏膜下深层浸润内镜下表现的独立危险因素,构建预测EGC浸润深度模型。  结果  χ2检验结果表明黏膜皱襞变化、易出血、溃疡、边缘隆起、无血管区、扩张血管、微血管结构缺失、表面结构缺失是EGC黏膜下深层浸润的危险因素。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表明溃疡（OR=5.696,95%CI:1.656～19.590;P=0.006）,边缘隆起（OR=5.363,95%CI:1.469～19.573;P=0.011）,无血管区（OR=8.990,95%CI:2.522～32.042;P=0.001）,扩张血管（OR=8.435,95%CI:3.323～21.408;P<0.001）为EGC黏膜下深层浸润的独立危险因素。将上述独立危险因素分别赋分为4分、4分、5分、5分,构建预测浸润深度的模型,AUC为0.802,最佳临界点为8分,诊断敏感度为71.4%,特异度为85.6%,准确率为82.5%。  结论  依据C-WLE联合ME-NBI诊断EGC黏膜下深层浸润的独立危险因素构建的诊断模型有助于术前准确诊断EGC的浸润深度。      

凝血指标D-Dimer联合Khorana评分模型预测肿瘤患者化疗后静脉血栓风险的价值

目的:探讨凝血指标联合Khorana评分模型预测肿瘤患者化疗后静脉血栓风险的价值。方法:选取2019年01月至2022年09月某三级甲等医院收治确诊恶性肿瘤并接受化学治疗的患者100例,包括60例静脉血栓栓塞(venous thromboembolism, VTE)患者为试验组,40例无VTE的患者为对照组;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或肺动脉造影检查确诊VTE,比较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及凝血指标[D-二聚体(D-Dimer)、纤维蛋白原(fibrinogen, Fib)],通过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评价凝血指标联合Khorana评分对肿瘤患者静脉血栓风险预测的灵敏度及特异度。结果:两组患者D-Dimer及Fib水平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试验组D-Dimer及Fib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D-Dimer对静脉血栓风险的预测价值高于Fib, D-Dimer最佳截断值为2.28 mg/L;将D-Dimer纳入Khorana模型中的评估项,赋分1～3分,其中赋予2分后,新评估模型静脉血栓风险的预测...     

上腔静脉滤器在肿瘤合并上肢深静脉血栓形成中的应用

  目的  探讨应用上腔静脉滤器对肿瘤合并上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患者预防肺栓塞发生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例上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患者资料。20例患者中肺癌6例, 胃癌4例, 乳腺癌2例, 卵巢癌、胰腺癌、鼻咽癌、白血病、恶性淋巴瘤、食管癌、贲门癌、胸腺瘤术后左颈部转移各1例。其中9例患者行PICC(Peripheral inserted central catheter)置管化疗, 2例行锁骨下静脉置管化疗。  结果  全部患者均成功置入上腔静脉滤器, 保留深静脉置管的患者术后成功拔除深静脉导管, 无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 随访6~24个月, 术后无症状性肺栓塞、上腔静脉穿孔、滤器移位及上腔静脉综合征发生。  结论  恶性肿瘤及深静脉置管是上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最重要的原因, 上腔静脉滤器置入是预防肿瘤合并上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患者发生肺栓塞的一种安全和有效的措施。      

完全肿瘤细胞减灭术加腹腔热灌注化疗治疗胃癌腹膜转移的病例筛选策略

目的:构建肿瘤细胞减灭程度(completeness of cytoreduction,CC)预测模型,为肿瘤细胞减灭术(cytoreductive surgery,CRS)加腹腔热灌注化疗(hyperthermic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HIPEC)治疗胃癌腹膜转移(gastric cancer with peritoneal metastasis,GCPM)提供病例筛选方法。方法:比较完全CRS(complete CRS,CCRS)组和不完全CRS(incomplete CRS,ICRS)组患者基本临床病理特征和治疗参数,通过逻辑回归模型筛选CC独立预测因子,精准预测CCRS可能性。结果:125例患者纳入本研究,其中CC0组52例(41.6%),中位总生存期为30.0(95%CI:16.8~43.3)个月;CC1-3组73例,中位总生存期7.3(95%CI:5.7~8.8)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而CC1、CC2和CC3组间中位总生存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因此,CC0定义为CCRS组,CC1-3定义为ICRS组,构建并优化了以腹膜转移时相(OR=14,95%CI:2.0~97.9,P=0.008)、术前肿瘤标志物(OR=6.5,95%CI:2.1~37.8,P=0.037)和腹膜癌指数(OR=1.5,95%CI:1.3~1.8,P<0.001)预测ICRS的多因素回归模型和预测列线图,内部验证显示,ROC曲线下面积为0.985,列线图显示预测准确度、一致性良好。根据列线图结果将患者分为4个亚组,设定CCRS预测概率≥50%,同时性且术前肿瘤标志物正常组、同时性且术前肿瘤标志物异常组、异时性且术前肿瘤标志物正常组、异时性且术前肿瘤标志物异常组腹膜癌指数界值点分别为:≤16、≤12、≤10和≤5。结论:CCRS+HIPEC可延长部分经选择的GCPM患者生存期,以腹膜癌指数为核心,联合腹膜转移时相和术前肿瘤标志物的病例筛选策略,可有效选择高概率实现CCRS的患者接受CCRS+HIPEC治疗。     

合并真菌血症的恶性肿瘤患者死亡风险预测列线图的构建与评价

  目的  分析合并真菌血症的恶性肿瘤患者死亡风险因素,建立基于列线图的评价体系,为临床早期干预,改善预后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2010年1月至2021年12月合并真菌血症的112例恶性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第1次从血液中分离出真菌后30天内是否发生死亡,分为死亡组与非死亡组,利用单因素、多因素回归分析及Stepwise算法筛选,明确30天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构建预测列线图并进行评价。  结果  在纳入病例中30天粗病死率为38.4 %,主要感染菌种为白色念珠菌54例（48.2%）,其次为光滑念珠菌26例（23.2%）、热带念珠菌13例（11.6%）、近平滑念珠菌12例（10.7%）等非白色念珠菌;肾功能障碍（OR=6.818,95%CI:2.244～23.310）、ICU入住>5天（OR=8.737,95%CI:2.918～28.543）,肿瘤远处转移（OR=6.384,95%CI:2.067～21.647）是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此构建的预测列线图,其C指数（C-index）为0.898,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下面积为0.898（95%CI:0.839～0.957）,当临界值（cutoff value）为28.7分时,其假阳性率为21.7%,敏感度为88.4%。  结论  本研究构建的预测列线图,能够较好地预测合并真菌血症的恶性肿瘤患者30天内死亡风险,为临床诊治工作提供理论帮助。      

食管鳞状细胞癌淋巴结转移与体细胞突变GC%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  探索与食管鳞状细胞癌淋巴结转移相关的分子标记。  方法  根据是否发生淋巴结转移将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分成两组,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影响食管癌淋巴结转移的因素,采用约登指数法探讨诊断阈值以及敏感度和特异性,通过ROC曲线下面积（areas under the ROC curve,AUC）评价影响因素的价值。  结果  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氨基酸密码子第一位突变点的野生型碱基GC%水平是影响食管癌淋巴结转移的因素[OR（95%CI）:0.931（0.874~ 0.991）,P < 0.05]。该因素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639（P < 0.05,95%CI:0.522~0.756）,约登指数为0.277,敏感度和特异性分别为56.6%和71.1%。  结论  氨基酸密码子第一位突变点的野生型碱基GC%水平与食管鳞状细胞癌淋巴结转移显著相关,该分子标记为淋巴结转移的保护因素并具有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      

乳腺浸润性微乳头状癌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分析

目的:探讨乳腺浸润性微乳头状癌(invasive micropapillary carcinoma,IMPC)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1月至2015年12月246例于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收治的乳腺IMPC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分为143例IMPC成分比例>50%(A组)和103例比例≤50%(B组)两组。多因素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采用Log-rank检验及Kaplan Meier法等进行生存分析。结果:A组患者的5年无病生存(disease free survival,DFS)和总生存(overall survival,OS)时间均低于B组DFS(76.5%vs.83.6%,P=0.042)和OS(74.1%vs.81.6%,P=0.029)。A组中未行放疗患者的DFS和OS均低于行放疗患者的DFS(χ^2=5.219,P=0.022)和OS(χ^2=3.963,P=0.047)。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多因素分析显示,患者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2,HER-2)阳性表达(HR=2.989,95%CI:1.400~6.384,P=0.005),乳头侵犯(HR=2.388,95%CI:1.263~4.518,P=0.007),4枚以上淋巴结转移(HR=2.076,95%CI:1.080~3.992,P=0.029)为DFS独立危险因素,乳头侵犯(HR=1.951,95%CI:1.054~3.609,P=0.033)为OS独立危险因素,并且乳头侵犯中未行放疗患者的DFS和OS均低于行放疗患者的DFS(χ^2=6.541,P=0.011)和OS(χ^2=6.455,P=0.012)。结论:乳腺IMPC作为一种特殊类型乳腺癌,乳头侵犯提示预后较差。IMPC成分比例>50%较比例≤50%乳腺癌患者的预后更差,对于IMPC成分比例>50%或乳头侵犯患者,术后放疗能带来更多生存获益。     

原发性肝癌术后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症的危险因素及Caprini风险预测模型的应用

目的:研究原发性肝癌术后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症（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的危险因素,并验证和改良Caprini模型对肝癌术后患者VTE发生的预测能力。方法:对我院收治的452例肝癌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术后1月内是否发生VTE而分为VTE组和非VTE组。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以用来筛选VTE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和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ROC curve,AUC）来描述和比较传统Caprini模型和改良Caprini模型对VTE发生预测的准确性。结果:共有41例原发性肝癌患者术后出现VTE,整体发生率为9.07%。单因素分析示BMI、糖尿病患病率、门静脉癌栓发生率、手术时间、二次手术率、以及Caprini评分可能与VTE的发生有关。多因素分析示BMI（OR=1.14,P=0.01）、手术时间（OR=10.91,P=0.001）、有门静脉癌栓（OR=4.98,P=0.001）、二次手术（OR=7.85,P=0.01）和Caprini评分（OR=2.63,P=0.001）是VTE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改良后的Caprini模型和一般Caprini模型在预测VTE时的AUC分别为0.912和0.811;当取最大约登指数时,二者敏感度分别为85.37%和63.41%,特异度分别为85.64%和87.59%。结论:BMI、手术时间、门静脉癌栓、二次手术是原发性肝癌患者术后VTE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联合上述四种指标可以显著提高Caprini模型对VTE的预测能力。     

恶性肿瘤患者基于临床和血液学标记物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不良事件预测模型的建立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建立基于临床和血液学参数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治疗的恶性肿瘤患者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mmune-related adverse effects，irAEs）预测模型，如果经过验证，这些标记物的优点是易于整合到临床使用中，成本低廉。  方法  本研究是对2016年1月到2020年12月在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和山西白求恩医院接受至少一剂ICIs治疗的恶性肿瘤患者的回顾性研究。收集了基线特征、治疗细节和不良事件的数据。采用t检验、χ2检验和Logistic回归等方法确定影响因素，建立预测模型。  结果  任何级别和3级及以上的irAEs发生率分别为16.03%（76/474）和2.32%（11/474），其中最常见的分别为内分泌毒性37.1%（39/105）和肺炎7.6%（8/105）。多因素分析显示，2线治疗irAEs发生的风险更大[比值比（Odds Ratio，OR）=3.302]；球蛋白（OR=1.086）与irAEs的发生呈正相关，而直接胆红素（direct bilirubin，DBIL）（OR=0.723）与其呈负相关（Ｐ<0.05）。最终建立了基于“ICIs类型、治疗线数、球蛋白、DBIL和淋巴细胞/单核细胞比值（lymphocyte to monocyte ratio，LMR）”的预测模型，其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为0.775，95%CI:0.711～0.840，Ｐ<0.05，临界值为0.118，敏感度为92.5%，特异度为56.6%。  结论  基于ICIs类型、治疗线数、球蛋白、DBIL和LMR的预测模型对单纯接受ICIs的恶性肿瘤患者的irAEs预测效果较好，其中治疗线数、球蛋白和 DBIL是irAEs发生的独立预测因素。ICIs作为2线治疗以及治疗前高球蛋白和低DBIL 的人群发生irAEs的风险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