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肝移植术后感染特点及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肝移植受体术后感染特点及感染相关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接受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肝移植68例受体的临床资料。根据受体术后是否合并感染分为感染组(33例)和非感染组(35例)。总结68例肝移植受体术后感染的主要特点;对受体发生肝移植术后感染的可能危险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危险因素再进行多因素分析,找出独立危险因素,并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其预测肝移植术后感染的准确度。结果肝移植术后33例受体发生感染,占总数的49%,以细菌感染和真菌感染为主,感染部位主要有肺部感染和腹腔感染。单因素分析发现,供体存在开放性损伤,受体术前血红蛋白水平、血小板计数、肝功能Child-Pugh分级、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术中红细胞输注量,术后第1日γ-谷氨酰转肽酶(GGT)、重症监护室(ICU)停留时间共8个因素是器官捐献供肝肝移植术后感染的相关因素(均为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术前血红蛋白水平120 g/L和术后ICU停留时间96 h为器官捐献供肝肝移植术后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均为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术前血红蛋白水平114 g/L和术后ICU停留时间102 h对预测术后感染准确度较高。结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肝移植术后感染发生率较高,以细菌感染和真菌感染为主,感染部位主要在肺部和腹腔。受体肝移植术前血红蛋白水平低及术后ICU停留时间长,会增加肝移植术后感染风险。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78例临床经验分析

目的总结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的临床经验及疗效分析。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3月至2015年11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肝脏移植中心完成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体肝移植的76例供体和78例受体的临床资料。观察肝移植受体早期移植物功能恢复情况并分析引起早期移植物功能障碍(EAD)的危险因素,观察远期的移植物生存及受体生存情况、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 78例受体术后EAD的发生率为36%(28/78),其中供体总胆红素(TB)高和冷缺血时间长是EAD发生的危险因素。受者围手术期存活率为92%(72/78),死亡6例,分别死于原发性移植物失功4例、上消化道大出血1例、肺部感染1例。术后发生腹腔感染5例,胆道狭窄3例,血管血栓形成2例,除1例死亡外,其余经相应治疗后好转。受体术后1年的存活率为84.2%,2年存活率为80.0%。结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是较好的供肝来源,其近远期效果良好。控制术前供肝质量,缩短冷缺血时间等均是提高临床效果的重要措施。     

公民器官捐献肝移植术后早期肝功能不全49例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49例公民器官捐献肝移植术后早期肝功能不全(EAD)的发生情况,探讨EAD发生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7月至2013年3月间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实施的49例肝移植供、受体资料。在43个供体相关变量、6个手术相关变量及9个受体相关变量中筛选分析,寻找影响EAD的危险因素。结果移植术后EAD的发生率为40.8%,其中单纯由于术后7 d内谷草转氨酶(AST)或谷丙转氨酶(ALT)>2 000 U/L而获得诊断的受体比例为70.0%。EAD组和非EAD组术后1、6、12个月的受体累积生存率分别为80.0%、75.0%、75.0%和93.1%、93.1%、78.8%,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19)。多因素分析显示供体血ALT>200 U/L及血氯>115 mmol/L是EAD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供体血ALT>200 U/L及血氯>115 mmol/L是独立影响术后EAD发生的危险因素。积极的供体维护、仔细的供体选择或可改善公民器官捐献肝脏移植的预后。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原位肝移植后早期肝功能不全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 观察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原位肝移植术后早期肝功能不全（early allograft dysfunction,EAD）的发生情况,探讨早期肝功能不全的危险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间我院65例行肝移植供、受体资料。根据术后情况将患者分为EAD组（n=29）及非EAD组（n=35）。对相关因素先进行单因素分析,然后将统计学差异的因素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65例原位肝移植患者术后早期肝功能不全的患者有29例,发生率为44.6%。单因素分析显示EAD组与非EAD组供体血清钠[（157.53±21.71）mmol/L vs（146.06±15.24）mmol/L,P=0.019]、热缺血时间[（21.6±6.5）min vs（10.6±4.3）min,P=0.016]、冷缺血时间[（8.3±1.2）h vs（5.4±1.2）h,P=0.012]、ICU住院时间[（78.1±19.5）h vs（49.7±17.6）h,P=0.007]及受体的无肝期时间[（98.3±16.3）h vs（66.0±17.6）h,P=0.03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影响术后早期肝功能不全的独立危险因素为供体血清钠水平（OR 18.372,95%CI 1.846～24.173,P=0.019）及热缺血时间（OR 8.105,95%CI 1.513～37.205,P=0.013）。结论 供体血清钠水平及热缺血时间是公民逝世后器官原位肝移植术后EAD的独立危险因素。     

肝移植术后细菌感染的诊治

目前肝移植技术不断提高,但感染相关并发症仍是造成肝移植术后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细菌、病毒、真菌及寄生虫都有可能造成肝移植术后感染,其中以细菌感染为主。肝移植术后细菌感染的危险因素包括移植因素、受体因素和供体因素等。肝移植术后细菌感染通常在术后2个月内发生,其感染的优势菌群与院内感染的主要菌群、地域特点有关,但革兰阴性菌和革兰阳性菌是主要的感染病原体。肝移植术后细菌感染的预防分为术前、术中、术后3个阶段,围手术期48 h内使用抗生素尤为重要,预防性使用抗生素可以降低细菌感染的发生率。肝移植术后细菌感染是直接影响受体预后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感染的控制宜采取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式。     

公民器官捐献供体质量对肝移植术后受体生存率的影响及其感染高危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体质量对肝移植术后受体生存率的影响,分析肝移植术后患者感染的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了2013年2月至2017年12月接受DCD肝脏移植手术患者102例,所有患者术后随访1年,分析DCD供体质量对肝移植术后患者生存率的影响,统计肝移植术后早期感染情况,分析影响感染的危险因素。结果本组死亡30例,死亡率29. 41%,单因素分析显示:肝移植术后死亡与DCD供体白蛋白、总胆红素、冷缺血时间、术中出血量、供体脂肪肝、肝细胞水肿有关(P 0. 05),多因素分析显示:冷缺血时间≥840 min(OR=3. 621,95%CI=0. 264～5. 619)、肝细胞脂肪变性(OR=2. 862,95%CI=0. 136～0. 769)是DCD肝移植术后响受体生存率的独立危险因素(P 0. 05)。本组肝移植术后感染38例,感染率37. 25%,单因素分析显示:肝移植术后感染与受体术前血红蛋白水平、血小板计数、Child-Pugh分级、术中红细胞输注量、ICU停留时间有关(P 0. 05),多因素分析显示:受体术前血红蛋白水平120 g/L(OR=2. 310,95%CI=0. 681～1. 264)、术中红细胞输注量 5U(OR=2. 862,95%CI=0. 136～0. 769)、ICU停留时间 96 h(OR=3. 267,95%CI=0. 264～0. 961)是DCD肝移植术后受体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P 0. 05)。结论 DCD冷缺血时间、肝细胞脂肪变性对肝移植术后受体生存有明显影响,受体术前贫血、术中失血程度、ICU停留时间均可影响术后感染的发生。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62例临床分析

目的分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的流程方法及疗效,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提供一定借鉴。 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山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8年10月至2015年12月完成62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病例的临床资料。 结果62例均符合《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工作指南》三类捐献标准（脑-心双死亡标准器官捐献,DBCD）。所有病例按标准成功完成了肝脏捐献及获取流程,其中15例使用体外膜肺氧合技术（ECMO）维持至器官获取。供肝热缺血时间0~30（16.2±6.5）min,冷缺血时间190~680（347±39）min。62例受体均顺利植入供肝,未出现原发性移植肝无功能、排斥反应。1例围手术期死于多发动脉血栓形成,1例发生胆漏经引流后自愈,2例发生胆道狭窄并发症,经胆道支架置入后缓解;肿瘤复发转移死亡3例。 结论通过合理流程充分利用ECMO,加强获取器官管理,缩短热冷缺血时间,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可以获得较满意的临床效果。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31例临床效果分析

目的总结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用于肝移植的临床经验及疗效分析。方法回顾性分析2007年1月至2014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3医院收治的31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病例的临床资料。结果 31例供体中符合中国标准Ⅰ类8例、Ⅱ类3例、Ⅲ类20例。按规范器官获取流程取得供肝。供肝的热缺血时间为2~13 min,平均为9 min;冷缺血时间为240~600 min,平均为350 min。31例受体均顺利完成肝移植手术。其中29例受体恢复良好,肝功能逐渐恢复,未出现血栓形成、排斥反应,4例出现胆道狭窄并发症,经胆道支架置入术后引流通畅;重症监护室(ICU)停留时间平均8 d,术后住院时间平均21 d,病情稳定后出院。受体总体存活率为81%,1例术后2 d死于原发性肝脏无功能,1例死于术后肺部感染,4例肿瘤受者死于肿瘤复发转移。结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可以扩大供肝来源且近期效果良好。逐渐完善捐献供体器官功能保护措施,严格掌握供者适应证、加强器官功能评估、缩短热冷缺血时间,是改善临床效果的重要措施。     

心脏死亡供体经典原位肝移植的单中心临床研究

目的总结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供体供肝获取及应用于肝移植的临床经验和可行性。方法2011年11月至2012年9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采用Maastricht标准或中国标准,共获取18例DCD供肝,于该院完成经典原位肝移植14例,送往其他移植中心3例,放弃1例。对18例供体与在该院完成肝移植的14例受体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了解供肝情况、受体围手术期及随访结果。结果18例供体中符合Maastricht标准Ⅲ类5例、V类2例,符合中国标准Ⅲ类（即脑一心双死亡标准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 plus cardiac death, DBCD）11例。按规范器官获取流程取得供肝。供肝的热缺血时间为11～18min,平均为14．5min;冷缺血时间为90—600min,平均为350min。14例受体均顺利完成移植手术。其中12例受体预后良好,肝功能逐渐恢复,未出现原发性移植肝无功能、血栓形成、排斥反应,但2例出现胆道狭窄并发症,经胆道支架置人术后引流通畅;重症监护室（ICU）治疗时间平均7d,术后住院时间平均23d,病情稳定后出院。1例受体术后2d死于肝衰竭,其供体原发病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需给予大量多巴胺维持其血压;另1例于术后当日死于腹腔内大出血,其供体为重症哮喘、心肺复苏后死亡。12例受体者平均随访时间为6个月,总体存活率为85％,肿瘤患者尚未发现复发转移。结论DCD可以扩大供肝来源且近期效果良好,具有可行性。实施可控型DCD捐献,严格掌握供者适应证、加强器官评估、缩短热缺血时间和冷缺血时间,是保障供肝质量的重要因素。     

肝移植术后早期肺部细菌感染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原位肝移植术后早期肺部细菌感染的发生情况及其危险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笔者所在医院2010年1月至2012年6月期间行下腔静脉逆灌注法原位肝移植术的96例终末期肝病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探索肝移植术后早期肺部细菌感染的危险因素。结果 96例患者中有29例于肝移植术后早期发生肺部细菌感染,感染率为30.21%,其中感染G-需氧菌19例（65.52%）,感染G＋需氧菌10例（34.48%）。患者的术前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OR=2.165,P=0.001）、术中输血量（OR=1.952,P=0.003）、术后3 d血肌酐平均值（OR=1.913,P=0.001）、术后3 d液体负平衡时间（OR=0.196,P=0.023）及术后住院时间（OR=1.923,P=0.003）均与术后早期肺部细菌感染有关。结论 原位肝移植术后早期易发生肺部细菌感染。术前改善患者基础状况、术中控制输血量、术后控制输液量和住院时间及术后改善肾功能均可减少术后早期肺部细菌感染的发生。     

扩大标准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术后一年内临床效果分析

目的观察并比较扩大标准供者(ECD)和标准供者(SCD)供肾移植受者术后1年内临床效果。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3月至2017年3月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接受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90例肾移植受者临床资料,按供肾来源分为ECD组(31例)和SCD组(59例)。所有受者均应用免疫诱导及三联免疫抑制方案治疗(吗替麦考酚酯或麦考酚钠肠溶片＋他克莫司或环孢素＋甲泼尼龙)。采用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两组受者肾移植术后1年内血清肌酐(Scr)水平,采用χ²检验和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两组受者性别比例、受者/移植肾存活率及急性排斥反应(AR)、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和肺部感染等并发症发生率。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ECD组和SCD组肾移植受者术后Scr水平逐步下降。术后1个月内(术后1、3、7、14和21 d)两组受者Scr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0.076、0.905、0.670、0.893和0.048,P均>0.05);术后1～12个月,除术后9个月两组受者Scr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727,P>0.05),其余各时间点ECD组受者Scr水平均高于SCD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两组受者术后1年受者/移植肾存活率分别为93.1%/80.6%和91.5/84.7%,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734; χ²＝0.246,P>0.05)。ECD组和SCD组AR发生率分别为12.9%(4/31)和18.6%(11/59),DGF发生率分别为22.6%(7/31)和22.0%(13/59),肺部感染发生率分别为25.8%(8/31)和11.9%(7/59),其他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41.9%(13/31)和28.8%(17/59),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结论与SCD相比,ECD供肾移植仍可获得相当的临床效果。在目前供器官来源严重缺乏的情况下,ECD的合理选择可以扩大供肾来源。     

心脏死亡供者供肝移植三例报告

目的 总结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肝移植的临床经验.方法 共有7例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者,原发病包括脑出血3例(其中1例合并高血压),颅脑外伤2例,脑基底动脉闭塞1例,颅脑肿瘤(脑胶质瘤Ⅱ级)卒中1例.依据《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指南》实施捐献,采用腹部器官联合快速切取方法切取器官.受者的原发疾病为乙型肝炎后肝硬化(失代偿期)和原发性肝癌.术后预防感染,根据凝血酶原时间采取抗凝治疗,采用他克莫司+吗替麦考酚酯+泼尼松预防排斥反应.结果 有3例供者分别因合并酒精性肝硬化、家属拒绝捐献肝脏和肝脏热缺血时间超过30 min而未能切取肝脏,1例由红十字会协调至其他移植中心,3例完成肝移植.供肝热缺血时间分别为7.5、9和10 min,冷缺血时间为4.5、8.2和6.5h.受者术后随访2～9个月,术后近期无原发性移植物无功能,未发生血栓形成和排斥反应等并发症,肝功能恢复良好,均顺利出院.结论 DCD供肝移植的近期效果良好,选择可控制的中国三类供者、中高度风险的UW评分以及较短的热缺血时间是保障肝移植成功的重要因素.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临床分析

目的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的近期临床效果。方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73例,供者43例,其中本院器官获取组织42例,外院器官获取组织分享1例。分析肾移植术后人/肾存活率和并发症的发生情况。结果 73例受者随访9~38个月,术后6个月、1年的人/肾存活率分别为97.3%/94.5%、94.5%/91.8%。10例(13.7%)受者发生移植肾功能恢复延迟,15例(20.5%)受者术后发生急性排斥反应,21例(28.8%)受者发生肺部感染。2例受者移植肾丢失,4例受者移植肾带功死亡。结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近期疗效较好,是解决供肾来源的有效途径。     

常温局部灌注在受控心脏死亡肝移植供体中的应用

目前全球器官移植领域所面临的仍是供体短缺的主要问题。由于受体需求量和标准供体的数量的严重不平衡，外科医生们将目光转移到心脏死亡供体（DCD）。相比于脑死亡供体（DBD），DCD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历更长的热缺血时间（WIT），以致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增加，尤其是胆道并发症。受控心脏死亡供体（cDCD）是指在符合患者或家属意愿的情况下有计划地退出维持生命的治疗，在一段“无接触”时间后（通常为5 min），宣布患者大脑循环永久缺失，同时快速进行器官恢复。由于使用常规器官保存方法保存的DCD移植物的移植效果不尽如人意，近年来，常温灌注技术所展现出的优势在移植过程中愈发明显，逐渐引起外科医生和科学家们的关注。与活体肝移植以及DBD肝移植不同，DCD在宣布死亡前无法取出移植物。而在常温局部灌注（NRP）中，外科医生们能够在宣布死亡后阻断流向大脑的血液，并通过体外膜氧合启动器官的热灌注，在供体体内恢复供体肝脏的功能，使肝脏产生胆汁并清除乳酸。这一过程为供体肝脏离开供体和移植前的各项指标监测和优化提供宝贵时间。目前已有多项临床研究表明，NRP作为一种原位器官修复技术能够使cDCD供体肝脏的移植效果与DBD供体相近。另外，一些研究者还开发了多种灌注技术的联合应用，包括NRP与机器灌注（MP）以及双低温氧合机灌注（D-HOPE）的联合使用，均展现出良好的移植效果，为肝移植供体保存提供更多可能性。虽然许多学者认为NRP是一种获取更多高质量器官的保存方法，但有研究者质疑该技术的伦理问题。他们认为该技术违背死亡捐赠规则，NRP灌注程序中所涉及的操作可能导致患者的死亡，因此，确保患者的循环以及呼吸的永久性不可恢复状态以及在NRP期间确保脑部循环的缺失尤其重要。鉴于NRP在移植领域的重要性，笔者对NRP技术在cDCD中的应用进行归纳总结。     

心脏死亡供体肝移植12例初步经验

目的总结心脏死亡供体（DCD）肝移植的具体流程和临床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10月至2012年12月中山市人民医院12例DCD临床资料、供体维护、器官获取、受体围手术期及预后等。结果12例供体均为脑、心双死亡供体,按标准成功完成了肝脏捐献及获取流程。其中3例使用体外膜肺氧合技术（ECMO）维持至器官获取。供肝热缺血时间0-30（16．5±7．0）min。12例受体均顺利植入供肝,无围手术期死亡。术后胆道并发症2例,肿瘤复发1例,死亡2例。结论DCD供体肝移植能获得较满意的效果。通过快速获取器官、合理利用ECMO,能提高器官捐献成功率、减少供肝热缺血时间及冷缺血时间。     

Extended criteria for organ acceptance. Strategies for achieving organ safety and for increasing organ pool

The terms extended donor or expanded donor mean changes in donor acceptability criteria. In almost all cases, the negative connotations of these terms cannot be justified. Factors considered to affect donor or organ acceptability have changed with time, after showing that they did not negatively affect graft or patient survival per se or when the adequate measures had been adopted. There is no age limit to be an organ donor. Kidney and liver transplantation from donors older than 65 years can have excellent graft and patient actuarial survival and graft function. Using these donors can be from an epidemiological point of view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to esablish the final number of cadaveric liver and kidney transplantations. Organs with broad structural parenchyma lesion with preserved functional reserve and organs with reversible functional impairment can be safely transplanted. Bacterial and fungal donor infection with the adequate antibiotic treatment of donor and/or recipient prevents infection in the latter. The organs, including the liver, from donors with infection by the hepatitis B and C viruses can be safely transplanted to recipients with infection by the same viruses, respectively. Poisoned donors and non-heart-beating donors, grafts from transplant recipients, reuse of grafts, domino transplant and splitting of one liver for two recipients can be an important and safe source of organs for transplantation.     

The use of contaminated donor organs in transplantation

Introduction. Organ transplantation has become an accepted means of treating end‐stage organ disease in recent years with acceptable patient and graft surviv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have an increased risk of infectious complications due to 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decreased host resistance from chronic end‐stage organ failure as well as from the immunosuppression required to prevent graft rejection.
Hypothesis. Therefore, the use of contaminated allografts could result in life‐threatening infections in organ recipients.
Method. In this study, transplant patients receiving organs from donors with positive blood or urine cultures, from 1993 to 1997,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Results. There was a total of 599 organ donors in our state. Forty‐six (7.5%) had positive blood cultures and 25 (4.5%) had positive urine cultures. A total of 179 patients received organs from these contaminated donors, 36 of which were transplanted at our center. In this group, there were 16 kidney, 9 liver, and 11 heart transplants. Both donors and recipients received prophylactic broad‐spectrum antibiotics, which were adjusted based on culture and sensitivity results. The most common organisms isolated from the blood were staphylococci followed by streptococci and Gram‐negative organisms. Three of the 9 liver transplant patients in the series died with a mortality of 33%. Two of the 3 patients who died had sepsis but the responsible organisms were different from those recovered from the donor. The rest (66%) did well and have acceptable liver function. None of the 16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developed an infection and all survived. One patient developed acute irreversible rejection requiring transplant nephrectomy. There was one death in the heart transplant group resulting in a mortality of 9%. This death was not attributed to infectious processes. Three of 11 heart transplant patients grew organisms in the post‐operative period that were similar to those found in the corresponding donors. However, no patient suffered significant morbidity or mortality from these infections and all recovered. The recipients of contaminated organs had levels of organ function similar to those of randomly chosen recipients of non‐contaminated organs, and both groups had similar lengths of hospital stay.
Conclusion. Only 3 of 36 organ recipients had infections caused by organisms found in the contaminated donor organs for a rate of 8%. Contaminated donor organs seem to fare as well as non‐contaminated donor organs and there was no increase in morbidity or mortality. Contamination of organs should not be an absolute contraindication to the use of these organs in transplantation.     

The Use of Executed Prisoners as a Source of Organ Transplants in China Must Stop

Internationally accepted ethical standards are unequivocal in their prohibition of the use of organs recovered from executed prisoners: yet this practice continues in China despite indications that Ministry of Health officials intend to end this abhorrent practice. Recently published articles on this topic emphasize the medical complications that result from liver transplantation from executed ‘donors’ but scant attention is given to the source of the organs, raising concern that the transplant community may be coming inured to unacceptable practice. Strategies to influence positive change in organ donation practice in China by the international transplant community are discussed. They include an absolutist policy whereby no clinical data from China is deemed acceptable until unacceptable donation practices end, and an incremental policy whereby clinical data is carefully evaluated for acceptability. The relative advantages and drawbacks of these strategies are discussed together with some practical suggestions for response available to individuals and the transplant community.     

心脏死亡供者供肺移植三例报告

目的 总结心脏死亡供者供肺获取以及应用于临床肺移植的经验.方法 共进行3例心脏死亡供者供肺获取及肺移植.3例供者平素健康,因发生严重颅脑外伤或脑肿瘤,经严格医学检查后均被明确判定为脑死亡,并被确定为潜在心脏死亡供者.供者的近亲亲属均知情同意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临床评估供肺良好,供者在停止呼吸机,心脏停跳5 min后,确定为心脏死亡,并在全身麻醉下切取供肺.3例受者术前淋巴细胞毒交叉配合试验均为阴性,供、受者ABO血型相同,身高相近,体重相差均在20％以内,胸腔大小匹配.结果 利用3例心脏死亡供者供肺成功进行了2例双肺移植和1例单肺移植,3例供肺的热缺血时间分别为23、27和32 min.3例受者手术顺利,在ICU的监护时间分别为31、18和26 d,术后肺功能得到极大改善,例1和例2分别于术后30和19d发生急性排斥反应,经皮质激素冲击治疗后好转,3例受者均未发生感染等并发症,随访期间生活质量良好.结论 在现有条件下,严格按《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工作指南》开展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应用于临床肺移植的工作,正确维护好潜在心脏死亡供者,在全面评估供肺质量的前提下,心脏死亡供肺可作为肺移植的主要供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