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校园管控期间大学生应对方式在时间洞察力与焦虑、抑郁间的中介作用

目的 探讨应对方式在新冠疫情校园管控期间大学生时间洞察力与焦虑、抑郁间的中介作用。方法 于2022年1月3-10日间,采取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西安某高校1 045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津巴多时间洞察力问卷》(ZTPI)、《中文版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中文版新冠相关焦虑量表》(CAS)和《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HQ)对大学生时间洞察力、应对方式、焦虑和抑郁进行调查,利用相关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和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1)新冠疫情校园管控期间大学生过去消极得分为(2.83±0.64)分,过去积极得分为(3.68±0.71)分,现在冲动得分为(2.79±0.66)分,现在宿命得分为(2.72±0.76)分,未来得分为(3.53±0.60)分;积极应对得分为(2.07±0.59)分,消极应对得分为(1.24±0.55)分;焦虑得分为(6.82±3.32)分;抑郁得分为(4.34±4.26)分。(2)新冠疫情校园管控期间大学生过去消极、现在冲动、现在宿命和消极应对与焦虑、抑郁呈显著正相关(P<0.01);过去积极、未来和积极应对与焦虑、抑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社区防控人员工作压力及心理健康状况

目的社区是疫情防控的基础环节,做好社区防控对有效遏制疫情播散和蔓延至关重要。本研究旨在通过调查社区防控人员工作压力及心理健康状况,探讨两者相互关系,为制定新型冠状病毒(简称新冠)肺炎疫情下社区防控工作人员工作模式及心理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2020-01-15-2020-02-20采用不等比目的抽样法,以5∶1比例随机抽取宁夏银川兴庆区、金凤区和西夏区3个市辖区40家社区,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及自设社区新冠疫情防控人员工作压力量表和焦虑抑郁量表,对新冠疫情期间社区在岗人员进行问卷调研,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性别、民族、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业类型、工作性质和是否为党员。分析社区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工作压力和心理状况的相关性。结果社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人员工作压力总分为(59.90±12.25)分,处于中低等水平。Zung焦虑量表平均得分为(47.11±8.55)分,焦虑阳性率为21.27%(30/141),Zung抑郁量表平均得分为(46.48±6.87)分,抑郁阳性率为12.05%(17/141)。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是社区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工作压力的影响因素,F=3.443,P=0.047;性别(t=2.315和2.535,P=0.036和0.013)和职业(F=6.412和4.987,均P<0.001)是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Pearson线性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社区新冠疫情防控人员焦虑与工作压力(r=0.293)、工作负荷(r=0.339)、人际关系(r=0.233)和个人价值(r=0.224)呈正相关,抑郁与工作压力(r=0.260)、工作负荷(r=0.263)、人际关系(r=0.204)和个人价值(r=0.222)呈正相关,均P<0.05。结论新冠肺炎疫情下社区防控人员工作压力大且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直接影响到工作人员疫情防控工作的状态,需采取相应的防护对策,以减轻社区防控人员工作压力,保持身心健康。     

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前后青少年手机成瘾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调查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前后青少年手机成瘾变化情况及影响因素。方法2019年12月6—20日和2020年3月20—28日对广东省某市1所大专院校、1所中等职业学校和1所普通高中的3124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基于倾向性评分匹配比较疫情前后手机成瘾的变化情况,基于多因素logistic回归构建青少年手机成瘾风险列线图模型。结果经倾向性评分匹配,疫情前后各匹配了1236名学生。疫情期间青少年手机成瘾倾向量表(MPATS)得分为(39.28±10.03),较疫情前(37.03±10.45)升高(P<0.01),不同性别、生源地及非独生子女、中专生、每月生活费<1000元的青少年MPATS量表得分较疫情前高(P<0.01或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城市生源(OR=1.45)、中专生(OR=2.06)、经常熬夜手机上网(OR=2.36)、上网时间总是比预计长(OR=2.08)、每月手机上网花费更多(OR=1.47、1.44、2.25)增加青少年手机成瘾风险,每日手机上网累计时长更短(OR=0.66、0.70)降低青少年手机成瘾风险。基于上述影响因素构建青少年手机成瘾风险列线图模型,模型AUC=0.72。结论与疫情前相比,疫情期间青少年手机成瘾得分、比例增加,生源地、教育程度、熬夜手机上网、上网时长、每月手机上网花费、每日手机上网累计时长是青少年手机成瘾的影响因素,应采取干预措施防止手机过度使用对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     

儿童抑郁症状及其行为与家庭因素的相关性

探讨儿童抑郁症状与其自身行为表现及家庭因素之间的关系,为抑郁患儿的综合防治提供新视角.方法 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儿童保健门诊招募58名诊断为抑郁状态的儿童作为病例组,同期按年龄、性别匹配选择88名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儿童行为量表(Child Behaviour Checklist,CBCL)、症状自评量表90项(Symptom Self-evaluation Scale,SCL-90)调查两组儿童抑郁情绪表现、行为表现及家庭因素,采用SPSS 22.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描述和分析.结果 病例组儿童CBCL量表总得分高于对照组儿童(43.29±30.93,20.24 ±12.93),阳性因子数量高于对照组(2.57±3.14,0.97±1.8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6.17,3.89,P值均<0.01).病例组内向行为、外向行为、抑郁、强迫、多动、攻击及社交退缩得分高于对照组(t值分别为3.70,2.41,5.68,2.34,2.25,2.60,2.29,P值均<0.01).病例组儿童家长SCL-90量表躯体化、敌对、恐怖得分高于对照组(17.58±4.05,15.81±4.00;9.66 ±2.67,8.69±2.45;8.03±1.49,7.50±0.88)(t值分别为2.33,2.17,2.40,P值均<0.05).儿童SDS量表得分与CBCL量表总得分、阳性因子数量、内向行为、外向行为、抑郁、强迫、多动、攻击及社交退缩得分呈正相关,与父母婚姻状况呈负相关(r值分别为0.51,0.42,0.42,0.30,0.51,0.29,0.36,0.32,0.39,-0.31,P值均<0.01).结论 抑郁症状是儿童普遍存在的情绪障碍,会对学习、社会生活能力等方面有明显影响.在抑郁儿童的综合防治中要充分考虑患儿行为干预、家长心理疏导等因素,以更好帮助儿童心理健康成长.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居家儿童青少年抑郁情绪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流行期间居家儿童青少年抑郁情绪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以期为疫情流行期间本地区儿童的心理干预提供参考。方法 2020年2月6—8日,采用问卷星的调查方式,由8~18岁儿童青少年在线填写一般资料、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DSRS)和儿童焦虑性情绪障碍筛查表(SCARED)。采用SPSS 22.0软件,经单因素分析,线性回归以及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明确DSRS得分的影响因素及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结果 共有效回收问卷396份,DSRS 量表平均得分为(7.35±5.10)分。DSRS≥15分,即存在明显抑郁症状者41例(10.4%)。多因素分析显示,焦虑得分、居住地、碰到与疫情相关的事情是否害怕、年龄是DSRS得分的影响因素(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存在焦虑症状(OR=4.284,95%CI:2.163~8.486,P＜0.001),居住在乡镇及农村(OR=2.382,95%CI:1.120~5.069,P=0.024),碰到与疫情相关的事情经常害怕(OR=3.312,95%CI:1.210~9.064,P=0.020)是疫情流行期间居家儿童青少年出现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结论 家庭-学校-社会应加强对儿童的心理干预,减少儿童在疾病流行期间的恐惧及焦虑,尤其是年龄较大的高年级学生,乡镇及农村儿童等重点人群,从而减少COVID-19流行期间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发生。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心理援助热线接线员心理压力现状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新冠疫情）下陕西省（西安市）心理援助热线接线员的工作情况及心理健康状况，旨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形下为热线接线员开展心理健康干预提供依据。方法 2021年12月—2022年1月，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陕西省（西安市）心理援助热线接线员调查问卷、中国人压力知觉量表（Chinese perceived stress scale,CPSS）、广泛性焦虑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scale,GAD-7）、抑郁症筛查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9,PHQ-9）对128名热线接线员进行调查，并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新冠疫情防控期间，西安市心理援助热线接线员CPSS得分为（27.13±6.59）分，GAD-7得分为（1.27±1.87）分，PHQ-9得分为（1.45±2.27）分，热线工作满意度得分为（8.61±1.06）分；不同的一次工作时间内接线数的接线员CPSS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接线员CPSS得分与GAD-7、PHQ-9得分呈正相关（r=0.539、0.567，均P<0.0...     

抑郁症状在大学生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

目的探讨抑郁症状在大学生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为解决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取整群随机抽样法,于2019年5月选取济南市5所高校的1 703名在校生为调查对象,运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和青少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进行问卷调查,并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调查的学生社会支持、抑郁症状、生活满意度得分分别为67.20±11.09、11.61±8.65、4.98±0.69。抑郁症状与生活满意度得分呈负相关(r=-0.439,P0.01),社会支持与抑郁症状得分呈负相关(r=-0.498,P0.01),与生活满意度得分呈正相关(r=0.585,P0.01)。结构方程模型显示,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正向预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β=0.57,P0.01),对抑郁症状的负向预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β=-0.47,P0.01);抑郁症状对生活满意度的负向预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β=-0.21,P0.01)。结论大学生抑郁症状在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关联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促进对大学生抑郁症状的早期诊断和干预,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生活满意度。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的心理状态调查

目的 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的心理状态,为今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抑郁自评量表和焦虑自评量表,通过问卷星对1 400名大学生进行匿名式调查,应用SPSS 21.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1 294名大学生抑郁检出率为21.51%,其中轻度、中度、重度分别为13.85%、7.32%、0.34%;焦虑检出率为9.46%,其中轻度、中度、重度分别为8.36%、0.91%、0.19%。男生抑郁(44.71±12.88)分、焦虑(40.35±9.28)分,女生抑郁(42.28±10.86)分、焦虑(38.70±7.61)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232, P=0.005;t=2.163,P=0.046)。不同年级大学生抑郁、焦虑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498,P=0.221;F=1.021,P=0.362)。结论 疫情期间男女大学生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及抑郁心理问题,学校管理部门应采取措施对学生进行精准心理健康教育。     

疫情期某省援鄂一线医护人员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探讨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某省援鄂一线医护人员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为制定干预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2020年3月14日—4月3日，选取正性负性情感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PANAS）、生活满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SWLS）、焦虑自评量表（Zung’s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抑郁自评量表（Zung’s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睡眠状况自评量表（Self-Rating Scale of Sleep，SRSS），调查援鄂医护人员与普通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及焦虑、抑郁和睡眠情况，主观幸福感的分数为生活满意度得分、积极情绪得分和消极情绪的反向得分的分数之和。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结果  228名援鄂医护人员和295名普通民众参与调查。援鄂医护人员的生活满意度得分、积极情绪得分、主观幸福感得分高于普通民众，消极情绪得分低于普通民众，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普通民众的主观幸福感低于援鄂医护人员（β = - 8.590，P < 0.001），女性的主观幸福感低于男性（β = - 5.389，P < 0.001），焦虑（β = - 0.329，P = 0.031）、抑郁（β = - 0.556，P < 0.001）均是主观幸福感的负向预测因子（预测模型的调整后R2 = 0.445，F = 24.489，P < 0.001）。
  结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援鄂医护人员的主观幸福感较高。应该重视焦虑、抑郁、性别因素对医护人员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时干预，为其在后续职业生涯中的身心健康提供保障。
     

全科医师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常态化防控能力现状调查

目的 掌握全科医师在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常态化防控能力现状，针对存在问题或潜在风险提出可行性对策。方法 2021年6月，采用自制问卷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全科联盟对全科医师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防控能力进行网络问卷调查，采用Robust回归分析模型分析影响因素。结果 回收有效问卷246份，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全科医师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防控能力整体得分(3.78±0.82),各方面能力得分依次为：健康宣教能力(3.89±0.82)、传染病防控技能操作能力(3.84±0.78)、新冠疫苗接种后不良事件应急处置能力(3.83±0.83)、预检分诊能力(3.73±0.90)、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3.73±0.84)、传染病防控理论知识储备(3.66±0.75);防控工作熟悉程度得分(3.73±0.90),防控工作压力程度得分(3.60±0.85)。Robust回归分析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工作年限是防控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P值均<0.05)。结论 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工作给全科医师带来较大压力，他们较为熟悉疫情防控工作且具备较强防控能力。需通过强化管理、模拟培训、创新健康宣教模式等方式持...     

新冠疫情中家庭功能与儿童正向成长关系的纵向研究

目的 探索新冠疫情下儿童的家庭功能对正向成长素质（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PYD）的预测关系以及家庭功能对PYD随时间变化的预测关系。方法 本研究使用成都儿童正向成长队列（CPCD）的基线数据和第一轮随访数据,采用中国家庭功能测评量表（C-FAI）、正向成长量表（PYD）调查队列中3～6年级4 651名小学生的家庭功能和PYD。采用Pearson相关及分层回归分析,分析家庭功能与PYD的相关性,并探索家庭功能对PYD的预测作用。结果 （1）家庭功能与基线调查的PYD（r=-0.48,P＜0.001）、与第一轮随访调查的PYD（r=-0.46,P＜0.001）均呈负相关,基线调查的家庭功能与第一轮随访调查中PYD呈负相关（r=-0.37,P＜0.001）。（2）基线调查（β=-0.21～-0.30,P＜0.05）和第一轮随访调查（β=-0.10～-0.39,P＜0.05）家庭功能五个维度在横向上均负向预测PYD;基线调查的家庭功能五维度负向预测第一轮随访调查的PYD（β=-0.14～-0.28,P＜0.05）,其中家庭沟通、相互关系、父母关心和父母控制四个功能维度均跨时间负向预测PYD（β=-0.02～0.12,P＜0.05）。结论 家庭功能是PYD的预测因子,家庭功能中家庭沟通、相互关系、父母关心、父母控制均为PYD的保护因素,加强家庭成员间的良性互动,提高家庭功能可能降低新冠疫情对儿童的负面影响。     

Strengthened belief in vaccine effectiveness predicted increased COVID-19 vaccination intention and behaviour: Results from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longitudinal survey of U.S. adults from July 2020 to April/May 2021

Vaccine hesitancy remains a major barrier to end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the United States (U.S.) and an important target for communication interventions. Using longitudinal survey data, we examined whether baseline levels and changes in beliefs about the COVID-19 vaccines predicted change in vaccination intention/behaviour. Repeated measures were collected from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U.S. adults (n = 665) in July 2020 and April/June 2021. Linear regressions associated change in COVID-19 vaccination intention/behaviour with changes in beliefs about the COVID-19 vaccines’ safety, effectiveness in protecting others from infection, and effectiveness in protecting oneself from infection. Changes in beliefs from T1 to T2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change in vaccination outcomes for all belief types (safety B = 0.39, SE = 0.07; effectiveness for self B = 0.38, SE = 0.09; effectiveness for others B = 0.43, SE = 0.07). Cross-lagged models suggested a reciprocal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vaccine beliefs and vaccination intention/behaviour: Intention to get vaccinated at T1 predicted strengthened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beliefs at T2. T1 effectiveness beliefs predicted T2 vaccination intention/behaviour, though T1 safety beliefs did not. Communication interventions highlighting the protective benefits of COVID-19 vaccines may be particularly successful in reducing vaccine hesitancy.     

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躯体症状与心理状态的交叉滞后研究

  目的  采用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模型探究慢性心力衰竭(chronic heart failure, CHF)患者躯体症状与心理状态之间的相互作用。  方法  选取2017年11月—2018年12月在山西省2家三甲医院心内科住院的262名慢性心衰患者,进行6个月的纵向追踪。采用心力衰竭患者报告结局调查问卷(patient-reported outcome measure for chronic heart failure, CHF-PROM)先后2次进行测量(T1和T2),采用交叉滞后回归模型分析躯体症状和心理状态之间的关系。  结果  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躯体症状和心理状态均具有一定稳定性。2次测量的躯体症状和心理状态均成正相关(r=0.331, P < 0.001; r=0.445, P < 0.001)。交叉滞后回归分析显示,控制T1躯体症状后,T1心理状态可以预测T2躯体症状(β=0.163, P=0.010);进一步分析心理状态各维度显示,控制T1躯体症状后,T1焦虑可以预测T2躯体症状(β=0.183, P=0.004)。  结论  心理状态是躯体症状的前因变量,心理状态可以正向预测躯体症状。进一步分析显示,焦虑是躯体症状的前因变量,焦虑对躯体症状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抑郁在老年人领悟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 之间的中介效应

目的 分析泰安市老年人领悟社会支持、抑郁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并探讨抑郁在领悟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方法 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3 896名60岁及以上老年人,采用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和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HQ-9）搜集相关资料,并采用逐步回归法对抑郁在领悟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得分平均为（27.86±5.32）。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老年人抑郁与生活满意度和领悟社会支持之间均呈负相关关系（ r =-0.461、-0.312, P <0.001）,生活满意度与领悟社会支持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r =0.342, P <0.001）。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支持、抑郁得分对生活满意度均有影响（ t= 13.777、-22.104, P <0.001）。领悟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总效应值为0.275,直接效应值为0.196,抑郁对生活满意度的中介效应值为0.079,均通过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检验。结论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相对较高,领悟社会支持和抑郁是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抑郁在领悟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焦虑和抑郁状况研究

目的 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焦虑、抑郁现况,探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护理干预模式。方法 选取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2020年1月23日—2月10日收治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为研究对象。运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统计患者焦虑和抑郁得分情况。制定相应护理干预措施并评估疗效。结果 共收治40例新冠肺炎患者。10例（25.00%）患者出现焦虑,SAS平均得分（42.94±8.33）分。14例（35.00%）患者出现抑郁,SDS平均得分（46.41±13.37）分。患者焦虑与抑郁得分均高于常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女性患者焦虑得分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不同年龄、文化程度组患者焦虑和抑郁得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护理干预后,SAS量表平均得分（37.94±5.67）分,SDS量表平均得分（39.93±8.55）分,均较干预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焦虑和抑郁高于普通人群,通过有效的护理干预可降低患者的焦虑和抑郁,长期的护理干预需要持续进行。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武汉市居民压力知觉与睡眠质量的关系:心理弹性的调节作用

  目的   了解面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突发疫情时武汉市居民睡眠质量状况, 探讨心理弹性、压力知觉与睡眠质量之间的关系。   方法   2020年2月1―5日利用微信App, 收集到1 178名武汉市居民填写的失眠严重指数量表、压力知觉量表和心理弹性量表数据, 运用分层回归方程模型分析调节作用。   结果   被调查居民睡眠质量总分中位数为3.11(0.93, 7.04)分, 24.62%的被调查居民存在睡眠质量问题。在婚姻状况、压力知觉、心理弹性方面, 居民睡眠质量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有P < 0.001)。睡眠质量总分与压力知觉呈正相关(r=0.378, P < 0.001), 与心理弹性呈负相关(r=-0.299, P < 0.001), 心理弹性与压力知觉总分呈负相关(r=-0.563, P < 0.001)。心理弹性在压力知觉和睡眠质量间起调节作用(β=-0.249, P=0.011)。   结论   突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压力知觉直接影响居民睡眠质量, 心理弹性能减缓压力知觉的负面影响起到保护作用。     

青少年超重肥胖及校园欺凌与抑郁的关系研究

目的 了解青少年超重肥胖及校园欺凌对抑郁的联合作用,为防控青少年抑郁提供科学证据。方法 2020年于自贡市进行一次横断面调查,共调查三个区两个县的11所中学。对所有研究对象进行抑郁、校园欺凌等问卷调查和身高、体重等体格测量。使用多重线性模型和logistic模型在控制协变量后分析超重肥胖与校园欺凌的联合作用与抑郁的关系。结果 3 022名青少年（51.8%男性;平均年龄14.5岁）纳入本研究,超重肥胖率为17.3%,校园欺凌率为20.2%,抑郁平均得分为11.8,抑郁倾向占比25.6%。超重肥胖青少年相对于体重正常青少年其受到校园欺凌的可能性更高（23.3% vs 19.5%,P = 0.046）。相对于无超重肥胖且未受到校园欺凌的青少年,无超重肥胖但受到校园欺凌的青少年和超重肥胖且受到校园欺凌的青少年抑郁得分更高（β = 3.88,P＜0.001; β = 5.04,P＜0.001）、抑郁倾向更明显（OR = 2.37,95%CI:1.88～2.98,P＜0.001;OR = 3.11,95%CI:2.07～4.65,P＜0.001）;超重肥胖但未受到校园欺凌的青少年的抑郁得分和抑郁倾向无差异。无超重肥胖且未受到校园欺凌、超重肥胖但未受到校园欺凌、无超重肥胖但受到校园欺凌、超重肥胖且受到校园欺凌四组抑郁的患病风险呈上升趋势（OR = 1.49,95%CI:1.35～1.63,P＜0.001）。结论 需关注超重肥胖青少年的校园欺凌现象,以预防其出现抑郁倾向。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焦虑和抑郁状况研究

目的 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焦虑、抑郁现况，探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护理干预模式。方法 选取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2020年1月23日—2月10日收治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为研究对象。运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统计患者焦虑和抑郁得分情况。制定相应护理干预措施并评估疗效。结果 共收治40例新冠肺炎患者。10例（25.00%）患者出现焦虑，SAS平均得分（42.94±8.33）分。14例（35.00%）患者出现抑郁，SDS平均得分（46.41±13.37）分。患者焦虑与抑郁得分均高于常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女性患者焦虑得分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不同年龄、文化程度组患者焦虑和抑郁得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护理干预后，SAS量表平均得分（37.94±5.67）分，SDS量表平均得分（39.93±8.55）分，均较干预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焦虑和抑郁高于普通人群，通过有效的护理干预可降低患者的焦虑和抑郁，长期的护理干预需要持续进行。     

新冠疫情前后南通市流感流行态势分析

目的分析新型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暴发前后，流感病原学监测结果的差异，为COVID-19下的流感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收集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COVID-19暴发前(2018、2019年)及暴发后(2020、2021年)的流感样患者咽拭子进行核酸检测，采用RT-PCR法，运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比较COVID-19暴发前后流感病原体流行特征。 结果COVID-19暴发前后共采集标本4 181例，流感病毒核酸检测阳性405例，阳性率9.69%，前后阳性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91.65，P<0.001)；COVID-19前后流感均以冬春季流行为主，COVID-19后各季节阳性率均有下降；COVID-19后不同性别阳性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6.60，P<0.05)；COVID-19前后各年龄组除5~14岁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2.21，P>0.05)，其他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COVID-19前以各型别流感交替传播，COVID-19后以BV型为主。 结论COVID-19严格管控措施有效遏制了流感病毒的传播，流感病毒阳性率和型别检出率明显下降，COVID-19流行期间要重点关注BV型别的流感及在校学生的流感传播。     

新冠肺炎疫情前后苏州市儿童青少年体质量指数的变化

  目的  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前后苏州市儿童青少年体质量指数(BMI)的变化，为促进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提供参考。  方法  2020年6—7月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对苏州市2019年完整BMI监测数据的569名儿童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测量身高、体重，计算BMI及BMI-Z评分。  结果  疫情后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检出率(32.0%)与疫情前(31.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7，P＞0.05)，不同性别、学段分组显示了类似结果。BMI-Z评分疫情前(0.37±1.28)与疫情后(0.38±1.2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28，P＞0.05)，按性别进行分组，疫情前后BMI-Z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按学段分组，小学组疫情后BMI-Z评分(0.45±1.32)较疫情前(0.37±1.35)上升(t=2.57，P=0.01)，中学组疫情后BMI-Z评分(0.27±1.17)较疫情前(0.39±1.18)下降(t=-4.29，P < 0.01)。疫情前与疫情后吃甜食、户外活动的构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含糖饮料、油炸食品的食用行为构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睡眠时间有所提高[(8.52±1.83)(8.05±1.70)]h(t=4.96，P＜0.05)。  结论  新冠肺炎疫情前后，苏州地区儿童青少年BMI水平、超重肥胖率并没有发生明显改变，不同学段稍有差异。仍需针对性加强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干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