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心理品质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影响及性别和年龄的调节作用研究

目的 探讨积极心理品质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影响,以及性别、年龄对这种影响的调节作用。方法 2011年4-7月,采用青少年价值-行为特征量表（VIA-Youth）和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对全国10个样本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福建、重庆、广西、内蒙古、安徽）及1个样本市（石家庄）的70 628名青少年进行积极心理品质和抑郁水平测量,其中有效数据为47 872份。性别、年龄因素对积极心理品质与青少年抑郁症状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采用分层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青少年积极心理品质得分为（719.31±84.06）分,抑郁症状得分为（14.64±10.08）分。青少年抑郁症状得分与年龄呈正相关（rs=0.097,P＜0.001）,而与性别、积极心理品质得分均呈负相关（rs值分别为-0.026、-0.489,P＜0.001）。积极心理品质能够反向预测抑郁症状（β=-0.495,P＜0.001）。性别对积极心理品质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无调节作用（β=-0.007,P=0.095）。年龄对积极心理品质和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β=-0.056,P＜0.001）。结论 积极心理品质有利于减少青少年抑郁症状,其效果在年龄大的青少年中更为明显。     

父母受教育程度在积极心理品质对青少年抑郁症状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背景 抑郁症是青少年自杀的最大危险因素,因此探究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对家庭及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目的 分析积极心理品质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影响,以及父母受教育水平对这种影响的调节作用,旨在为青少年心理卫生工作者及中国父母如何为青少年提供良好的成长教育环境、如何有效减少抑郁症造成的危害提供一个新思路。方法 2011年4-7月,参考200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东、中、西部区域划分方法,采用分层不等概率抽样方法抽取东部6个（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及中西部4个（重庆、广西、内蒙古、安徽）共10个样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并纳入石家庄市1个样本市（主动要求成为课题样本市）,然后采用系统抽样的方法从中抽取了91个样本区县,以千分之一的比例抽取中小学生70 628例,调查后经核查47 872份为有效问卷。调查方式包含网络问卷测试和纸版问卷测试,问卷内容包含抑郁症状〔采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评价〕、积极心理品质〔采用青少年价值-行为特征量表（VIA-Youth）评价〕、父母受教育程度（分为小学、初中、高中及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结果 父母受教育程度为初中、高中及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的青少年积极心理品质得分均高于父母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的青少年,抑郁症状得分低于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的青少年（P＜0.05）;父母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的青少年积极心理品质得分均高于父母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青少年,抑郁症状得分低于父母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青少年（P＜0.05）;父母受教育程度为大专、本科及以上的青少年积极心理品质得分均高于父母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中专的青少年,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大专、本科及以上及母亲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的青少年抑郁症状得分低于父母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中专的青少年（P＜0.05）;父母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的青少年积极心理品质得分均高于父母受教育程度为大专的青少年,抑郁症状得分低于父母受教育程度为大专的青少年（P＜0.05）。父亲受教育程度对积极心理品质、抑郁症状得分影响的偏η2分别为0.034、0.010,母亲受教育程度对两者影响的偏η2分别为0.035、0.010。年龄、积极心理品质、父亲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与积极心理品质的交互作用、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大专、本科及以上与积极心理品质的交互作用对青少年抑郁症状有影响（P＜0.05）。结论 积极心理品质能够减少青少年抑郁症状,其效果在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青少年中更为明显,因此可从培养高质量的父母入手预防和减少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发生。     

父母婚姻状况对子女人格和不良情绪的影响

目的:了解父母婚姻状况对子女人格和不良情绪的关系,对和睦家庭和离异家庭的学生进行卡特尔16种人格测验,分析离异家庭子女的人格和不良情绪是否具有一定的特征性,以便为早期干预提供依据。方法:随机对昆明某职业技校部分班级的学生进行卡特尔16种人格测验,对测验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和睦家庭和离异家庭的学生之间的差异。结果:和睦家庭的学生情绪稳定、对人友善,而离异家庭的学生存在易愤怒、焦虑、自卑孤独、压抑、封闭及厌恶交往等个性特征。结论:随着我国经济和信息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离婚率也有上升的趋势,本调查提示父母双方要处理好婚姻关系;对已离异家庭的子女社会应该给予适当的关注和重视,在人格成长期适时采取适当的干预,使他们能健康的成长。减少其易愤怒、焦虑、自卑孤独、压抑、封闭及厌恶交往等不良情绪,促进良好的社会交往和社会适应能力。     

父母冲突知觉及基本心理需求满足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

目的探讨父母冲突知觉及基本心理需求满足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方法选取2018年1～8月在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门诊就诊的195例青少年抑郁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父母冲突儿童知觉量表(CPIC)、中文版基本心理需要满足量表(BNSG-S)、儿童抑郁调查表(CDI)进行调查,收集CPIC中冲突频率、冲突强度、冲突解决、认知威胁、应对效能感、自我归因及冲突内容维度得分及量表总分;收集BNSG-S中自主需求满足、自主需求满足受阻、归属需求满足、归属需求满足受阻4个维度得分及量表总分;收集CDI总分。采用Spearman相关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影响青少年抑郁的相关因素。结果青少年CDI得分与年龄、CPIC的冲突强度、总分及BNSG-S的归属需求满足受阻呈正相关(P <0. 05); CPIC的冲突频率与BNSG-S中的自主需求满足受阻、归属需求满足受阻呈正相关(P <0. 05),与自主需求满足呈负相关(P <0. 05); CPIC的冲突强度与BNSG-S中的归属需求满足受阻呈正相关(P <0. 05); CPIC的应对效能感与BNSG-S中的归属需求满足受阻呈正相关(P <0. 05)。多元线性回归显示,CPIC的冲突强度、总分与抑郁状况密切相关(P <0. 05),回归方程为Y=-6. 018+0. 512×年龄+0. 086×CPIC冲突强度得分。结论父母冲突知觉对基本心理需求有影响,父母冲突知觉对青少年抑郁具有影响,年龄越大影响越明显。     

童年期创伤经历与抑郁症状:新兵积极心理品质的中介和调节效应

目的 探讨新兵积极心理品质在童年期创伤经历与抑郁症状之间的中介和调节效应.方法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抽取南方某部1 925名16～24岁的男性新兵,运用童年期创伤经历问卷(CTQ-SF)、抑郁自评量表(SDS)和新兵积极心理品质评估问卷(PMCS-R)进行测评.结果 童年期创伤经历问卷的情感虐待为(6.11±1.69)分,躯体虐待为(5.49±1.32)分,性虐待为(5.61±1.45)分,情感忽视为(9.15±3.66)分,躯体忽视为(9.57±2.93)分;抑郁严重指数(0.45±0.11);积极心理品质总均分(3.80±0.64)分.童年期创伤经历、抑郁症状和积极心理品质得分两两显著相关(均P＜0.05);情感忽视、躯体忽视和情感虐待能有效预测抑郁症状,可共同解释其总变异的28.6％ (F=256.72,P＜0.05);积极心理品质在情感忽视和抑郁症状、躯体忽视和抑郁症状、情感虐待和抑郁症状的关系中均有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分别为0.19,0.15和0.09),但只在情感忽视和抑郁症状间调节效应显著(F=24.73,P＜0.05).结论 童年期创伤经历不仅直接作用于新兵的抑郁症状,也能通过积极心理品质间接作用;同时,新兵的积极心理品质可以改变童年期创伤经历对抑郁症状的影响.     

家庭功能、父母监控及自我控制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

目的了解家庭功能、父母监控及自我控制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方法以137名少年管教所未成年犯罪人和140名普通中学生为样本,采用自我控制量表、家庭功能评价量表及父母监控问卷进行施测。结果犯罪少年与普通少年在家庭适应性[(3.09±0.71)分,(3.3±70.58)分]、家庭沟通[(3.29±0.93)分,(3.57±0.81)分]、父母关注[(4.28±0.82)分,(3.82±0.86)分]、父母监控[(2.30±0.88)分,(3.44±0.66)分]冲动冒险性[(3.47±1.01)分,(2.74±0.76)分]、自我情绪性[(3.22±0.91)分,(2.70±0.65)分]等方面差异有显著性(P<0.01);家庭沟通(OR=0.510,P<0.01)、家庭矛盾(OR=2.121,P<0.01)、父母关注(OR=4.741,P<0.01)、父母监控(OR=0.413,P<0.01)以及冲动冒险(OR=2.046,P<0.01)、自我情绪性(OR=1.632,P<0.01)等维度对青少年犯罪具有影响作用。结论家庭功能、父母监控、自我控制对青少年犯罪有显著预测作用。     

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因素与家庭心理治疗

抑郁作为21世纪影响人类身心健康的主要危险因素,对于青少年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通过从遗传、家庭因素、人格、归因、应激和社会支持等方面探讨青少年抑郁发生的原因,为青少年抑郁的治疗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基础。考虑到家庭是青少年成长的第一课堂并对青少年的心身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探讨家庭心理治疗的应用,对青少年抑郁的成功治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对青少年双相抑郁患者抑郁症状、应对方式及家庭功能的影响

  目的  探讨团体认知行为治疗(group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G-CBT)对青少年双相抑郁患者临床特征、应对方式及家庭功能的作用。  方法  选择2019年1月—2021年1月在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的80名青少年双相抑郁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药物治疗联合G-CBT组)和对照组(药物治疗组),治疗8周后,研究组34例及对照组35例患者完成治疗。治疗前后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D)评估2组患者抑郁症状、应对方式及家庭功能。  结果  治疗后,2组HAMD评分研究组[(10.941±3.302)分,对照组(14.742±4.293)分]均较治疗前[(25.676±2.371)分,(26.057±2.900)分]下降,治疗后研究组HAMD评分低于对照组; 在应对方式上,2组积极应对分[(1.904±0.248)分,(1.793±0.345)分]均较治疗前[(1.541±0.300)分,(1.588±0.330)分]升高,消极应对分[(1.398±0.366)分,(1.589±0.411)分]较治疗前[(1.783±0.398)分,(1.789±0.062)分]下降,治疗后研究组消极应对低于对照组; 在家庭功能上,研究组沟通、角色、行为控制、总的功能较治疗前降低,治疗后研究组在沟通、角色较对照组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G-CBT可加强药物对青少年双相抑郁患者症状的疗效,改善应对方式及家庭功能中沟通、角色、行为控制及总的功能。      

家庭功能、父母监控及自我控制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

目的 了解家庭功能、父母监控及自我控制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方法 以137名少年管教所未成年犯罪人和140名普通中学生为样本,采用自我控制量表、家庭功能评价量表及父母监控问卷进行施测.结果 犯罪少年与普通少年在家庭适应性[(3.09±0.71)分,(3.3±70.58)分]、家庭沟通[(3.29±0.93)分,(3.57±0.81)分]、父母关注[(4.28±0.82)分,(3.82±0.86)分]、父母监控[(2.30±0.88)分,(3.44±0.66)分]冲动冒险性[(3.47±1.01)分,(2.74±0.76)分]、自我情绪性[(3.22±0.91)分,(2.70±0.65)分]等方面差异有显著性(P＜0.01);家庭沟通(OR=0.510,P＜0.01)、家庭矛盾(OR=2.121,P＜0.01)、父母关注(OR=4.741,P＜0.01)、父母监控(OR=0.413,P＜0.01)以及冲动冒险(OR=2.046,P＜0.01)、自我情绪性(OR=1.632,P＜0.01)等维度对青少年犯罪具有影响作用.结论 家庭功能、父母监控、自我控制对青少年犯罪有显著预测作用.     

青少年家庭内暴力的家庭关系和父母教养方式的对照研究

家庭内暴力行为是指发生在家庭内部的侵犯家庭成员人身权利的暴力行为。本文探讨的是青少年家庭内暴力的家庭人际关系和父母教养方式的特点。对象研究组 :以 2 0 0 0年 2月 1日～ 2 0 0 2年 7月 1日就诊于本院的 10 0例有家庭内暴力的青少年家庭为研究组。男性 80例 ,女性 2 0例。对照组 :按 1:1配对原则 ,两组年龄和文化程度比较 ,差异无显著性 (t =0 .0 76,1.65 3 ,P >0 .0 5 )。方法工具 (1)采用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 (FEV CV ) [1] 。(2 )父母教养方式评定量表 (EMBU ) [1] 。测试方法 :测试在统一指导语下 ,由两组对象笔答量表的所有…     

家庭治疗联合药物治疗对首发青少年抑郁症的效果

目的探讨家庭治疗联合药物治疗对首发青少年抑郁症的效果。方法将78例首次发作未经治疗的青少年抑郁患者随机分为单一抗抑郁药物治疗的对照组和抗抑郁药物治疗联合家庭治疗的观察组,每组39例。根据患者病情综合判断后,对所有患者个体化选择抗抑郁药并规范治疗,观察组患者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联合应用家庭治疗。以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总分减分率作为疗效评估指标,应用家庭环境量表评估2组患者的家庭特征,比较2组患者的治疗效果。结果 24周治疗完成时,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随访结束时观察组患者复发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治疗前2组患者HAMD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第4周起,观察组患者HAMD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P<0.01)。治疗完成后,观察组患者情感表达、组织性及独立性、娱乐性、道德宗教观等方面的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P<0.01)。结论家庭治疗联合药物治疗可提高青少年抑郁症的治疗效果,改善家庭环境和教养方式对预防其复发具有重要作用。     

婚姻状态对结直肠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远期预后的影响

目的探讨婚姻状态与结直肠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远期预后的关系。方法 利用美国SEER数据库中1988至2011年间诊断为结直肠神经内分泌肿瘤(不包括阑尾)的病例回顾性分析婚姻状态与总因死亡(overall-cause mortality, OM)和肿瘤特异性死亡(cancer-specific mortality, CSM)的关系;应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分析婚姻状态(已婚,未婚和离异、分居、丧偶)对结直肠内分泌肿瘤远期预后的影响。结果 共入组2962例患者中,已婚组占60%,未婚组占14%,分居、离婚、丧偶(SDW)组占26%。多因素Cox回归分析表明,相比于已婚组及未婚组,SDW组的肿瘤特异性死亡(HR=1.15, P=0.038)和总因死亡(HR=1.19, P=0.002)均较高;相比于已婚组,未婚组总因死亡(HR=1.24, P=0.006)较高。结论 SDW患者有较高的CSM和OM;该风险独立于年龄、ENETS分期、肿瘤位置、就诊年份。提醒医务人员在这类患者诊治过程中应提供更多关注。     

社区家庭健康评估及系统化管理对社区家庭功能的影响

目的探索社区家庭健康评估及系统化管理对社区家庭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2012年7月~2013年6月我院所在地福田区的翠海社区家庭和碧海云天社区家庭为对象,两个社区家庭均包含各种家庭类型。分别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各抽取300户家庭,即随机抽取常住、暂住家庭各150户,然后按随机数列表的方法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对照组建立社区家庭健康档案并进行适当的健康教育,干预组建立社区家庭健康档案,进行评估分析和社区家庭健康管理干预;实验为期1年。结果对照组实验前后指标无明显变化;干预组社区家庭成员的健康知识、心理卫生知识和慢性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均达到90%以上,健康信念形成率和健康行为形成率均达到85%,干预组社区居民的慢性病患病率下降20%,社区慢性病患者规范管理率提高20%。结论社区家庭健康评估及系统化管理对社区家庭功能具有明显积极的影响。     

不同家庭经济状况对大学生人际关系的影响

目的研究不同家庭经济状况对大学生人际关系的影响,为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提供依据,帮助大学生增强人际调适能力,更好的完善自我,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方法采用家庭经济状况调查表(自编)、症状自评量表中的人际关系敏感分量表、人性的哲学修订量表和社交回避与苦恼量表对1年级至5年级764名大学生进行测评。结果不同家庭经济状况的大学生在人际关系敏感、值得信任、社交回避因子上存在显著差异(P<0.01,P<0.01,P<0.05),来自城市和农村的大学生在人际关系敏感、愤世嫉俗、社交回避因子上存在显著差异(P<0.01,P<0.01,P<0.05)。结论不同家庭经济状况对大学生的人际关系有较大影响。     

家庭互动对中职生抑郁和焦虑情绪的影响

目的探索家庭互动对中职生抑郁、焦虑情绪的影响。方法用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D)、系统家庭动力学自评问卷(QSFD)、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CES-D)、状态-特质焦虑问卷(STAI)和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LEQ)对上海市某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年级的95名学生进行调查,对所获数据采用Pearson相关和阶层多元线性回归进行分析。结果家庭互动、青少年生活事件均与抑郁、焦虑有统计学意义的相关性(P<0.05)。控制了青少年生活事件影响的阶层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情感介入(β=0.417,P<0.05)、情感反应(β=0.275,P<0.05)和问题解决(β=0.223,P<0.05)是抑郁的危险因素,情感反应(β=0.414,P<0.01)是状态焦虑的危险因素,情感反应(β=0.333,P<0.01)和疾病观念(β=-0.239,P<0.05)是特质焦虑的危险因素。结论中职生抑郁焦虑状态和家庭互动存在相关关系,家庭互动对中职生心理健康可能具有重要的影响。     

对女性不孕症患者心理和家庭功能现状调查研究

目的对照调查女性不孕症患者和正常生育女性的心理状况和对家庭的满意度,为心理干预和综合治疗不孕症提供依据。方法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elf - rating anxiety scale, SAS）、抑郁自评量表（self- 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及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包含适应度Adaptation、合作度Partnership、成熟度Growth、情感度Affection、亲密度Resolve5项内容,简称APGAR问卷）作为测评工具,对211例女性不孕症患者和200例正常已婚生育女性进行对照测评。结果不孕组女性SAS评分和SDS评分（38．44±6．49、56．31±9．05）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29．35±4．7l、39．27±7．32,P〈0．01）;不孕组女性家庭功能良好者（48．34％）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87．00％,P〈0．01）,家庭功能中度障碍和家庭功能严重障碍者（44．55％、7．11％）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13．00％、0％,P〈0．01）。家庭收入是引起焦虑和家庭功能障碍的主要因素,年龄是引起抑郁的主要因素。结论不孕女性的总体心理健康状况较差,她们承受着巨大的身体痛苦和心理压力,尤其年轻患者,在承受医疗诊治带来的痛苦的同时,还承受着家庭及社会和工作的压力。建议重视不孕患者的心理变化,采取将心理疏导纳入医学治疗过程的综合性手段进行治疗,使患者得到家庭和社会的关怀,减缓心理压力,提高治疗效果。     

中国和加拿大青少年同伴、亲子关系对恋爱状况的影响

目的:探讨中国和加拿大青少年同伴、亲子关系对恋爱状况的影响。方法:整群抽取中国西安市高中生496名,加拿大多伦多市高中生395名,采用恋爱状况量表、亲子关系量表、同伴关系量表以及一般情况调查表进行调查。结果:加拿大青少年正在恋爱、有过恋爱的比例高于中国(χ~2=45.078,105.112,P<0.05),中国男生正在恋爱的比例高于女生(χ~2=18.133,P<0.001),加拿大青少年正在恋爱的比例不存在性别差异(P>0.05)。中国男生群体约会、严肃恋爱关系得分高于女生(t=5.288、7.621,P<0.05),加拿大仅女生严肃恋爱关系得分高于男生(t=2.082,P<0.05)。相关分析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两国青少年同伴和亲子关系与恋爱状况有关(P<0.05)。结构方程模型(主要拟合指数为χ~2=104.834,CFI=0.963,TLI=0.941,RMSEA=0.062)结果表明,中、加两国青少年同伴关系均对恋爱状况有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18,0.31,P均<0.05),亲子关系通过同伴关系对恋爱状况产生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36,0.16,P<0.05);相比中国青少年,加拿大青少年的同伴关系对恋爱状况的影响更显著(χ~2=8.055,P<0.001);中国青少年的亲子关系对恋爱状况的压制影响显著(路径系数为-0.12,P<0.05),加拿大青少年的亲子关系对恋爱状况的影响不显著。结论:中、加两国青少年的恋爱状况有显著差异;两国青少年的同伴、亲子关系对恋爱状况的影响具有相似性。     

儿童少年期精神分裂症患者听觉事件相关电位P300特征研究

目的探讨儿童少年期精神分裂症患者听觉事件相关电位P300(P300)的特征。方法随机选择年龄在6～15岁之间符合DSM-IV精神分裂症标准患者30例作为观察组,与观察组年龄、性别相匹配的健康者30例作为对照组。2组分别予P300检测,分别比较P300潜伏期、波幅及面积的差异。结果观察组PZ点潜伏期比对照组明显延长(t=2.977,P<0.01);观察组FZ、CZ、PZ、OZ点波幅比对照组降低(t=2.674、2.160、3.834、3.520,P<0.05或P<0.01)。观察组F3点波幅比F4点波幅降低(t=2.492,P<0.05)。结论儿童少年期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认知功能损害,可能与大脑感知容量减低,半球间协调能力以及各脑区间整合能力下降有关。     

家庭功能特点与中职学生应激反应的相关性

目的 探讨家庭功能及其各维度对青少年应激反应的影响.方法 选取95名中职学生(年龄16～19岁,男41名、女54名)作为被试,采用家庭功能量表评估家庭功能,采用流调用抑郁量表、状态-特质焦虑问卷及青少年自评生活事件量表评估当前精神状况及生活事件.采用特里尔社会应激测试(TSST)评估应激反应,全程分为基础状态(放松休息...     

奥氮平联合家庭治疗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疗效及认知功能、社会功能和家庭功能的影响

目的探讨奥氮平联合家庭治疗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疗效及认知功能、社会功能和家庭功能的影响。 方法随机将100例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均分为两组,对照组采用奥氮平治疗,观察组采用奥氮平联合家庭治疗。比较两组疗效、认知功能、社会功能、家庭功能及安全性。 结果观察组临床疗效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观察组定向能力、计算能力、注意力、记忆能力、语言能力、MMSE总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社会功能各维度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家庭功能各维度评分、总功能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 结论奥氮平联合家庭治疗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疗效显著,可有效改善患者认知功能、社会功能和家庭功能,值得临床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