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心理品质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影响及性别和年龄的调节作用研究

目的 探讨积极心理品质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影响,以及性别、年龄对这种影响的调节作用。方法 2011年4-7月,采用青少年价值-行为特征量表（VIA-Youth）和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对全国10个样本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福建、重庆、广西、内蒙古、安徽）及1个样本市（石家庄）的70 628名青少年进行积极心理品质和抑郁水平测量,其中有效数据为47 872份。性别、年龄因素对积极心理品质与青少年抑郁症状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采用分层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青少年积极心理品质得分为（719.31±84.06）分,抑郁症状得分为（14.64±10.08）分。青少年抑郁症状得分与年龄呈正相关（rs=0.097,P＜0.001）,而与性别、积极心理品质得分均呈负相关（rs值分别为-0.026、-0.489,P＜0.001）。积极心理品质能够反向预测抑郁症状（β=-0.495,P＜0.001）。性别对积极心理品质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无调节作用（β=-0.007,P=0.095）。年龄对积极心理品质和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β=-0.056,P＜0.001）。结论 积极心理品质有利于减少青少年抑郁症状,其效果在年龄大的青少年中更为明显。     

父母言语虐待对合肥市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

目的:探讨父母言语虐待对安徽省合肥市青少年产生攻击性行为的影响机制，为更新家庭教育理念、改善家庭教育实践提供参考。方法:2021年10月采用典型抽样法抽取合肥市1403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采用攻击行为量表、言语虐待量表、自我控制量表、家庭氛围量表和学校纪律量表，探讨父母言语虐待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结果:父母言语虐待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的攻击行为(β=0.083,P<0.001);青少年的自我控制能力在父母言语虐待与青少年攻击行为之间存在部分中介的作用，家庭氛围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的自我控制能力(β=-0.461,P<0.001);学校纪律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的攻击行为(β=-0.40,P<0.001);家庭氛围不影响父母言语虐待与青少年自我控制力之间的关系，学校纪律会正向影响父母言语虐待与青少年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结论:父母言语虐待正向影响青少年的攻击行为，自我控制是其中重要的中介机制，家庭氛围、学校纪律起调节作用。     

父母受教育程度在积极心理品质对青少年抑郁症状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背景 抑郁症是青少年自杀的最大危险因素,因此探究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对家庭及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目的 分析积极心理品质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影响,以及父母受教育水平对这种影响的调节作用,旨在为青少年心理卫生工作者及中国父母如何为青少年提供良好的成长教育环境、如何有效减少抑郁症造成的危害提供一个新思路。方法 2011年4-7月,参考200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东、中、西部区域划分方法,采用分层不等概率抽样方法抽取东部6个（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及中西部4个（重庆、广西、内蒙古、安徽）共10个样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并纳入石家庄市1个样本市（主动要求成为课题样本市）,然后采用系统抽样的方法从中抽取了91个样本区县,以千分之一的比例抽取中小学生70 628例,调查后经核查47 872份为有效问卷。调查方式包含网络问卷测试和纸版问卷测试,问卷内容包含抑郁症状〔采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评价〕、积极心理品质〔采用青少年价值-行为特征量表（VIA-Youth）评价〕、父母受教育程度（分为小学、初中、高中及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结果 父母受教育程度为初中、高中及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的青少年积极心理品质得分均高于父母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的青少年,抑郁症状得分低于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的青少年（P＜0.05）;父母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的青少年积极心理品质得分均高于父母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青少年,抑郁症状得分低于父母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青少年（P＜0.05）;父母受教育程度为大专、本科及以上的青少年积极心理品质得分均高于父母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中专的青少年,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大专、本科及以上及母亲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的青少年抑郁症状得分低于父母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中专的青少年（P＜0.05）;父母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的青少年积极心理品质得分均高于父母受教育程度为大专的青少年,抑郁症状得分低于父母受教育程度为大专的青少年（P＜0.05）。父亲受教育程度对积极心理品质、抑郁症状得分影响的偏η2分别为0.034、0.010,母亲受教育程度对两者影响的偏η2分别为0.035、0.010。年龄、积极心理品质、父亲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与积极心理品质的交互作用、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大专、本科及以上与积极心理品质的交互作用对青少年抑郁症状有影响（P＜0.05）。结论 积极心理品质能够减少青少年抑郁症状,其效果在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青少年中更为明显,因此可从培养高质量的父母入手预防和减少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发生。     

童年期创伤经历与抑郁症状:新兵积极心理品质的中介和调节效应

目的 探讨新兵积极心理品质在童年期创伤经历与抑郁症状之间的中介和调节效应.方法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抽取南方某部1 925名16～24岁的男性新兵,运用童年期创伤经历问卷(CTQ-SF)、抑郁自评量表(SDS)和新兵积极心理品质评估问卷(PMCS-R)进行测评.结果 童年期创伤经历问卷的情感虐待为(6.11±1.69)分,躯体虐待为(5.49±1.32)分,性虐待为(5.61±1.45)分,情感忽视为(9.15±3.66)分,躯体忽视为(9.57±2.93)分;抑郁严重指数(0.45±0.11);积极心理品质总均分(3.80±0.64)分.童年期创伤经历、抑郁症状和积极心理品质得分两两显著相关(均P＜0.05);情感忽视、躯体忽视和情感虐待能有效预测抑郁症状,可共同解释其总变异的28.6％ (F=256.72,P＜0.05);积极心理品质在情感忽视和抑郁症状、躯体忽视和抑郁症状、情感虐待和抑郁症状的关系中均有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分别为0.19,0.15和0.09),但只在情感忽视和抑郁症状间调节效应显著(F=24.73,P＜0.05).结论 童年期创伤经历不仅直接作用于新兵的抑郁症状,也能通过积极心理品质间接作用;同时,新兵的积极心理品质可以改变童年期创伤经历对抑郁症状的影响.     

青少年罪犯焦虑、抑郁情绪及其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调查重庆市青少年罪犯焦虑、抑郁状况与应对方式的关系,为制定符合青少年罪犯心理的综合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一般情况问卷、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对重庆市未成年犯管教所909名青少年罪犯进行横断面问卷调查研究。结果青少年罪犯焦虑、抑郁症状检出率分别为40.4%、51.2%,明显高于常模(P<0.01),共患焦虑、抑郁占31.3%。家庭经济状况好、学历高是抑郁发生的保护因素,童年期受虐是抑郁发生的危险因素;家庭经济状况好是焦虑发生的保护因素,而童年期受虐、非独生子女是焦虑发生的危险因素。其积极应对方式与焦虑、抑郁水平之间呈显著负相关(r=-0.172,r=-0.208,P<0.01),而消极应对方式与焦虑、抑郁水平之间呈显著正相关(r=0.419,r=0.390,P<0.01)。结论青少年罪犯存在明显的焦虑、抑郁情绪,与其消极应对方式密切相关。帮助他们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可以有助于降低焦虑、抑郁情绪的发生。     

家庭治疗应用于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效果研究

目的探讨家庭治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抑郁症状及、病耻感及对患者父母的影响。方法选取58名青少年抑郁症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29名)和对照组(29名),对照组给予氟西汀治疗和普通心理治疗,研究组给予氟西汀和家庭治疗,共8次(12周内完成)。治疗前后应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及Beck抑郁问卷第二版(BDI-II)、精神病患者病耻感评估量表进行患者评估,应用抑郁-焦虑-压力量表(DASS)对患者父母进行评估。结果 12周末,2组患者HAMD、BDI-II评分均显著下降,且研究组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精神病病耻感量表社交、能力、治疗因子均优于对照组(P0.05),患者父母DASS焦虑、抑郁和压力评分较对照组降低(P0.05或P0.05)。结论家庭治疗应用于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可能一定程度减轻抑郁症状,降低患者病耻感,并可能改善患者父母情绪,降低压力。     

孤独感与社会支持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

目的 了解孤独感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以及社会支持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方法 对1219名初一至大四的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多层次回归分析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后,孤独感在抑郁上的标准回归系数为正,且达到显著水平(β=0.246,P ＜0.01);家庭支持在抑郁上的标准回归系数(β=-0.253,P ＜0.01)和朋友支持在抑郁上的标准回归系数(β=-0.178,P ＜0.01)均为负,且均达到显著水平;孤独与家庭支持的交互作用(β=-0.199,P ＜0.01)、与朋友支持的交互作用(β=-0.422,P ＜0.01)以及与其他支持的交互作用(β=-0.357,P ＜0.05)均为负,且均达到显著水平,表明随着家庭、朋友和其他支持水平的提高,孤独感在抑郁上的影响强度逐渐降低.结论 孤独感显著影响青少年抑郁,家庭支持和朋友支持显著调节孤独感对抑郁的影响.     

医学女生积极心理品质、身心健康现状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目的研究医学院校女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身心健康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成人性情希望量表(ADHS)、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牛津幸福量表修订版(ROHS)、症状自评量表(SCL-90)以及自编的基本资料问卷对1,415名在校女大学生进行调查和测量。结果医学院校女大学生在希望感(t=7.426,P<0.001)和一般自我效能感(t=9.290,P<0.001)的得分显著低于男大学生;身心健康量表的总平均分(t=8.255,P<0.001)显著高于男大学生。生源、专业、学业成绩、获得奖励情况和是否担任学生干部等因素影响医学院校女大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或身心健康(P<0.05)。结论医学院校女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比同龄的男大学生差,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女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情感虐待对青少年失眠的中介模型分析

  目的  本研究旨在评估情感虐待与青少年失眠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探讨羞耻倾向、反刍思维从中起到的中介作用。  方法  2021年5月,随机选取安徽省合肥市4所中学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采用情感虐待量表,中学生羞耻感量表,反刍思维量表,失眠严重指数量表对6 916名中学生进行测查。进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及序列中介效应分析。  结果  结果显示,情感虐待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失眠现状(β=0.291,P＜0.001)。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情感虐待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羞耻倾向(β=0.365,P＜0.001), 而羞耻倾向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失眠症状(β=0.245,P＜0.001),羞耻倾向在情感虐待与青少年失眠症状之间起中介作用。情感虐待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反刍思维(β=0.183,P＜0.001), 而反刍思维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失眠症状(β=0.981,P＜0.001),反刍思维在情感虐待与青少年失眠症状之间起中介作用。同时,羞耻倾向可显著正向预测反刍思维(β=0.433,P＜0.001),显示出羞耻倾向和反刍思维在情感虐待与青少年失眠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结论  (1) 情感虐待与青少年失眠症状呈正相关关系。(2)情感虐待可直接影响青少年失眠症状,也可以通过3种间接效应影响失眠症状,即羞耻倾向的中介作用、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以及羞耻倾向和反刍思维的链式中介作用。      

敌意对四川省2家戒毒所强制戒毒人员抑郁症状的影响

目的:研究敌意对四川省2家戒毒所强制戒毒人员抑郁症状的影响，并探究生命意义感是否具有中介作用，为缓解戒毒人员的抑郁症状，改善其心理健康质量提供参考。方法:采用敌意量表、贝克抑郁量表、生命意义感量表对四川省2家戒毒所共601名戒毒人员进行调查。结果:男性戒毒人员的敌意、抑郁症状得分均高于女性，而生命意义感得分低于女性，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敌意的5个维度均与抑郁症状有显著正向相关关系(P<0.01)。生命意义感在敌意和抑郁症状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敌意既可以直接影响抑郁症状(b=0.423,Z=5.354,P<0.001),也可以通过生命意义感间接影响抑郁症状(b=0.075,Z=3.947,P<0.001),间接效应占总效应15.1%。结论:敌意能加重戒毒人员抑郁症状，且生命意义感在敌意和抑郁症状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声言自杀儿童少年的家庭和临床特征及社交能力调查

目的分析声言自杀（TAKS）儿童少年的家庭和临床相关因素及其与社交能力的关系。方法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取武汉地区12所学校（小学、初中和高中各4所）的1975名在校7—17岁学生自评完成自编一般情况问卷和儿童抑郁量表,学生家长自评完成Achenbach儿童行为（CBCL）量表;根据CBCL量表91条目（声言要自杀）判定TAKS行为,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筛选儿童少年TAKS的相关因素。结果儿童少年父母报告的近半年TAKS行为的检出率（95％CI）为4．1％（3．2％,5．0％）;TAKS与父母婚姻状况不良（OR=2．29）、父亲无业（OR=2．07）、父母经常吵架（OR=2．23）、父母曾很厉害地打架（OR=2．00）、经常被同学欺负（OR=2．11）、内向性行为问题（OR=2．28）、外向性行为问题（OR=2．50）和有抑郁症状（OR=4．83）显著关联;TAKS儿童少年的社交能力总分显著低于非TAKS儿童少年[（18．8±7．6）分vs．（20．9±6．9）分,P=O．007]。结论伴有不良的家庭因素、行为问题和抑郁情绪的儿童少年TAKS检出率偏高,TAKS儿童少年的社交能力也较差,TAKS值得临床关注。     

抑郁症患者的首次就诊模式选择及临床特点研究

目的探讨抑郁症患者首次就诊模式的选择及临床特点。方法选择2011年1—12月就诊于我科门诊或住院的确诊为抑郁症的患者160例,对每位确诊的抑郁症患者进行深入访谈,并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进行评分。将160例患者根据发病至就诊的时间分为两组,及时就诊组62例:发病≤3个月到精神科就诊;非及时就诊组98例:发病>3个月到精神科就诊。结果两组患者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就诊意愿、病耻感、家族史、既往史、首次就诊医院等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首诊综合医院的107例患者,以躯体症状为第一主诉者占86.9%;而首诊精神专科医院的53例患者,以躯体症状为第一主诉者占22.3%。首诊综合医院的107例患者HAMD评分为(21.4±4.8)分,首诊精神专科医院的53例患者HAMD评分为(23.2±5.1)分,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首诊于不同医院的患者对疾病的认知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抑郁诊断的接受率比较,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抑郁症患者多首诊于非精神科,健康知识、躯体症状、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病耻感、家族史、躯体症状、居住地、既往史等是影响患者就诊模式的主要因素。     

青少年抑郁情绪与情绪智力的关系

目的 研究青少年人群的抑郁情绪与情绪智力的关系,为提高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参考依 据。方法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以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青少年情绪智力量表对1 732 例在校中学 生进行调查。结果 抑郁情绪总分和情绪智力总分在年级、独生子女、学生干部、家庭状况及父母的文化水 平层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抑郁情绪总分和各维度得分与情绪智力总分和各维度得分均呈负相关 （P <0.05）;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控制性别、年级、独生子女、学生干部、家庭状况及父母的文化水平6 个因素后,情绪管理、情绪感知、情绪理解及情绪运用对抑郁情绪有预测作用（P <0.05）。结论 抑郁情绪与 情绪智力相关,提高青少年的情绪智力水平可减轻抑郁情绪的严重程度。     

妇科肿瘤焦虑抑郁现状调研及疏肝解郁法对其干预效果评估

目的探讨妇科肿瘤病人焦虑、抑郁的发生率及疏肝解郁法效果。方法选择142例妇科肿瘤病人作为研究组,采用1∶ 1对照方式纳入同期在行健康体检的女性142名作为对照组。采用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S)评估2组受试者抑郁、焦虑症状发生率,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观察影响妇科肿瘤病人抑郁、焦虑症状发生的风险因素,合并抑郁、焦虑症状的病人给予柴胡疏肝散治疗,观察治疗效果。结果研究组HADS-A和HADS-D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1)。研究组抑郁、焦虑症状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1)。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状态、婚姻状况、家庭月收入、肿瘤类型、肿瘤分期、拟治疗方式等因素均影响妇科肿瘤病人抑郁和焦虑症状发生率(P < 0.05~P < 0.01)。多因素logistic分析结果显示临床分期Ⅲ~Ⅳ期是影响妇科肿瘤病人焦虑、抑郁的风险因素,文化程度≥大专、家庭月收入>1万是妇科肿瘤病人焦虑、抑郁的保护性因素(P < 0.01)。研究组抑郁症状和焦虑症状病人治疗后HADS-A评分和HADS-D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P < 0.01)。结论妇科肿瘤病人焦虑、抑郁症状发生率均显著高于正常女性,肿瘤分期、学历水平和家庭经济水平等是影响病人焦虑、抑郁发生的相关因素,疏肝解郁法有助于缓解病人的焦虑、抑郁状态。     

孕产妇抑郁状态的危险因素探讨

目的探讨孕产妇抑郁状态的危险因素与护理对策。方法选择2011年3～12月期间来本院就诊住院生产的初产380名产妇为本文的研究对象,进行一般人口学资料调查表、社会状态、分娩情况等信息调查,然后进行评价抑郁情况。结果 380名产妇中产后无抑郁290例,呈现抑郁状况90例,占23.7%,其中严重产后抑郁25例,抑郁产妇的平均评分为(12.36±5.11)分。新怀孕时身体健康状态、夫妻感情与有抑郁障碍家族史为主要危险因素(P<0.01)。结论产妇产后抑郁的发生率相对比较高,主要危险因素为身体健康状态、夫妻感情与有抑郁障碍家族史,应根据危险因素积极预防与治疗。     

中国农村地区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情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背景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和健康老龄化理念的不断深化,农村老年人这一庞大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备受全社会关注。目的　探讨我国农村老年人出现抑郁症状的相关因素,为促进我国农村地区健康老龄化提供依据。方法　2020年11月,从北京大学组织的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全国追踪调查（CHARLS）项目中选取60岁及以上的农村户籍老年人为研究对象（n=3 068）。采用流行病学调查用抑郁量表（CES-D）简化版得分判定研究对象抑郁症状情况。采用随机森林算法筛选影响抑郁症状的项目并进行排序,并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影响农村地区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因素。结果　随机森林算法结果显示：15个指标中重要性排序前6位的变量分别是自评总体健康、午休时长、生活满意度、夜间睡眠时长、受教育程度、婚姻满意度。3 068例农村地区老年人CES-D简化版得分为（9.9±6.9）分;无抑郁症状1 679例（54.7%）,有抑郁症状1 389例（45.3%）。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女：OR=1.710,95%CI（1.422,2.057）〕、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上：OR=0.663,95%CI（0.507,0.866）〕、夜间睡眠时长〔6~8 h：OR=0.506,95%CI（0.425,0.601）;>8 h：OR=0.435,95%CI（0.324,0.580）〕、代际情感支持〔较多：OR=1.297,95%CI（1.077,1.562）〕、生活满意度〔不满意：OR=5.179,95%CI（3.814,7.133）〕、婚姻满意度〔不满意：OR=3.181,95%CI（2.264,4.526）;无配偶：OR=1.243,95%CI（1.004,1.538）〕、自评总体健康〔一般：OR=1.512,95%CI（1.199,1.915）;不好：OR=3.918,95%CI（3.056,5.043）〕、慢性病〔有：OR=1.232,95%CI（1.041,1.457）〕、童年健康状况〔一般：OR=1.349,95%CI（1.107,1.644）〕是农村地区老年人发生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依据本研究数据,有近一半的农村老年人存在抑郁症状,情况不容乐观,且性别、受教育程度、夜间睡眠时长、代际情感支持、生活满意度、婚姻满意度、自评总体健康、慢性病、童年健康状况是农村地区老年人发生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因此应针对高危人群从不同维度、有重点地进行防控,以推动我国健康老龄化进程。     

重性抑郁障碍儿童少年的父母养育方式探讨

目的：探讨儿童少年重性抑郁障碍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方法：采用频数匹配病例对照研究,98例重性抑郁障碍儿童少年和125例正常对照自评完成父母养育方式问卷;使用Logistic回归筛选儿童少年重性抑郁障碍的危险因素。结果：儿童少年重性抑郁障碍的危险因素分别为自觉学习压力大（OR=3.30）、父母关系差（OR=3.28）、父母婚姻状况不良（OR=2.61）、父亲拒绝分高（OR=1.27）、父亲职业以体力劳动为主（OR=1.18）、父亲惩罚分高（OR=1.14）、母亲受教育年限短（OR=1.12）和母亲拒绝分高（OR=1.11）;父亲情感温暖分高（OR=0.83）和母亲情感温暖分高（OR=0.74）为儿童少年重性抑郁障碍的保护因素。结论：预防儿童少年抑郁障碍的发生,需要从改善不良的父母因素和教养方式入手。     

Depression as a risk for cancer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ample

The relative risks for cancer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ve symptoms were examined using data from the 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 I Epidemiologic Follow-up Study.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and the depression subscale from the 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 were used as predictors in this 10-year follow-up study of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ample. No significant risk for cancer morbidity or mortality was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ve symptoms with or without adjustment for age, sex, marital status, smoking, family history of cancer, hypertension, and serum cholesterol level. These data were also reanalyzed for subjects aged 55 years or older who were retraced by a second follow-up. Neither measur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was a significant risk for cancer death during the 15-year follow-up interval. These results call into question the causal connection between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cancer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27例青少年抑郁症家谱图分析

目的 探讨青少年抑郁症家谱图特征及其在心理咨询和治疗中的意义.方法 对27例门诊初诊为抑郁症的青少年患者,采用与患者一起绘制家谱图的形式,从系统论的角度解释、分析家谱图.结果 27例家谱图显示,多数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家庭结构不平衡、功能不健全.结论 家谱图有助于在青少年抑郁症的心理咨询和治疗中发现问题、启发患者自省.     

广州市青少年自杀行为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影响广州青少年自杀行为的因素。方法选取100例自杀行为青少年为观察组,选100例健康青少年为对照组,对比两组青少年家庭结构、家庭教育方式、自身人格特征等指标。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其自杀行为危险因素。结果观察组青少年抑郁量表、焦虑量表、攻击性人格及冲动性人格量表分值均高于对照组高;单亲家庭或父母常年在外、家庭教育方式不当、学校无健康心理教育课、抑郁或焦虑、冲动或攻击性人格、负面事件、消极应对是青少年自杀行为独立危险因素,P 均＜0．05。结论家长及学校应正确引导青少年处事方式,积极面对生活,打消自杀意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