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理专业大学生神经质和自责在母亲惩罚严厉与抑郁症状关系中的中介和调节作用:混合模型分析

目的采用混合模型探讨神经质人格和自责在母亲惩罚严厉与抑郁症状间的中介和调节作用。方法以378名护理专业大学生为测试对象,采用症状自评量表、艾森克人格问卷、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以及应对方式问卷进行测评。结果神经质和自责均是母亲惩罚严厉与抑郁症状间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在母亲惩罚严厉与抑郁症状的有中介的调节模型中,当神经质作为中介时,自责作为调节变量对抑郁症状具有调节效应。在母亲惩罚严厉与抑郁症状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中,当自责作为中介时,神经质对抑郁症状具有调节效应,且只调节中介的后半路径。结论母亲惩罚严厉通过神经质对抑郁症状产生影响时,这一过程受到自责的调节,当自责程度越高时,对抑郁症状的调节效应越显著。母亲惩罚严厉通过自责的应对方式对抑郁症状产生影响时,神经质水平越高,对抑郁症状的调节效应越显著。     

强化理论在教育教学中的运用

强化理论是斯金纳新行为主义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基础教育教学工作中有极大的应用价值。按照强化理论的观点,奖励可以塑造学生的良好行为,而惩罚则可以有效矫正学生的不良行为。强化具有个体差异性和情境性,为了使强化物对学生产生有效作用,必须事先了解每个学生的兴趣、爱好、需要等个性因素,进行有针对性的强化。教师要自觉掌握强化理论的原理和具体方法,指导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     

愤怒和恐惧情绪对抑郁症患者风险决策的影响

[目的]探讨抑郁症患者在愤怒或恐惧情绪下风险决策能力及其行为倾向。[方法]通过情景诱发愤怒情绪的抑郁症患者组和正常对照组各20例,诱发恐惧情绪的抑郁症患者组和正常对照组各20例,所有被试者在情绪诱发后均执行风险决策实验,观察抑郁症患者和正常人在不同情绪下执行风险决策的差异。[结果](1)在愤怒情绪下,抑郁症患者组惩罚后的安全选择的频率均值比正常对照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惩罚后的风险选择的频率均值比正常对照组低,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抑郁症患者组奖赏后安全选择的频率均值比正常对照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奖赏后风险选择的频率均值比正常对照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2)在恐惧情绪下,抑郁症患者组奖赏后安全选择的频率均值比正常对照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奖赏后风险选择的频率均值比正常对照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抑郁症患者在愤怒情绪下,面对惩罚刺激和奖赏刺激倾向于低风险选择;在恐惧情绪下,抑郁症患者面对奖赏刺激选择较保守。     

幼儿说谎寻因纠错少惩罚

女儿今年3岁半．有一天回到家兴冲冲地对我说：“妈妈．今天我得了一朵小红花,老师说我表现得好!”第二天我送女儿到幼儿园．无意中和老师谈起了此事,老师说女儿并没有得到小红花．而是班里一个小朋友因为在课堂上答对了问题得到了老师的表扬．我当时就怒气冲冲,要去“教训教训”她。但老师却提醒我,     

浅议惩罚在教学中的误用

教师在教学工作中经常使用惩罚手段教育学生,效果时好时坏,人们对此褒贬不一.现分析几种误用的原因并提出避免误用的办法,希望读者能有所收获.     

重点高中抑郁障碍学生父母教养方式的调查

目的 观察抑郁障碍同学与其他同学之间父母教养方式的差异.方法 使用父母教养方式问卷(EMBU)对抑郁障碍同学和健康同学分别进行评定.结果 抑郁障碍同学父母教养方式更倾向于高拒绝否认,惩罚严厉,过度保护和低情感温暖和理解.结论 父母教养方式对抑郁障碍同学的认知模式有一定影响.     

把惩罚变得美丽些

我们可以选择很多种教育方式去教育孩子，但只有一种是最有效的。惩罚也是如此，当父母在哀叹自己严厉的惩罚对孩子好似搔痒时，不妨换一种思维，把惩罚变得美丽些．让孩子心甘情愿地接受。     

裕固族和汉族父母教养方式的比较研究

目的探讨不同民族高中生父母教养方式的异同及父母教养方式的特点.方法采用父母教养方式问卷(EMBU)分别对肃南县的汉族和裕固族高中生进行测查.结果汉族和裕固族学生家长在家庭教养方式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汉族学生家长对子女有更多的严厉惩罚和干涉保护倾向;汉族学生母亲的拒绝否认和严厉惩罚的教养方式也显著多于裕固族学生的母亲.结论裕固族与汉族父母教养方式有量著差别.     

受体罚儿童神经心理功能指标测定

目的分析受体罚儿童神经心理功能相关指标,探讨体罚对儿童神经心理功能发育的影响。方法通过自我汇报法,调查某校842名初中生受体罚情况,筛选出既往受体罚初中生105名、近期受体罚初中生35名、远近期同时受体罚初中生21名,按同等条件选择对照212名,进行瞬时记忆力检查、视觉反应时测验、划消试验和瑞文标准推理测验。结果瞬时记忆广度值既往受体罚组为(6.5±1.10),近期受体罚组为(5.8±1.20),远近期受体罚组为(6.4±0.77),对照组为(6.4±0.96),近期受体罚组低于其他3组(P<0.01)。瑞文标准推理测验中套合互换的抽象推理能力分既往受体罚组为(5.2±3.02)分,近期受体罚组为(3.7±2.95)分,远近期受体罚组为(4.7±3.14)分,对照组为(5.2±3.15)分,近期受体罚组低于既往受体罚组和对照组(P值均<0.05),其他实验结果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既往受体罚对儿童的神经心理功能无影响,而儿童神经心理功能的差异可能与儿童近期受体罚有关。     

男性青少年违法犯罪者应激与心理健康的研究

目的 研究男性青少年违法犯罪者的应激事件、心理健康及其关系,为预防和矫正青少年违法犯罪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自编的青少年违法犯罪自评量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及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对300名随机抽取的男性青少年违法犯罪者进行测试.结果 青少年违法犯罪者SCL总分为(196.10±53.51), SCL总症状指数为(2.18±0.59),所有因子得分均比全国常模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评定人所前1年内的ASLEC总分为(55.70±14.42),在人际关系因子、学习压力因子和受惩罚因子上有较高得分,分别为(10.56±3.63)、(10.65±3.42)和(14.49±4.93).SCL和ASLEC各因子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P<0.01).结论 男性青少年违法犯罪者心理健康差于常模并与1年内的应激水平相关,减少应激可能预防其违法行为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