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倦怠对医患关系的影响

目的 探索医生职业倦怠对医患关系的影响,为缓解职业倦怠和改善医患关系提供参考。方法 在上海10家医院选取592名医生,用Maslach职业倦怠问卷和自编医患关系问卷进行测评,并用SPSS 17.0软件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医生对医患关系的总体评价以“比较紧张”居多,共有304人(51.4%）,262人（44.3%）关于职业感受的评价是“不好不坏,一般般”,374人（63.2%）认为患方对医生“基本信任”,494人（83.4%）认为患方“基本配合”。职业倦怠评分提示情感耗竭较严重,3个维度得分从高到低为情感耗竭（3.1±1.4）分,成就感低（2.4±1.2）分,去人性化（2.1±1.3）分。3个维度得分与医患关系的4个条目得分均正相关（r=0.139～0.442,均P<0.05）,多元逐步回归结果表明,职业倦怠对医患关系有消极影响（β=0.296～0.365,P<0.01）、高学历对医患关系有积极影响（β=-0.124～-0.172,P<0.01）。结论 目前医生对医患关系的评价不乐观,医生的情感耗竭较严重,职业倦怠对医患关系有消极影响,高学历的医生对医患关系的评价更加乐观,缓解职业倦怠以及医生自身的学习提升有望成为改善医患关系的途径之一。     

上海地区四所高校国际学生心理弹性与负性情绪的关系

目的探讨上海地区高校国际学生心理弹性水平和负性情绪之间的相互关系。 方法以上海市四所大学的181名国际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Connor-Davidson心理弹性量表、霍普金斯症状自评量表和自编问卷进行调研。 结果调研对象的心理弹性平均分为（76.81±12.44）分,霍普金斯症状自评量表平均分为（41.51±9.26）分。偏相关分析显示： 心理弹性与负性情绪各因子间存在负相关（r=-0.387~-0.683,均P＜0.001）。岭回归分析显示： 心理弹性水平、中文掌握程度、学校表现满意程度均对国际学生的负性情绪具有一定负向预测作用（标准化回归系数β=-0.058~-0.37,调整R2=0.438,均P＜0.05）。 结论心理弹性、中文掌握程度和学校表现满意程度对国际学生的负性情绪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开展有效心理援助的思考

自2019年12月武汉市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至今,本次疫情已经发展成威胁人类健康的公共卫生事件。本文收集了21世纪以来部分对抗传染性疾病的相关调查研究,为应对COVID-19流行期引发的心理危机提供思路,以开展有效的心理援助。本文探讨了应对公共卫生事件时,心理援助的意义和重要性,并针对不同人群提供建议,以明确进一步心理援助过程中所需要完善的任务。     

大学生精神病超高危群体的冲动与抑制特征及相关因素研究

目的 探索精神病超高危群体的冲动与抑制特征及其社会心理影响因素.方法 在某大学9 039名新生中筛查出17名精神病超高危个体,并招募了23名健康大学生设置对照,使用Go-Nogo反应抑制与风险决策的反向学习范式进行行为学测量,并使用问卷评估社会心理因素.结果 提示高危组与正常对照组在行为学任务中的表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上海新疆高中维族学生跨文化适应情况调查

内地新疆高中班(内高班)是国家为实施西部大开发策略,加快新疆少数民族人才培养在内地发达城市举办的新疆高中班.维族学生远离家乡,身处急剧的文化环境变化过程中,面临心理、生理、(亚)文化的适应.本研究对内高班维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其在校的适应情况,探索心理适应影响因素,为少数民族中学生跨文化心理健康咨询、心理治疗和学校适应教育提供依据.     

青少年神经性厌食症的家庭治疗

神经性厌食症(Anorexia Nervosa,AN)是以病人自己有意地严格限制进食、体重下降至明显低于正常标准或严重的营养不良,伴有恐惧发胖或拒绝正常进食为主要特征的一种进食障碍[1]。AN主要见于13~20岁之间的年轻女性,其发病的两个高峰为13~14岁和17~20岁[1]。估计AN的患病率在1/1000[2];虽然AN的发病率相对较低,但死亡率高达20%[3]。迄今为止,AN的病因未明,病因学涉及社会文化、心理学和生物学等多方面[3]。临床上AN患者相当难治,药物治疗作用有限,成功的治疗都要在疾病的不同阶段介入心理治疗[3]。家庭治疗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这是一种把关注的焦点置于人际关系上的心理治疗范式。它认为,个体只有在互动和系统(家庭)中才能被说明、被理解,个体的困扰实际上是关系的困扰,是个体所在的系统出现了问题,因此,实施心理干预的对象应当是在关系和系统上,而不仅仅是个体[4]。在过去的30多年里,家庭治疗已经逐渐在治疗进食障碍方面建立了自己的治疗方法,尤其是对青少年神经性厌食。本文综述AN家庭治疗的理论和方法方面的研究。1神经性厌食症家庭治疗的理论和观点1.1心身疾病的家庭模式M inuch ...     

大学生中精神病风险综合征的早期识别与临床特征

目的:探索大学生人群中精神病风险综合征(PRS)的发生率和临床特征.方法:第1阶段使用16条目前驱期问卷(PQ-16)对579名在校本科生进行筛查,PQ-16阳性以及随机选取的阴性对照进入第2阶段的精神病风险综合征结构式访谈(SIPS),建立PRS诊断.最后使用简明国际神经精神访谈(M.I.N.I)对符合诊断的PRS个体进行访谈,评估共病情况.结果:PRS的检出率约为3.5％.精神病风险症状特征表现为轻微阳性症状多于其他症状,其中最常见的是“异常思维内容”(65％)和“知觉异常/幻觉” (50％).检出的PRS者目前或既往共病至少1种精神障碍的比例为63.2％,其中抑郁障碍(31.6％)和特定恐惧症(31.6％)最多见.结论:大学生人群中存在一定比例的精神病风险综合征个体,与焦虑障碍和抑郁障碍的共病现象较为普遍.     

精神病超高危大学生心理社会特征研究

目的 探讨精神病超高危大学生心理社会特征。方法 采用两阶段评估方法从2800名大学生中筛查出32名具有精神病风险综合征者作为研究对象,评估其自尊、社会支持、心理弹性及家庭功能,以及心理社会因素与精神病理症状的关系。结果 精神病超高危组家庭功能、自尊、心理弹性和社会支持水平均较对照组差(P＜0.01,P＜0.05),精神病超高危组的自尊、心理弹性和社会支持水平与其精神病理症状严重程度呈负相关(P＜0.01,P＜0.05)。结论 精神病超高危大学生家庭功能、自尊、心理弹性和社会支持水平较差,可以针对这些社会心理特征进行早期心理干预。     

中德家庭治疗师对系统家庭治疗应用的评价

目的:比较系统家庭治疗在中德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应用的特点和屏障,为系统家庭治疗在国内的推广和本土化提供客观依据。方法:选取82名中国和76名德国系统家庭治疗师,使用自编系统家庭治疗临床应用情况调查表来调查专业和工作背景、临床工作情况、心理治疗培训情况、系统家庭治疗推广情况及应用系统家庭治疗的体会和评价,以频数统计、内容编码等方式分析数据并作比较。结果:中国治疗师中具有医学背景者占77%,而德国治疗师具有心理学、教育学或社会工作背景者占76%。德国治疗师接受督导者多于中国治疗师(76%vs.38%,P<0.01)。德国治疗师评价系统家庭治疗在工作中的推广程度(中位数=4.0)高于中国治疗师(中位数=3.0,P<0.05);德国治疗师评价系统思维对其日常"工作的帮助(中位数=6.0)高于中国治疗师(中位数=5.0,P<0.01)。中德治疗师最常见的培训动机是工作需要"(n=41、61);中德治疗师共同评价临床应用最突出难点是治疗技术和方法本身的复杂性(n=67、65)、而中国治疗师提到的另一常见难点是咨客不合作(n=50);系统家庭治疗对两国治疗师个人生活的影响归为8个主类别,中德治疗师最常见的影响是"对问题和关系有了新的看法"(n=28、25),中国治疗师另一个突出影响是"接纳多样性"(n=25),而德国治疗师是"以资源取向和欣赏的态度看待人和事"(n=22)。结论:两国治疗师的临床应用体会体现出了文化差异,在治疗中应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     

精神病前驱期问卷(PQ-16)评估大学生精神病风险的信效度检验

目的 测试精神病前驱期问卷16项版本(PQ-16)中文版识别大学生精神病风险的信度和效度。方法对2496名在校大学生进行PQ-16调查,分别对条目分和痛苦分两种模式进行信效度的检验,并对其中痛苦分大于6分的受试者进行了精神病风险综合征结构式访谈(SIPS)。结果 PQ-16的条目分和痛苦分的Cronbach系数分别为0.751和0.784,Guttman折半系数分别为0.721和0.761。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有四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大于1,累计方差贡献率为41.7%,且各因子的载荷都在0.404~0.639之间。各条目分与总分的Pearson相关系数在0.355~0.548之间,痛苦分与总分的相关系数在0.385~0.597之间(P＜0.01)。痛苦分大于6分的受试者通过SIPS访谈显示31例为阳性,599例为阴性,且SIPS阳性者的痛苦分高于阴性者(P＜0.05)。ROC曲线显示,PQ-16的痛苦分的曲线下面积大于条目分,且在痛苦分为10分时可以获得最好的敏感度(68%)和特异度(73%)。结论评估大学生精神病风险时精神病前驱期问卷16项版本(PQ-16)中文版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采用痛苦分的评价模式可以更好的筛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