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肠道菌群与抗生素应用

肠道菌群多指生活在人体小肠、结肠和盲肠的细菌群,种类超过1000种,基因数目超过人体100倍,是人体已知最 大的微生物群,与宿主的代谢健康密切相关。基因功能注释和代谢组学的成熟和推广,丰富了宿主与微生物组间的探索维度。 抗生素影响肠道菌群组成和抗生素耐药基因负荷,抗生素使用后肠道菌群形成新的稳态,干扰疾病和治疗进程,并与个体所处 的生长发育时期、抗生素种类和使用时长有关。菌群多样性和特性的细菌种类可能影响抗生素使用后肠道菌群的恢复。此 外,粪菌移植和益生菌补充用于抗生素干扰后肠道菌群的恢复尚无明确证据。“粪菌”和“肠道菌群”不能完全等价、小样本量和 难以控制的混杂因素是目前研究存在的主要不足,代谢组学的“归类”作用或将帮助解答上述问题。综上,本文就人体肠道菌 群与抗生素应用的研究进展展开综述。     

水通道蛋白1、3、4和5与急性肺损伤关系的研究进展

急性肺损伤（ALI）的显著病理生理学表现为非心源性肺水肿。在多种因素诱导的肺损伤和其他非心源性肺水肿的发生进展中,水通道蛋白1、3、4和5 (AQP1、3、4、5) 发挥了重要作用,尤以AQP1和AQP5为主。应用基因技术发现在ALI中AQP1、3、4和5在细胞迁移、黏蛋白产生等过程和核转录因子κB（NF-κB）和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信号通路中均有参与。多种因素能够干预AQP1和AQP5的表达进而加重或减轻肺水肿。AQP1在ALI的胸水形成中尚发挥一定作用。本文主要从ALI中AQP1、3、4和5在蛋白质水平和基因水平上的参与、多种因素干预以及胸膜水通道蛋白几方面进行综合论述。     

肿瘤抗血管生成及其与免疫治疗关系的研究进展Research progress in relationship between tumor anti-angiogenesis and immunotherapy

免疫治疗是肿瘤治疗的重要方法之一,通过阻断特定的信号传导通路,增强免疫系统对肿瘤抗原的反应能力进而识别和破坏肿瘤细胞,用于多种恶性肿瘤的治疗。促血管生成因子和抗血管生成因子失衡可促进肿瘤异常血管的形成,是恶性肿瘤的常见特征,可产生低氧、酸性和间质压升高等微环境改变,使促进肿瘤免疫的细胞（如树突状细胞和淋巴细胞等）相对缺乏,抑制肿瘤免疫的细胞（如调节性T细胞、髓源性抑制细胞和肿瘤相关巨噬细胞等）增多,从而降低免疫治疗疗效。对恶性肿瘤患者行抗血管生成治疗不但可促进异常血管正常化和重塑肿瘤微环境,还可增加免疫效应细胞对肿瘤的浸润,提高免疫治疗的有效性。二者联合应用可起到协同增效作用,在肺癌、肝癌、肾癌和乳腺癌等多种肿瘤患者治疗中均观察到明显获益,且总体安全性可控。现就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与免疫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血管异常对肿瘤免疫的影响和抗血管生成联合免疫治疗的临床应用进行简要综述。     

盆腔高级别浆液性腺癌1例并文献复习

患者,女,60岁,因乳腺和甲状腺肿物入院,行超声、穿刺活检后确诊为乳腺癌和甲状腺癌。随后行腹部CT、穿刺活检后,确诊为盆腔高级别浆液性腺癌。患者乳腺癌、甲状腺癌术后,行多西他赛/卡铂/曲妥珠单抗(docetaxel/carboplatin/herceptin,TCH)化学治疗。化学治疗过程中见盆腔肿物明显减小,期间行盆腔肿物+全子宫及双侧附件切除术+部分直肠切除术+大网膜切除术+阑尾切除术。化学治疗结束后,肿块未见复发,予办理出院。经对盆腔高级别浆液性腺癌发生机制和治疗方法进行分析,提示p53基因的胚系突变可能是患者多原发肿瘤的原因之一,同时多西他赛+顺铂对高级别浆液性腺癌具有较好疗效。     

趋化因子及其受体在胃癌中的研究进展

目的了解趋化因子及其受体在胃癌的发生、发展及转移过程中的作用,为胃癌的诊断、治疗提供更好的途径。方法对有关趋化因子及其受体与胃癌关系研究的文献进行综述。结果目前已发现近50种趋化因子,与胃癌有关的研究较多者主要有CXC、CC及CX3C型趋化因子及其相应的受体,其在胃癌细胞的生长、增殖、侵袭及转移过程中具有促进作用,部分趋化因子还可诱导肿瘤耐药及辅助判断患者预后,其可通过m TOR、JAK2-STAT3通路等多种方式发挥作用。结论趋化因子及其受体在胃癌的发生、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对趋化因子及其受体的深入研究不仅可辅助胃癌的早期诊断、判断临床预后,更可为胃癌提供干预靶点。     

原发性肝癌的营养代谢特点及意义

营养代谢与肿瘤的治疗密切相关,一方面,以营养代谢通路分子作为治疗靶点,成为生物医学领域研究的新方向;另一方面,肿瘤患者营养状态较差,将导致患者无法进行治疗、副作用较大或预后较差。肝肿瘤代谢具有区别于其他部位肿瘤的营养代谢特点,因此,肝癌患者的营养代谢研究尤为重要。对原发性肝癌患者糖、脂肪、蛋白质和氨基酸代谢的变化及分子机制进行阐述,以期为肝癌患者营养代谢通路的选择、肝癌特异性标志物的确定以及治疗中的营养支持等问题提供解决思路,为肝癌的营养代谢研究提供参考。     

薄层CT容积重建技术对乙状窦后入路切入点与标志点的形态学测量及其意义

目的:利用影像学方法测量乙状窦后入路切入点与特定标志点的距离和特定标志面夹角,为听神经瘤手术乙状窦后入路提供指导。方法：对100名志愿者的乙状窦、颈静脉孔和听耳道进行CT扫描,利用三维重建技术,以过手术入路平行于眼耳平面的平面和鼻中隔所在平面作为测量平面,分别测量横窦乙状窦转折处（A）、颈静脉孔上缘（B）、内听道下缘（C）三者之间的距离(记为AB、AC和BC)以及颈静脉孔到AC边的最短距离。测量AC和AB与矢状轴所成夹角（α和β）。结果：AC的长度为（45.20±3.97）　mm,AB的长度为（44.27±4.68） mm,BC的长度为（6.18 ±2.02）　mm,颈静脉孔到AC的最短距离为（5.27±2.03） mm,角α测量值为（39.07±4.86）°;角β测量值为（45.99±5.62）°。结论：得到乙状窦后入路中手术切入点与标志点的距离和夹角及手术入路距颈静脉孔的安全距离。     

趋化因子及其受体在急性肺损伤中作用的研究进展

急性肺损伤（ALI）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是导致患者急性呼吸衰竭和早期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病死率高达30%～40%。目前,ALI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以炎症细胞浸润为主要表现的过度的炎症反应被认为是关键因素。趋化因子及其受体通过聚集、迁移炎症细胞,在ALI/ARDS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就趋化因子及其受体在ALI/ARDS发生中的作用及其机制进行综合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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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原发高级别神经内分泌癌1例报告

1病例资料患者男性,61岁,因“腹痛、乏力7 d”于2019年4月30日入本院,无恶心、呕吐,既往体健。入院查体:皮肤巩膜轻度黄染,右上腹部压痛明显,无其他阳性体征。入院血生化检查:TBil 31.8μmol/L,DBil 9.3μmol/L,IBil 22.5μmol/L,ALT 135.9 U/L,AST 163.3 U/L,GGT 115.1 U/L,余未见异常。肿瘤标志物:AFP 3.12 ng/ml,细胞角蛋白19片段20.47 ng/ml,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euron-specific enolase,NSE)176.25 ng/ml。实验室指标:各项肝炎指标正常。腹部平扫+增强CT:肝内多发占位性病变,考虑恶性,肝门区/腹主动脉周围多发淋巴结肿大,考虑转移可能。为明确诊断行经皮肝穿刺活组织检查术,病理结果提示:高级别神经内分泌癌(neuroendocrine carcinoma,NEC),免疫组化结果提示:CD56(+),CK7(灶状+),Ki-67(+70%),CK-pan(灶状+),Syn(灶状+)(图1)。结合影像学检查未发现其他组织来源NEC的证据,故诊断为原发性肝脏NEC伴肝内多发转移及肝外淋巴结转移。本病例因存在多发病灶无法手术切除,选择依托泊苷和顺铂方案(EP方案)行全身化疗,现已完成4疗程。复查肿瘤标志物:AFP 4.49 ng/ml,细胞角蛋白19片段2.89 ng/ml,NSE 7.66 ng/ml,恢复至正常。腹部平扫+增强CT:肝内多发占位性病变与前相比明显变少变小,肝门区、门腔间隙见多发淋巴结显示,部分肿大,较前片体积略减小(图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