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肝移植术后供体生活质量分析

目的 调查儿童活体肝移植术后供体的生活质量情况并探讨影响其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方法 采用简明健康调查问卷(SF-36),对2005年1月至2014年12月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和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实施的86例儿童活体肝移植供体进行了生活质量调查.所有纳入供体为不带肝中静脉的左半肝或左外叶切除者,且无重大并发症,能够较好应用汉语沟通者.将调查结果与普通人群生活质量进行比较,并对可能影响生活质量的因素进行分析探讨.结果 共发放符合调查要求的问卷80例,有效回收问卷71例(88.7％).男24例,女47例,平均年龄(29.4±8.0)岁.胆道闭锁患儿供体35例,代谢性肝病患儿供体15例,原发性肝硬化患儿供体11例,肝肿瘤及其他疾病患儿供体10例.移植供体主要为受体父母.总体上,肝移植供体术后生活质量水平在各维度与普通人群没有明显的差异(P＞0.05);胆道闭锁患儿供体在精神健康维度得分优于非胆道闭锁患儿供体(P=0.029);全自费医疗患儿供体在总体健康方面得分明显低于具有医疗保险患儿的供体(P=0.033);供体手术2年后在生理功能(P=0.038)及躯体疼痛(P=0.040)维度得分较术后2年内明显增高;应用主成分分析将生活质量8个维度综合为1个维度,结果提示术后时间是影响肝移植供体术后生活质量的首要因素(P=0.037).结论 儿童肝移植供体术后生活质量状况良好,术后时间、受体原发病和受体医疗形式是影响供体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     

危重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体外生命支持应用时机及模式选择的专家建议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中国武汉地区流行并蔓延,部分病例需要进行体外膜氧合辅助(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为了指导ECMO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救治中的应用,中国医师协会体外生命支持专业委员会组织国内相关专家对ECMO应用时机及辅助模式的选择方面制定了有关建议.本建议书以既往ECMO相关临床研究及国际体外生命支持组织推荐建议为基础,并结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特点对ECMO模式选择进行了相关推荐.     

肝癌患者肝移植术后感染病原菌的流行特征及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肝癌患者肝移植术后感染病原菌的分布和耐药性,为临床经验性抗感染治疗提供参考。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0～2016年222例肝癌肝移植患者临床资料和实验室结果,根据感染情况将病例分为感染组和非感染组,对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进行分析,并对感染组可能的危险因素进行比较。结果: 222例肝移植患者有60例出现感染,感染率为27.03%。感染部位常见于呼吸道、腹腔及血液等,分别占感染的50.4%、17.6%、16.8%。共分离出病原菌126株,以革兰阴性杆菌为主,占比75.4%,革兰阳性球菌与真菌分别占20.6%和4.0%。其中,呼吸道感染主要病原菌为鲍曼不动杆菌、肺炎克雷伯菌、铜绿假单胞菌,分别占比39.7%、15.9%、14.3%;腹腔感染常见病原菌是屎肠球菌（31.8%）和鲍曼不动杆菌（18.2%）;而屎肠球菌（23.8%）、肺炎克雷伯菌（19.0%）及头状葡萄球菌（9.5%）位列血流感染病原菌前3位。鲍曼不动杆菌对临床常见抗生素的耐药性普遍高于50%,仅对多粘菌素(100%)、替加环素(85.7%)、米诺环素(68.7%)较为敏感;肠杆菌科细菌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较为敏感,耐药率均低于10%,但对三代头孢、喹诺酮类耐药率较高;未分离出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替加环素耐药的屎肠球菌。经单因素分析显示,患者住院天数、终末期肝病模型（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MELD）评分及术前凝血酶原时间（Prothrombin time,PT）水平是肝移植术后感染的危险因素（P<0.05）。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患者住院时间为肝移植术后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肝癌患者肝移植术后感染率较高,感染部位主要是呼吸道、腹腔和血液,病原菌以革兰阴性杆菌为主,但在不同感染部位分布有所差异。临床应针对感染风险因素采取有效的预防控制措施,根据病原菌种类及耐药性合理选用抗生素。     

225例地震伤外科手术用血调查

目的调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救治汶川地震伤员手术用血情况。方法收集2008年5月12日—6月30日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进行手术治疗的地震伤员的输血原始发血单,记录其性别、年龄、手术名称、输血量、输血时间。结果因手术需要,手术前、中、后24h输入红细胞悬液(RBC)或新鲜冰冻血浆(FFP)的地震伤员共有225名,年龄1—87岁;用血量:RBC为1163U、FFP为124500ml。输入RBC≤2U者占手术总人数的40.89%(为总量的14.4%),2.5—4U者占27.56%(19.7%),4.5—10U者占24.89%(32.5%),RBC>10U者占6.67%(33.4%)。输入FFP100—400ml者占44.89%(26.87%),450—1000ml者占18.22%(24.02%),>1000ml者占9.33%(49.12%),另有27.56%的地震伤员未使用FFP。FFP输入量与RBC输入量具有明显的相关性(R2=0.8547,P<0.05)结论华西医院地震伤员手术用血属于少量或中等量用血,相对于RBC用量而言,FFP的用量可能偏多,规范血浆的使用,提供快速有效的检测方法将是血液保护工作的一个重点。     

体外膜肺支持下经硬质支气管镜Y型金属覆膜支架置入一例

恶性中央气道阻塞是指气道腔本身或气道外组织器官恶性病变的浸润、转移、压迫导致中央气道的阻塞,常见恶性中央气道阻塞的病因包括肺癌、甲状腺癌、食管癌等其他肿瘤肺转移,往往导致顽固性咳嗽、呼吸困难、阻塞性肺炎,甚或危及生命,也是晚期肿瘤患者常见的死亡原因之一[1]。经支气管镜介入治疗已成为及时有效解除各种肿瘤引起的气道狭窄的首选方法[2-4]。但仍有部分中央型气道阻塞患者需介入或外科手术解除梗阻,而此类患者无法建立有效的人工气道改善通气,进而无法耐受介入及外科手术治疗,在体外膜肺(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支持下进行支气管镜介入手术,维持患者体外氧合的同时解除气道梗阻,可为此类患者的救治带来更安全的选择。     

镇静中的每日唤醒

 在重症医学不断发展的各种救治技术中,镇痛、镇静已逐步从早期减轻患者疼痛、焦虑、躁动的“临时性”措施,演变成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从十余年前多为“按需镇静”发展到目前已广泛接受的“系统性镇静”时代。镇静的作用也从初期消除疼痛、提高治疗依从性的单一目的更深入地向减轻机体应激、器官保护、改善免疫甚至减轻和消除重症医学科（ICU）相关心理创伤的高度与深度发展。随着镇痛、镇静在ICU的广泛运用,其相关的副作用也逐渐显现。1998年Kollef等^［1］的研究发现,持续镇静会增加患者的机械通气时间,故提出减少镇静有可能会缩短机械通气时间。2010年丹麦奥登赛大学在Lancet发表的研究^［2］提出,“无镇静方案”治疗组在呼吸机使用时间和病死率上均优于持续镇静组,一时间“不要镇静”的观念甚嚣尘上。仔细看待这一问题发现,“短镇静”及“无镇静方案”之所以在研究中体现了有益的一面,除了对“镇静”的概念及理念有不同的理解之外（该研究所谓的“无镇静方案”在镇静实施的关键点上其实与个体化的持续镇静方案如出一辙）,究其原因是由于广泛开展的镇痛、镇静中,由于镇静评估、监测方面的不完善,对镇静剂掌握的不全面,导致了镇静程度的较大波动和对呼吸、循环的较大影响。其中,过度镇静占较大的比例,镇静过度的相关副作用也显著增加,带来了对镇静治疗的忧虑与疑惑。这是镇痛、镇静广泛运用中必然出现的问题。因此,如何在临床镇痛、镇静治疗中把握恰当的镇静水平,找到简便易行的方法以避免镇静过度尤为迫切。     

危重地震伤员术中容量治疗

目的分析2008年5月12日-2008年6月11日行手术治疗的汶川地震危重伤员（ASA3～5）的围术期容量治疗,总结经验与教训,为以后可能实施的大规模伤员手术救活中容量治疗提供参考。方法收集整理所有危重地震伤员术中输液、输血记录及血液学检查指标,观察术前术后血红蛋白（Hb）、血细胞比容（Hct）和血小板计数（Plt）的变化。结果我院共对危重伤员行手术治疗244台次,术中输注晶体液、胶体液、血液制品行容量治疗,其中输血治疗167台次,共计用血液制品118500ml,其中RBC80200ml（67．68％）,FFP38300ml（32．32％）。术后有55例次（32．8％）的伤员的Hb、Hot、Ph均较术前下降,Hb从78～142g／L降至56～108g/L,Het从25％～38％降至15％～25％、Pit从（186—256）×10^9／L降至（73—129）×10^9／L;有61.1％（102例）伤员术后Hb、Hct、Plt上升,Hb从47～97g/L升至88—145g／L,Hot从18％-29％升至26％-41％,Pit从（66～123）×10^9／L升至（118—263）×10^9／L;术中、术后未发生严重输血相关性不良反应。结论在地震伤员的救治中,常使用晶体液、胶体液补充有效循环血容量后,再根据可靠的血液指标,输注血液制品（RBC、FFP以2：1的比例输注,按需输注血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