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青少年来电者自杀意念的危险因素

目的:探索心理援助热线青少年来电者自杀意念的危险因素。方法:2018-2021年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的青少年来电者(11～18岁)纳入本研究,收集人口学资料,询问来电者在来电前2周内是否有自杀想法来评估自杀意念,并评估自杀相关的危险因素,如抑郁情绪、希望感、痛苦感等。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索青少年来电者自杀意念的危险因素。结果:本研究共纳入19 341例来电。77.9%(15 072例)青少年来电者报告该次来电前2周内有自杀意念。女性(OR=1.12,95%CI:1.01～1.24)、年纪轻(OR=1.30,95%CI:1.14～1.49)、有急性生活事件(OR=1.34,95%CI:1.23～1.47)、慢性生活事件(OR=1.31,95%CI:1.19～1.44)、既往自杀未遂史(OR=2.61,95%CI:2.35～2.91)、痛苦感高(OR=1.85,95%CI:1.67～2.04)和抑郁程度高(OR=2.71,95%CI:2.43～3.01)是青少年来电者自杀意念的独立危险因素,而高希望感(OR=0.45,95%CI:0.41～0.50)则是青少年来电者自杀意念的保护...     

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成年女性来电者的特征分析

目的了解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成年女性来电者的基本特征和心理健康状况。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2021年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接听的女性来电者的一般人口学资料、主诉的问题、心理健康状况等,并根据年龄、婚姻状态进行分组比较。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索影响热线女性来电者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因素。结果共有25174个女性来电者的来电记录纳入本研究,其中18~25岁来电者占58%,未婚者占73%。25岁及以下来电者主诉家庭外人际关系问题、学习问题、精神疾病问题的比例更高(χ^(2)值分别为313.29、544.22、40.40,P<0.05),而25岁以上来电者主诉家庭关系问题和经济问题的比例更高(χ^(2)值分别为495.67和111.13,P<0.05)。现婚女性来电者咨询家庭关系问题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婚姻状态者(χ^(2)=2648.33,P<0.001),离婚/分居/丧偶女性来电者因经济问题而咨询的比例高于其他婚姻状态者(χ^(2)=95.56,P<0.001)。已婚和受教育年限较高的女性来电者不易出现自杀意念,希望感较高,心理痛苦感和抑郁程度较低(OR值为0.68~0.92,P<0.001)。既往有过精神疾病诊断、当下正在接受精神卫生治疗、凌晨0~7点打电话的来电者更容易出现自杀意念,希望感较低,心理痛苦感较高,抑郁程度较高(OR值为1.07~1.58,P<0.05)。结论离婚/分居/丧偶、既往有精神疾病、凌晨来电的女性来电者心理健康状况相对较差,更容易出现自杀意念,需要引起重视,在热线中需加强开展更专业和有针对性的干预服务。     

心理援助热线来电者有无自杀意念的自伤 行为特征

目的 了解心理援助热线来电者有无自杀意念的自伤行为的差异。方法 纳入北京市心 理援助热线于2002 年12 月—2008 年12 月接听的既往有自伤行为的来电。在通话中询问来电者自伤行 为发生时的具体情况。按自杀意念的有无将来电者分为两组进行比较。结果 在纳入研究的4 423 例 有自伤史的来电者中，2 731 例（61.7%）有自杀意念。多元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自伤方法、目的及 是否到医院救治与自伤行为是否伴有自杀意念有关。女性［调整后风险比（AOR）=1.17］、自伤后到医院 就医（AOR=1.85）、选择坠落、服用治疗药物或其他毒物（AOR=1.77，1.48，1.71）的自伤行为更可能伴有自 杀意念；选择割腕或用绳子的方式（AOR=0.72）、以惩罚别人为目的（AOR=0.20）的自伤更不易有自杀意 念。结论 热线来电者有无自杀意念的自伤行为虽然在自伤特征和相关因素上有所不同，但也有很多 相似之处。自杀预防措施中不应该忽视那些无明确自杀意念的自伤行为。     

抑郁诊断筛查量表补充条目对自杀行为者抑郁症状的识别能力

<正>自杀行为是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1]。抑郁症是自杀行为的重要危险因素。西方国家自杀行为者符合抑郁障碍的诊断比例(50%以上)^[2]明显高于中国(35%～40%)^[3-4]。中国自杀行为者中符合抑郁障碍的诊断比例较低的原因仍不清楚^[5]。本研究基于我国目前使用的抑郁调查工具可能不能敏感的识别出抑郁症状,拟探讨抑郁诊断筛查量表增加补充条目后在自杀行为者中识别出抑郁症状的比例是否高于仅使用原有条目。     

反复晕倒的少女怎么了

<正>小美是重点中学的一名女高中生。最近几个月,先是偶尔在学校感觉“喘不上气”“头痛”,然后直接晕倒,觉得自己快要死了。第一次晕倒的时候,班主任老师吓坏了,以为她是低血糖。父母也匆匆忙忙赶来学校。虽然父母见到小美时,她已经完全恢复了,但还是带她到医院做了心电图等全面的身体检查。体检报告显示小美并没有查出什么大毛病。然而,     

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反复来电者的特征

目的:了解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反复来电者的特征。方法:运用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电脑咨询操作系统收集2017年1月-2017年12月期间拨打该热线的7526例来电者的资料,在2017年拨打热线次数≥5次作为反复来电组(n=517),其他为非反复来电组(n=7009)。比较两组的人口学特征、求助问题类型及自杀危险因素。结果:反复来电者求助问题的前3位为精神障碍、家庭外人际关系问题、与家人关系问题,63.1%有既往精神科诊断;来电时,反复来电组与非反复来电组的自杀风险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反复来电与害怕被攻击感、亲友有自杀行为史和高无望感有关联(AOR=1.38、1.32、1.29)。结论:热线在接听反复来电者时,应关注来电者的害怕被攻击的想法、高无望感及亲友自杀行为史。     

自杀相关研究中识别抑郁症状的不同方法比较

目的在自杀相关研究中对不同方法识别抑郁症状的情况进行比较。方法纳入自杀死亡案例(自杀组)151例和自杀未遂案例(未遂组)120例,每个案例的同吃住家属和其他亲友各1名及自杀未遂者本人接受访谈,均采用抑郁症诊断筛查量表(筛查表)和定式临床精神科检查(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DSM-ⅣaxisⅠdisorders,SCID-Ⅰ)识别案例对象的抑郁症状,并以认可任一来源阳性信息为原则将每个案例的家属和其他亲友的报告合并成知情人信息。比较两种工具在相同信息来源情况下抑郁症状阳性率,以及各自在不同信息来源的情况下抑郁症状阳性率。结果自杀组中,知情人信息筛查表和SCID-Ⅰ符合"重性抑郁发作"的阳性率为41.1%(62例)和41.7%(63例),Kappa值0.77。未遂组中,本人受访时两工具的"重性抑郁发作"阳性率分别为23.7%(27例)和22.0%(24例),Kappa值0.74;而依据知情人信息,相应的阳性率分别为13.3%(16例)和12.5%(15例),Kappa值0.89。相对于家属和亲友单独提供信息,合并知情人信息后,两工具各症状阳性率以及符合症状学标准的比例均有所提高(均P0.05)。未遂者本人受访时两工具检出"重性抑郁发作"的阳性率均高于知情人信息(均P0.05)。结论相同信息来源下,SCID-Ⅰ对抑郁症状的识别能力不弱于筛查表;增加信息来源可提高识别抑郁症状的阳性率。自杀未遂者本人受访时抑郁症状的阳性率高于其知情人信息。     

灾难事件后的心理危机干预

心理危机干预对灾后幸存者及其周边人群十分必要。现就心理危机的干预对象与表现、 心理危机干预的人力组织、干预要点、干预队员的保护以及干预的伦理问题进行了述评,并对心理危机 干预未来的工作进行了展望。     

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抗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抗体和内源性皮质醇水平的关系

目的:探讨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抗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抗体(NMDAR-Ab)和尿液内源性皮质醇/肌酐水平的关系。方法:纳入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诊断标准的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166例，正常对照129例。采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评估患者的精神病理症状；血清抗NMDAR-Ab水平应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ELISA);收集12 h尿液，采用免疫荧光法检测皮质醇和肌酐浓度，计算皮质醇/肌酐比(CCR)。结果:精神分裂症组血清抗NMDAR-Ab水平、12 h尿皮质醇水平、CCR均高于正常对照组(均P<0.001)。精神分裂症组的抗NMDAR-Ab水平与PANSS的阳性症状(r=0.22)、阴性症状(r=0.23)得分和总分(r=0.26)正相关(均P<0.05),与CCR正相关(r=0.30,P<0.001);正常对照组抗NMDAR-Ab水平与CCR之间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较高的抗NMDAR-Ab水平，并和皮质醇水平升高相关，提示自身免疫系统异常可能参与精神分裂症疾病的发生，而身体通过反馈调节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