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2018年中国老年居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死亡水平与变化趋势

目的分析2004-2018年中国≥65岁老年居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慢性病)死亡水平及变化趋势,预测2019-2023年慢性病年龄标化死亡率。方法利用2004-2018年中国死因监测数据集中老年居民死亡数据,分析不同性别、城乡、地区的慢性病粗死亡率、年龄标化死亡率、构成比及变化趋势。采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人口构成计算年龄标化死亡率;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拟合Joinpoint回归模型,计算全时间段内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APC)及95%可信区间;采用对数线性模型预测年龄标化死亡率。结果2004-2018年我国老年居民慢性病年龄标化死亡率从4697.05/10万降至3555.35/10万,平均每年下降2.0%(95%CI:-2.7%~-1.3%)。不同性别、城乡、地区间年龄标化死亡率呈下降趋势。东部地区(AAPC=-2.1%,95%CI:-2.8%~-1.3%)、中部地区(AAPC=-2.8%,95%CI:-3.4%~-2.1%)下降速度均快于西部地区(AAPC=-0.8%,95%CI:-1.8%~0.2%)。慢性病死亡构成比从89.82%上升至91.41%,平均每年上升0.1%(95%CI:0.1%~0.2%)。预计至2023年,男性年龄标化死亡率(3906.23/10万)仍高于女性(2708.43/10万);农村年龄标化死亡率(3283.20/10万)与城市(3250.01/10万)相接近;西部地区(3782.48/10万)与东部地区(3037.01/10万)、中部地区(3249.24/10万)的年龄标化死亡率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结论2004-2018年我国老年居民慢性病年龄标化死亡率呈下降趋势,死亡构成比呈上升趋势,建议以老年人群中男性居民和西部地区居民作为今后慢病防控关注的重点人群。     

中国国家出生队列研究质量控制策略与措施

出生队列是研究孕前和孕期各种环境暴露因素与胎儿、婴幼儿、青少年健康之间关系的有效方法。出生队列建设周期长、环节众多,研究质量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对中国国家出生队列建设过程中的各项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措施进行梳理,归纳总结建设经验。以期为相关队列研究提供经验,减少相关因素对队列研究的影响,提升队列研究质量。中国国家出生队列在质量保证的顶层设计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研究质量,包括研究中心筛选、成员管理系统开发、标准化操作流程制定及工作人员规范化培训;在质量控制方面,包括针对队列数据产生过程的实时、及时、定时质控,针对生物样本采集、处理及保存的全周期质控,以及针对参与工作人员的培训、督查和量化考核的全面立体质控。     

中国国家出生队列研究调查对象的基线特征分析

目的 探讨生命早期环境因素、遗传因素和遗传与环境交互作用对子代近期和远期健康的影响以及系统评价和比较辅助生殖受孕和自然受孕人群的妊娠结局和子代健康相关结局。方法 中国国家出生队列（CNBC）研究是一项覆盖辅助生殖受孕家庭和自然受孕家庭的多中心前瞻性出生队列研究。2016年,CNBC项目陆续在我国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4所医院启动,以家庭为单位纳入研究对象,并在辅助生殖治疗前、胚胎移植、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及分娩时以及出生后第42天、6个月、12个月、36个月多个时点采集数据信息和生物样本。结果 截至2020年6月,CNBC共纳入27 044个辅助生殖受孕家庭,29 589个自然受孕家庭,CNBC的研究人群中绝大部分为城市居民。在辅助生殖受孕家庭中,男女双方分别有65.5%和63.7%为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年龄为（33.83±5.52）和（32.38±4.67）岁;女方83.2%为初产妇,吸烟率为0.8%,饮酒率为2.1%。在自然受孕家庭中,男女双方分别有81.5%和86.5%为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年龄为（32.06±5.09）和（30.40±4.27）岁,女方67.2%为初产妇,吸烟率为0.1%,饮酒率为2.2%。不同地区的辅助生殖受孕家庭和自然受孕家庭的基线特征均有差异。结论 CNBC的建立将为研究生命早期遗传、环境因素、遗传-环境交互作用以及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相关因素对出生后子代健康的影响提供了重要资源。     

The prevalence of stroke and related risk factors among residents aged ≥ 40 years in Chongqing,Southwest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 China bears the largest global stroke burden, yet little is known about its rates in Chongqing, southwest China.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and related risk...     

基于医务人员视角的远程医疗服务使用意愿和关键问题研究

目的分析我国医务人员远程医疗服务使用意愿和关键问题,以完善远程医疗服务体系。方法2019年10—11月,对福建、海南、河南、湖南、贵州、四川和青海7个省份中已参与过远程医疗的邀请方和受邀方医务人员进行电子问卷调查,主要内容为医务人员对远程医疗的使用意愿、满意度情况和认知评价情况等。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和非参数检验,探索不同省份和区域的医务人员继续使用意愿、满意度及存在问题。结果共回收有效问卷1084份,医务人员对所参与远程医疗服务整体满意度为98.62%,继续使用意愿程度为98.25%,且东部和西部省份使用意愿较高。医务人员视角下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会诊开展和反馈信息不及时,等待时间长;网速偏低,网络信号不稳定、不通畅;系统设备不完善,操作不便捷;无法实现远程查体和全面了解病情以及提供病历资料不规范、不全面、质量差等。结论医务人员对所参与远程医疗服务满意度和使用意愿较高。建议以问题为导向,强化远程医疗基础建设,优化服务流程,提升医务人员参与远程医疗服务积极性。     

人体血清二噁英化合物检测方法的建立

目的建立人体血清二噁英(polychlorinated dibenzo-p-dioxins and polychlorinated dibenzofurans,PCDD/Fs)化合物测定方法,为开展二噁英人体健康风险评估提供检测技术手段。方法基于国际二噁英的测定方法—同位素稀释的高分辨气相色谱/高分辨质谱联用法,血清样品经C18柱固相萃取、酸性硅胶柱和活性炭柱净化的前处理方法,用DB-5MS毛细管柱(60 m×0.25 mm×0.25μm)分离,高分辨质谱检测分析。结果本方法的检出限为0.35~3.26 pg/g脂肪计,采用血清国际标准参考物质(SRM 1958)进行方法验证,与SRM 1958给出的参考质量分数值范围对比,17个PCDD/Fs单体浓度测定值均在参考质量分数值范围内,相对标准偏差为2%~19%(n=3)。该方法进一步应用于实际人体血清分析,同位素标记的17个二噁英单体回收率为61%~135%。结论本方法灵敏度和准确度高、方法性能稳定,满足人体血清二噁英检测方法的要求。     

PDCA循环在提高ICU医务人员手卫生依从性中的应用

目的 探讨PDCA循环管理工具在提高医务人员手卫生依从率中的应用。方法 应用PDCA循环管理工具,通过逐步开展现况调查、原因分析、对策拟定、对策实施、效果确认、标准化等程序对上海市某三甲专科医院ICU医务人员的手卫生依从率进行持续质量改进,观察PDCA实施前后的效果。结果 实施PDCA循环之后,ICU医生的手卫生依从率从实施前的42.3%提升到70.9%(χ2=28.3,P<0.001),护士从56.0%提升到75.6%(χ2=21.0,P<0.001),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应用PDCA循环管理工具进行持续质量改进,可有效提高医务人员手卫生依从率。     

经阴道超声在早孕期流产后宫腔残留物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目的探讨经阴道超声在早孕期流产后宫腔残留物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2018年1月至2020年1月医院收治的早孕期人工流产、自然流产及药物流产后行宫腔残留物诊断的患者80例,均采用经阴道超声检查,以病理结果为金标准,分析经阴道超声的诊断效能。结果以病理结果为金标准,经阴道超声对早孕期流产后宫腔残留物的诊断灵敏度为97.22%,特异度为62.50%,准确度为93.75%。结论经阴道超声应用于早孕期流产后宫腔残留物诊断中,具有较高的诊断灵敏度、准确度,可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不同性别大学生健康危险行为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了解大学生健康危险行为现状及影响因素,促进大学生健康发展。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对5所高校的2510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利用SPSS 25.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描述、x2检验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男生健康危险行为发生率均高于女生:饮酒（81.99%/34.57%）、通宵上网（47.24%/28.22%）、吸烟（31.28%/2.25%）、参与赌博（22.99%/9.41%）。多因素结果显示,男女生健康危险行为的共同危险因素有宗教信仰、恋爱、睡眠障碍、父母感情不好（OR>1,P<0.05）;共同保护因素有师范类院校、医学类院校、住校（OR<1,P<0.05）;男生健康危险行为的危险因素还有消费水平高、担任干部、生源地为农村（OR>1,P<0.05）;年级高是男生通宵上网的保护因素（OR=0.824,P=0.011）,吸烟的危险因素（OR=1.271,P=0.005）。结论 大学生饮酒、通宵上网、吸烟、参与赌博的发生率较高,性别差异大,影响因素来自个体、学校、家庭层面,应从以上层面对重点人群进行健康教育,积极引导大学生形成健康的行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