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例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父母感知脆弱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调查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父母感知脆弱现状,探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感知脆弱程度量表、抑郁-焦虑-压力量表、领悟社会支持评价量表对169例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父母进行调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父母感知脆弱总分为（5.47±3.89）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患儿年龄、患儿父母年龄、焦虑、社会支持家庭维度进入回归方程（P<0.05）。结论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父母感知脆弱处于一般水平,受患儿年龄、患儿父母年龄、焦虑水平、社会支持家庭维度的影响。医护人员应密切关注低龄患儿及年轻父母,及时评估患儿父母焦虑及社会支持水平,提供个性化、多元化健康宣教方式,注重疾病知识掌握程度反馈,拓宽患儿父母人际社交网络,促进患儿生理、心理健康良性循环发展,减轻父母负担,改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父母感知脆弱水平。     

肠造口患者社会疏离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调查肠造口患者社会疏离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应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心理脆弱量表及一般疏离感量表对319例肠造口患者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肠造口患者社会疏离感得分为（40.12±8.73）分,处于中等水平以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术后时间、教育程度、社会支持及心理脆弱是影响肠造口患者社会疏离的主要因素（均P<0.05）。结论 医疗卫生工作者应关注年轻、术后时间短、受教育程度低的肠造口患者,并充分调动医疗卫生资源和相关措施提高患者的社会支持水平和减轻其心理脆弱程度,来降低患者的社会疏离水平,促进患者回归社会。     

学龄期白血病患儿主要照顾者恐惧疾病进展的现状调查及分析

目的 了解学龄期白血病患儿主要照顾者恐惧疾病进展情况以及影响因素分析。 方法 选取2018年12月-2019年12月在笔者所在医院住院治疗的138例学龄期白血病患儿主要照顾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fear of progression questionnaire short form,FoP-Q-SF)、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以及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imple coping style scale, SCSQ)对其进行横断面调查。 结果 学龄期白血病患儿主要照顾者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得分为(40.59±7.64)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主要照顾者性别、年龄、家庭平均月收入、患儿病情危重程度、社会支持以及消极应对方式为其恐惧疾病进展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 结论 学龄期白血病患儿主要照顾者恐惧疾病进展水平较高,主要照顾者的性别、年龄、家庭收入、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及患儿病情危重程度均会影响恐惧疾病进展。     

乳腺癌患者复发恐惧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乳腺癌患者复发恐惧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复发担忧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及医学应对问卷对符合纳入标准的228例乳腺癌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在单因素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多元线性回归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乳腺癌患者复发恐惧总分为（55.78±25.35）分;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社会支持及应对方式的面对和屈服2个维度是复发恐惧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社会支持、面对和屈服应对方式对乳腺癌患者的复发恐惧水平产生影响,医护人员应制定相应的干预措施,降低患者的恐惧水平,提高整体生活质量。     

222例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病耻感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调查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病耻感的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选取2018年11月—2019年5月在我院血液净化中心的222例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社会影响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一般自我效能量表、家庭关怀指数问卷对其进行调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血液透析患者病耻感总分为（56.80±13.13）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人均月收入、是否合并其他慢性病、社会支持利用度、一般自我效能感及家庭关怀度是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病耻感水平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病耻感得分处于中等水平,家庭人均月收入、是否合并其他慢性病、社会支持利用度、一般自我效能感及家庭关怀度对患者的病耻感产生影响。医护人员需帮助患者,增加其各方面的支持,从而树立应对疾病的信心,降低病耻感体验。     

川崎病并发冠状动脉瘤患儿父/母焦虑抑郁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调查川崎病并发冠状动脉瘤患儿父/母焦虑、抑郁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 2018年1—12月在我院住院川崎病并发冠状脉瘤患儿的父/母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焦虑抑郁量表、疾病不确定感父母量表对162例患儿父/母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患儿父/母焦虑抑郁的影响因素。结果 川崎病并发冠状动脉瘤患儿父/母焦虑得分为（16.86±3.67）分,焦虑发生率为95.0%,患儿父/母抑郁得分为（14.30±4.16）分,抑郁发生率为92.0%;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疾病状态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文化程度、对疾病的认知是患儿父/母焦虑的主要影响因素（P<0.05）,疾病状态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家庭月收入、职业是患儿父/母抑郁的主要影响因素（P<0.05）。结论 川崎病并发冠状动脉瘤患儿父/母焦虑、抑郁情绪处于较高水平,医护人员需重视焦虑、抑郁情绪对患儿父/母的影响,根据其影响因素进行针对性的干预,以改善患儿父/母的心理状况及生活质量,提高照护能力。     

肺癌患者心理韧性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调查肺癌患者的心理韧性现状,探究其影响因素,为开展肺癌患者心理韧性干预措施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四川省成都市某三级甲等医院2020年10月—2021年8月入院治疗的192例肺癌患者作为调查对象,使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及压力知觉量表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 肺癌患者心理韧性总分均分为（62.60±16.77）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文化程度、自我效能感、领悟社会支持感及压力知觉共解释肺癌患者心理韧性变异度的48.1%。结论 本研究发现,肺癌患者心理韧性水平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受文化程度、自我效能感、领悟社会支持感及压力知觉因素的影响。医护人员应对压力感知明显的肺癌患者采取针对性心理干预,同时引导其增加自我效能感与领悟社会支持感,从而有效提高心理韧性。     

144例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心理弹性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调查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心理弹性现状,并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法,应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心理弹性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及医学应对问卷对某三级甲等医院血液科门诊及住院的144例多发性骨髓瘤患者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心理弹性的影响因素。结果 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心理弹性得分为（56.24±16.22）分;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家庭人均月收入、长期居住地、医疗费用支付方式、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屈服应对6个因子进入回归方程,共解释总变异的66.2%。结论 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心理弹性处于较低水平,医护人员应重点关注家庭人均月收入低、农村合作医疗、长期居住在偏远地区、主观支持或客观支持较少、习惯以屈服的方式应对的患者,依据患者实际情况,提供最优的就医方案,缓解患者的负性情绪;指导家属,多鼓励和陪伴患者,细心照料,加强社会支持;正确引导其以积极的方式应对疾病,改善患者的心理弹性。     

222名颅内肿瘤患者家属决策冲突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调查颅内肿瘤患者家属决策冲突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1年9月—2022年2月选取乌鲁木齐市3所三级甲等医院符合纳入标准的222名颅内肿瘤患者家属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决策冲突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和自我效能量表进行调查。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颅内肿瘤患者家属决策冲突的影响因素。结果 本组颅内肿瘤患者家属决策冲突总分为（34.74±14.38）分,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患者肿瘤类型及患者家属经济压力、与医护讨论患者病情频率、领悟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进入回归方程（P<0.05）,共解释总变异的33.5%。结论 本组颅内肿瘤患者家属决策冲突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患者肿瘤类型及患者家属经济压力、与医护讨论患者病情频率、领悟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是决策冲突的影响因素。医护人员应借助个性化、针对性的医疗决策辅助工具,改善患者家属的决策信心,降低其决策冲突水平。     

220名癌症患儿父母养育内疚感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调查癌症患儿父母养育内疚感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1年11月—2022年4月选取山东省某三级甲等医院儿童肿瘤科的220名癌症患儿父母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养育内疚感量表、心理适应量表、压力知觉量表和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对其进行调查。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癌症患儿父母养育内疚感的影响因素。结果 本组癌症患儿父母养育内疚感总分为（51.37±9.17）分,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子女数量、孕期健康状况、心理适应、压力知觉进入回归方程（P<0.01）,共解释癌症患儿父母养育内疚感总变异的47.9%。结论 本组癌症患儿父母养育内疚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子女数量、孕期健康状况、心理适应、压力知觉是养育内疚感的主要影响因素,医护人员可通过加强心理疏导、压力应对等措施,减轻癌症患儿父母的养育内疚感水平。     

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患儿家属的需求及其影响因素调查

目的 对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患儿家属的需求现状进行调查,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方法 选取2018年1-8月入住我院NICU危重患儿的家属214名作为调查对象,通过向其发放中文版重危患者家属需求量表及自制一般资料调查表,对其需求进行调查,对影响患儿家属需求的相关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 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患儿家属总体需求得分为(138.12±14.31)分,条目均分为(3.07±0.31)分。其中病情保证需求是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患儿家属最重要的需求,其他需求依次为获取患儿相关信息需求、亲近患儿需求、获得医护人员支持需求及自身舒适需求。影响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患儿家属需求因素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入住NICU时间、患儿是否早产、患儿性别和医疗保险类型家属需求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家庭月收入水平、家属文化程度、住院时间是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患儿家属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 结论 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患儿家属的需求总体水平较高,护理人员应结合不同影响因素,对患儿家属实施个体化健康宣教及帮助,尽可能满足患儿家属的需求,以取得其理解与支持,便于护理工作开展。     

脉管畸形患儿家庭坚韧性调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调查某三级甲等医院脉管畸形患儿家庭坚韧性水平, 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一般资料问卷、家庭坚韧性量表、Herth希望量表对符合纳入标准的233例脉管畸形患儿及其家属进行调查分析。结果 脉管畸形患儿家庭坚韧性得分为(55.72±5.86)分, 处于中等偏上水平;Herth希望量表得分(36.09±3.67)分, 处于较高水平。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家庭坚韧性与希望水平呈正相关(r=0.431, P=0.003);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患儿性别、家属的婚姻状况、家庭年收入、医疗费用支付方式、Herth希望水平是脉管畸形患儿家庭坚韧性的独立影响因素(F=16.460, P<0.001), 可解释家庭坚韧性27.2%的变异。结论 脉管畸形患儿家庭坚韧性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患儿性别、家属的婚姻状况、家庭年收入、医疗费用支付方式、Herth希望水平是预测家庭坚韧性水平的主要因素, 医护人员应早期动态评估患者家庭情况, 提升患儿家庭坚韧性。     

育龄期宫颈癌患者二元应对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调查育龄期宫颈癌患者二元应对水平的现状,并分析了龄期宫颈癌患者二元应对水平的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二元应对量表对妇科收治的220例宫颈癌患者进行调查。结果 育龄期宫颈癌患者二元应对得分为(117.50±13.24)分,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患者年龄、是否已育、病程、家庭总年收入为育龄期宫颈癌患者二元应对水平的独立影响因素(F=23.461,P＜0.001),解释50.1%的变异。结论 育龄期宫颈癌患者二元应对水平仍待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年龄较大、未育、病程短、家庭年收入较低的患者。     

黄疸新生儿母亲自悯能力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调查黄疸新生儿母亲自悯能力的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以期为促进黄疸新生儿母亲心理健康,降低产后抑郁发病率提供参考。方法 选取2021年1-8月293例黄疸新生儿的母亲为调查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自悯量表、社会支持量表对其进行调查。结果 黄疸新生儿母亲自悯能力的得分为(22.13±4.24)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家庭年收入、产次、黄疸程度以及社会支持为黄疸新生儿母亲自悯能力的独立影响因素。结论 不同特征的黄疸新生儿母亲自悯能力存在差异,家庭收入较低、新生儿黄疸严重、初产妇以及社会支持水平较低的患儿母亲自悯能力较差。医护人员应关注黄疸新生儿母亲自悯能力,积极探索干预方案。     

220例预防性肠造口患者病耻感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调查预防性肠造口患者的病耻感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某省4家三级甲等医院220例直肠癌预防性肠造口患者,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社会影响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自我隐瞒量表、应对方式问卷进行调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预防性肠造口患者病耻感的影响因素。结果 预防性肠造口患者病耻感得分为（60.62±7.28）分。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自我隐瞒、家庭所在地、社会支持水平、应对方式、造口对性生活的影响程度、有无造口并发症进入回归方程（P<0.001）,可解释预防性肠造口患者病耻感总变异的75.0%。结论 预防性肠造口患者病耻感得分处于中等水平。减轻患者自我隐瞒倾向,给予患者良好的社会支持、帮助患者正确应对疾病,对降低其病耻感程度起着重要作用。此外,针对有性生活需求的患者,应主动对其进行性健康教育;针对居住在农村的患者,应注意采用多种健康教育形式和随访途径。为减少造口并发症的发生,应切实教会患者如何进行造口护理操作,并指导患者对造口进行动态监测,做到早发现、早处理。     

婴幼儿时期血管瘤患儿特异性生活质量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婴幼儿时期血管瘤患儿特异性生活质量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1年1月-2022年1月在笔者所在医院住院的126例血管瘤患儿及其父母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问卷、中文版婴儿血管瘤特异性生活质量问卷、家庭复原力评定量表以及社会支持量表对其进行调查。结果 血管瘤患儿特异性生活质量问卷得分为(54.69±6.85)分,与家庭复原力以及社会支持均呈负相关(r=-0.681,P=0.001;r=-0.754,P=0.00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是否为独生子女、父母文化程度、家庭复原力以及社会支持水平是血管瘤患儿特异性生活质量的独立影响因素(R²=0.736,_△R²=0.695,F=15.241,P＜0.001)。结论 血管瘤患儿特异性生活质量处于中等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医护人员要着重关注非独生子女、父母文化程度低、家庭复原力以及社会支持水平低的血管瘤患儿及其父母,从个人、家庭以及社会不同层面对患儿及其父母提供支持,提升其特异性生活质量。     

孕晚期孕妇母胎依恋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孕晚期孕妇母胎依恋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便利取样法,选取2019年8月至12月于天津市某三级甲等医院产科门诊就医的210例孕晚期孕妇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母胎依恋关系量表（MAAS）等研究工具进行调查。采用多重线性逐步回归分析法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 孕晚期孕妇MAAS得分（75.93±6.03）分。多重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人均月收入、抑郁、消极应对及领悟社会支持是孕晚期孕妇母胎依恋的影响因素（P<0.01）,解释总变异量的43.3%。结论: 孕晚期孕妇母胎依恋水平处于较高水平,受多种因素影响。医护人员可通过提高其积极应对能力和社会支持水平,改善其母胎依恋质量,从而促进母婴健康。     

164例老年痴呆患者主要照顾者哀伤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调查老年痴呆患者主要照顾者哀伤状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方法,选取2018年10月—2019年9月在鼓楼医院老年科病房诊疗的老年痴呆患者主要照顾者作为调查对象。采用照顾者哀伤量表简化版、一般自我效能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对其进行调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老年痴呆患者主要照顾者哀伤影响因素。结果 164例老年痴呆患者主要照顾者哀伤总分为（63.74±10.75）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照顾者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自我效能、社会支持以及患者疾病严重程度、病程进入回归方程（P<0.05）,共解释哀伤总变异的62.3%。结论 老年痴呆患者主要照顾者哀伤处于较高水平,照顾者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自我效能、社会支持以及患者疾病严重程度、病程是照顾者哀伤程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护理人员采取针对性措施提高老年痴呆患者照顾者自我效能感和社会支持利用度,从而减轻其哀伤情绪。     

养老机构老年人心理调适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入住养老机构老年人心理调适的现状及影响因素,为促进其健康老龄化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法,于2019年4月—6月,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养老机构老年人心理调适量表、知觉压力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一般自我效能量表,对福州市10所养老机构符合纳入标准的248名老年人进行横断面调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心理调适水平的影响因素。结果 养老机构老年人心理调适量表总分为（87.83±15.33）分,条目均分为（3.82±0.67）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社会支持、养老机构生活满意度、知觉压力、是否交友是影响其心理调适水平的主要因素（P<0.05）。结论 养老机构老年人的心理调适水平较低,护理人员可通过加强养老机构老年人的社会支持和压力应对、促进交友等措施,提高老年人的心理调适水平。     

晚期癌症患者配偶恐惧疾病进展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调查晚期癌症患者配偶恐惧疾病进展的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天津市某三级甲等肿瘤医院晚期癌症患者配偶,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配偶恐惧疾病进展量表、希望水平量表、应对方式问卷进行调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晚期癌症患者配偶恐惧疾病进展的影响因素。结果 晚期癌症患者配偶恐惧疾病进展的得分为（39.87±8.52分,配偶的恐惧疾病进展总分及各维度均与希望水平呈负相关,与消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配偶的年龄、患者的自理程度、希望水平、消极应对方式是晚期癌症患者配偶恐惧疾病进展的的主要影响因素（P<0.05。结论 晚期癌症患者配偶存在较为严重的恐惧疾病进展的心理问题,医护人员应重视癌症患者配偶的心理状况,采取有效的措施,促进其身心健康,并及时给予配偶良好的社会支持、帮助配偶正确应对疾病,提高患者的希望水平,缓解癌症患者配偶的恐惧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