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清乳酸脱氢酶检测在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患者合并机会感染中的临床价值

目的探讨血清乳酸脱氢酶（LDH）在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患者合并机会感染疾病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选取2010年1月至2015年12月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所收治的708例初诊住院AIDS患者,收集AIDS患者入院时临床特征和血清LDH水平,分析AIDS患者各种机会感染疾病的血清LDH水平。根据LDH水平（LDH>250 U/L和≤250 U/L）将入组患者分成两组,即LDH升高组245例和LDH正常组463例。 结果708例初诊住院AIDS患者中,女性132例、男性576例,合并机会感染者182例（Waldχ² = 29.675、P < 0.001）,合并肺部感染者162例（Waldχ²= 69.328、P < 0.001）。Logistic回归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低CD4⁺T细胞计数水平（Waldχ² = 60.646、P < 0.001）、高HIV RNA载量（Waldχ² = 25.305、P < 0.001）、合并真菌感染（Waldχ²= 67.264、P < 0.001）、卡氏肺孢子（PCP）感染（Waldχ² = 101.892、P < 0.001）更易导致AIDS患者LDH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而合并分枝杆菌感染（Waldχ² = 0.137、P=0.711）的患者不易出现血清乳酸脱氢酶升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HIV RNA载量> 10⁷拷贝/μl（Waldχ² = 5.175、P = 0.023）、肺部感染（Waldχ² = 5.096、P = 0.024）、血流感染（Waldχ²= 9.443、P = 0.002）、PCP（Waldχ²= 57.216、P < 0.001）和真菌感染（Waldχ²= 6.064、P = 0.014）均影响LDH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AIDS合并机会感染者LDH升高提示肺部感染和血流感染,感染病原体倾向于PCP和真菌感染,具有一定早期临床诊断价值。     

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HIV/AIDS患者早期抗逆转录病毒疗效评估

目的分析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者/获得性免疫综合征患者（HIV/AIDS）早期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的疗效,为早期ART提供依据。 方法对2013年1月至12月广西横县的HIV/AIDS患者疗效进行观察并随访1年,观察早期治疗组及延迟治疗组发生死亡或患AIDS、失访、停药、维持治疗情况、病毒抑制、免疫学恢复情况及药物不良反应。 结果共入组288例患者,其中早期治疗组52例,延迟治疗组236例。早期治疗组死亡或患AIDS者2例（3.8%）,失访2例（3.8%）,停药9例（17.3%）,维持治疗40例（76.9%）。延迟治疗组死亡或患AIDS者68例（28.8%）,失访13例（5.5%）,停药24例（10.2%）,维持治疗173例（74.0%）。早期治疗组死亡或患AIDS率显著低于延迟组（χ²= 14.438、P = 0.000）。两组失访率（χ²= 0.238、P = 0.625）、停药率（χ²= 2.140、P = 0.143）和维持治疗率（χ²= 0.290、P = 0.590）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延迟治疗组CD4⁺T细胞计数增幅为144.00（13.00～228.00）/μl,早期治疗组增幅为131.00（72.00～195.00）/μl,两组增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 =-0.026、P = 0.980）。早期组病毒完全抑制患者38例（95.0%）,延迟组161例（93.1%）,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 = 0.198、P = 0.656）。两组患者发生各级药物不良反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级：χ² = 1.297、P = 0.255,2级：χ² = 2.122、P = 0.145,3级：χ² = 0.394、P = 0.530,4级：χ² = 1.426、P = 0.232,5级：χ² = 0.000、P = 1.000）。 结论早期ART可显著降低死亡和AIDS相关疾病的发生率,且安全性良好。     

2008-2018年某院167例丙型肝炎病毒合并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者的临床特征及治疗

目的探讨丙型肝炎病毒（HCV）合并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者的临床特征及治疗现状,为HIV/HCV共感染的治疗提供科学指导。 方法基于医院信息系统真实世界数据,提取2008年5月至2018年5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六人民医院（传染病医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收治的167例HIV/AIDS患者的病历资料。依据医嘱记录,对HIV/HCV共感染者按照抗HCV方案分为聚乙二醇化干扰素α-2b（PegIFNα-2b）联合利巴韦林（RBV）治疗组（PegIFN组、62例）,普通干扰素联合RBV治疗组（IFN组、46例）与直接抗病毒药物（DAAs）治疗组（DAAs组、59例）;分析3组患者CD4⁺ T淋巴细胞、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和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的变化、病毒学应答及不良反应发生率。 结果共收集659例HIV/AIDS感染者的临床资料,其中合并HCV感染共计167例,合并感染率为25.34%。HCV基因型别主要为：3b型43例、3a型41例、1b型32例、6a型21例、未分出亚型25例、2a型5例,以3型最多,占50.29%（84/167）。其中经静脉吸毒感染占29.40%（142/483）,性传播占14.20%（23/162）,其他占14.29%（2/14）。125例患者无明显症状,42例患者出现虚弱、发热、盗汗、肝硬化、淋巴结肿大等症状。肝功能检查发现：肝功能正常者56例（56/167、33.53%）,肝功能异常者111例（111/167、66.47%）,其中12例为肝硬化代偿期,7例为肝硬化失代偿期。HIV/HCV共感染率自2008年的37.25%下降至2018年的15.00%,且呈逐年下降,趋势卡方检验显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263.190、P < 0.001）。HIV/HCV共感染者CD4⁺ T细胞计数显著高于单纯HIV/AIDS患者（t = 7.203、P < 0.001）,总胆红素（TBil）（t = 29.101、P < 0.001）、ALT（t = 25.382、P < 0.001）、AST（t = 30.984、P < 0.001）、HIV RNA（t = 9.190、P < 0.001）均显著低于单纯HIV/AIDS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各组患者治疗后CD4⁺ T淋巴细胞数均较治疗前升高,且DAAs组患者高于PegIFN组和IFN组;3组患者治疗后ALT、AST水平均较治疗前降低,且DAAs组患者高于PegIFN组和IFN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CD4⁺ T淋巴细胞数：F = 4.252、P = 0.016;ALT：F = 125.400、P < 0.001;AST：F = 37.990、P < 0.001）。DAAs组患者早期病毒学应答率（EVR）（96.61%）高于PegIFN组（77.42%）和IFN组（71.74%）;DAAs组患者治疗结束病毒学应答率（ETVR）（96.61%）高于PegIFN组（72.58%）和IFN组（63.04%）;DAAs组患者持续病毒学应答率（SVR）（94.92%）高于PegIFN组（69.35%）和IFN组（67.3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EVR：χ² = 13.011、P = 0.001;ETVR：χ² = 19.227、P < 0.001;SVR：χ² = 14.474、P < 0.001）。DAAs组患者乏力、发热、白细胞下降、血红蛋白下降、血小板下降发生率均低于PegIFN组和IFN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乏力：χ² = 6.678、P = 0.035;发热：χ² = 12.485、P = 0.002;白细胞下降：χ² = 10.256、P = 0.006;血红蛋白下降：χ² = 13.962、P = 0.001;血小板下降：χ² = 11.681、P = 0.003）。 结论HIV/HCV共感染率较高,以HCV基因3型最为常见,感染率呈逐年下降趋势,主要通过静脉吸毒途径传播。DAAs治疗HIV/HCV共感染更有利于患者免疫功能、肝功能的恢复,获得更高SVR,安全性较高。     

抗病毒治疗致药疹的HIV/AIDS患者97例临床分析

目的分析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所致HIV/AIDS患者药疹的临床资料,为药疹防治提供参考。 方法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收集2008年11月至2016年12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收治的行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ART）而引起药疹的HIV/AIDS患者临床资料,将患者分为依非韦伦（EFV）组（63例）和奈韦拉平（NVP）组（34例）,对发生药疹患者的年龄、性别、合并用药、过敏史、药疹分级、潜伏期、CD4⁺ T淋巴细胞计数、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EO%）以及治疗措施等进行分析。 结果97例药疹患者中男性87例,女性10例,年龄18～68岁,合并用药6～20种。有过敏史者23例,69例（74.19%）患者伴EO%升高。NVP组患者重症药疹发生率（47.06%）显著高于EFV组患者（14.2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12.398、P < 0.001）。70.10%（68/97）患者药疹发生在ART治疗2周内,其中EFV组患者中51例（81.95%）,NVP组患者中17例（50.0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2～4周内,NVP组患者药疹发生率显著高于EFV组（χ²= 4.750、P = 0.029）。CD4⁺T细胞≤200个/μl患者易发生药疹（54/97,55.67%）,EFV组患者药疹发生率高于NVP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4.705,P= 0.030）;CD4⁺ T细胞为201～499个/μl患者中NVP组药疹发生率显著高于EFV组（χ²= 7.109、P= 0.008）;CD4⁺ T细胞≥500个/μl患者中两组药疹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97例药疹患者经治疗均好转出院。NVP组停药者显著多于EFV组（79.41% vs. 22.22%,χ²= 7.109,P= 0.008）;NVP组接受甘草酸制剂和糖皮质激素治疗的药疹患者比例显著高于EFV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44.44%vs. 70.59%,χ²= 6.069、P= 0.014）。 结论尽管EFV和NVP引起皮疹特点各异,但通常均发生在抗病毒治疗4周内,NVP更易引起重症皮疹;CD4⁺T≤200个/μl患者更易发生药疹,合并用药种类多为危险因素,药疹发生时患者EO%可升高,EO%可作为监测皮疹发生的指标。     

1989至2020年北京市东城区1 076例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患者生存时间及影响因素

目的探讨北京市东城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HIV/AIDS）患者生存时间及影响因素。 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在中国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中收集1989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北京市东城区HIV/AIDS患者共1 076例的临床资料,应用寿命表法分析累积生存率;利用Kaplan-Meier法（K-M法）绘制生存曲线;利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影响患者生存时间的因素。 结果所有研究对象中,完成随访1 072例（99.63%）,失访4例（0.37%）;随访过程中发生AIDS相关死亡26例（2.42%）;第1、2、5年累计生存率分别为98.03%、97.92%和97.47%。研究对象生存时间中位数为264.00个月。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显示：首次检测CD4⁺ T细胞计数< 350个/μl（HR = 4.053、95%CI：1.412~11.628）、确诊时为AIDS患者（HR = 20.651、95%CI：4.741~89.940）、未接受抗病毒治疗（HR = 30.722、95%CI：12.389~76.18）均为患者生存时间缩短的危险因素。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HIV/AIDS患者相比,较高文化程度为延长患者生存时间的保护因素（高中或中专：HR = 0.317、95%CI：0.122~0.826,大专及以上：HR = 0.155、95%CI：0.055~0.439）。K-M法绘制生存曲线显示,大专及以上、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HIV/AIDS患者累计生存率显著高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HIV/AIDS患者（χ² = 26.978、P < 0.001）。首次检测CD4⁺ T细胞计数≥ 350个/μl、确诊时疾病状态为HIV感染、行抗病毒治疗的HIV/AIDS患者累计生存率高于首次检测CD4⁺ T细胞计数< 350个/μl、确诊时疾病状态为AIDS、未行抗病毒治疗的HIV/AIDS患者（χ² = 14.329、44.559、126.836,P均< 0.001）。 结论北京市东城区HIV/AIDS患者中接受抗病毒治疗、首次CD4⁺ T细胞计数≥ 350个/μl、确诊时疾病状态为HIV感染、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生存时间较长。故提高筛查力度,尽可能早期发现HIV感染者,尽快开展治疗,可提高其确诊后生存质量和生存时间。     

糖尿病肾病和非糖尿病肾病维持性血液透析并发感染者的病原菌分布、预后及影响因素

目的分析糖尿病肾病和非糖尿病肾病维持性血液透析并发感染的病原菌分布及预后，并探讨其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收集2014年1至2018年12月于南京市浦口医院和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维持性血液透析并发感染的248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行回顾性分析，根据是否合并糖尿病将其分为糖尿病肾病组（125例）和非糖尿病肾病组（123例）。比较两组患者感染部位、病原菌分布及预后；收集患者性别、年龄、透析状况、透析通路、贫血及低蛋白血症、多重耐药菌感染、合并糖尿病、氧化蛋白产物（AOPP）及C反应蛋白（CRP）水平等，通过单因素分析和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探讨MHD并发感染者预后的影响因素。 结果糖尿病肾病组和非糖尿病肾病组患者感染部位中呼吸道（χ² = 2.005、P = 0.157）、泌尿道（χ² = 0.781、P = 0.277）、消化道（χ² = 1.152、P = 0.283）、静脉导管（χ² = 0.089、P = 0.765）及皮肤软组织（χ² = 0.518、P = 0.472）构成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患者所感染病原菌中革兰阴性菌、革兰阳性菌和真菌构成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 = 1.576、P = 0.455），且在革兰阴性菌、革兰阳性菌和真菌中各病原菌构成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² = 0.747、P = 0.862，χ² = 0.524、P = 0.469，χ² = 0.036、P = 0.851）；两组患者中预后良好和预后不良病例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1.576、P = 0.455）。单因素分析显示，预后良好和预后不良两组患者贫血（χ² = 5.250、P = 0.022）及低蛋白血症（χ² = 5.706、P = 0.017）、多重耐药菌感染（χ² = 5.706、P = 0.001）、合并糖尿病（χ² = 2.962、P = 0.085）、AOPP（t = 18.189、P < 0.001）以及CRP水平（t = 14.466、P < 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将以上指标纳入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模型中，发现多重耐药菌感染（χ² = 9.964、P = 0.001）、合并糖尿病（χ² = 7.845、P = 0.016）和高水平AOPP（χ² = 6.046、P = 0.028）均为影响维持性血液透析并发感染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糖尿病肾病和非糖尿病肾病维持性血液透析并发感染者在感染部位和病原菌分布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非糖尿病肾病患者预后优于糖尿病肾病患者，与多重耐药菌感染、糖尿病患病及AOPP水平相关。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初治男性患者糖脂代谢横断面研究

目的研究未进行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HAART）的初治男性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者的糖脂代谢情况。 方法比较140例尚未进行HAART治疗的初治男性HIV/AIDS患者（病例组）与140例健康者（对照组）的体重指数、空腹血糖、血脂和血尿酸等代谢参数的差异。 结果与对照组相比,病例组患者空腹血糖显著升高（5.76 mmol/L vs. 5.16 mmol/L,t = 5.265、P = 0.008）,BMI显著降低（21.79 kg/m² vs. 23.07 kg/m²,t =－4.921、P < 0.001）,甘油三酯显著升高（1.45 mmol/L vs. 1.16 mmol/L,t = 3.516、P = 0.001）,血尿酸显著升高（411.66 μmol/L vs. 350.17 μmol/L,t = 7.167、P < 0.001）,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显著降低（0.98 mmol/L vs. 1.29 mmol/L,t =－7.275,P < 0.001）,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病例组患者总胆固醇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均随CD4⁺ T细胞计数下降而下降,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与HIV RNA载量呈负相关。 结论初治男性HIV/AIDS患者HAART治疗前已出现空腹血糖升高及血脂等代谢紊乱,与CD4⁺ T细胞计数及HIV RNA载量相关,治疗过程中需定期监测代谢指标,评估心血管疾病风险。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合并颅内占位性病变患者的病理学分析

目的通过分析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合并颅内占位性病变患者的临床病理类型,以提高对AIDS合并颅内占位性病变的诊断水平,改善患者预后。 方法回顾性分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2013年5月至2017年5月神经外科手术收治的36例AIDS合并颅内占位性病变患者的CD4⁺ T淋巴细胞计数、脑脊液检查指标、脑活体组织检查以及临床表现。分别根据患者中外周血CD4⁺ T淋巴细胞计数和病理学类型进行分组。 结果颅内占位性病变AIDS患者占同期入院患者的1.45%。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头疼、呕吐、肢体障碍和意识障碍等。无特殊病原体感染的HIV脑病患者16例（44.4%）;脑实质感染性病变患者12例（33.3%）,其中结核分枝杆菌感染者6例（16.7%）,真菌感染者3例（8.3%）,弓形虫感染者1例（2.8%）,巨细胞病毒感染者1例（2.8%）,梅毒感染者1例（2.8%）;发生颅内肿瘤患者8例（22.2%）,其中弥漫大B淋巴细胞瘤患者4例（11.1%）,Burkitt淋巴瘤患者3例（8.3%）,少突胶质细胞瘤患者1例（2.8%）,经治疗后,好转者27例（占75%）,无变化者5例（占13.9%）和死亡4例（占11.1%）。36例患者中外周血CD4⁺ T淋巴细胞计数< 50个/μl者20例（55.6%）,50~100个/μl者7例（19.4%）,100~200/μl者5例（13.9%）,> 200个/μl者4例（11.1%）。HIV脑病与脑实质感染性病变、颅内肿瘤患者CD4⁺ T淋巴细胞计数比较,HIV脑病患者CD4⁺ T淋巴细胞计数低于其他两种病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 = 0.4、P = 0.31,F = 0.17、P = 0.26）。 结论AIDS合并颅内占位性病变病理类型复杂,HIV脑病发病率最高,其次是机会性感染和肿瘤。当患者CD4⁺ T淋巴细胞计数< 200个/μl时,应尽早行脑活体组织学检查以明确诊断,改善患者预后,提高治愈率。     

深圳市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初治者梅毒螺旋体共感染率及影响因素

目的探讨深圳市初治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者梅毒螺旋体共感染率及其高危因素。 方法以2015年1月至2018年12月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收治的未接受过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的成年HIV感染者作为研究对象，收集其临床资料，分析纳入研究对象的梅毒螺旋体共感染率。采用多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HIV和梅毒螺旋体共感染的影响因素。 结果共纳入4 493例初治HIV感染者，梅毒螺旋体共感染率为19.72%（886/4 493）。男性和女性HIV感染者梅毒螺旋体合并感染率分别为20.96%（872/4 160）和4.20%（14/3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54.690、P < 0.001）。HIV合并梅毒螺旋体感染者中RPR滴度≥ 1︰8者占62.75%（556/886）。不同RPR滴度患者异常ALT（χ² = 3.353、P = 0.851）、AST（χ² = 7.791、P = 0.351）和TB（χ² = 8.957、P = 0.256）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男性（OR = 4.876、95%CI：2.770～8.583、P < 0.001）、同性传播感染HIV（OR = 1.307、95%CI：1.077～1.585、P = 0.007）、确诊至初治时间> 12个月（OR = 1.360、95%CI：1.115～1.657、P = 0.002）、抗-HCV阳性（OR = 2.728、95%CI：1.252～5.945、P = 0.012）均为HIV感染者合并梅毒螺旋体感染的危险因素。 结论深圳市初治HIV感染者合并梅毒螺旋体感染率较高，尤其男性、男男同性感染HIV、HIV确诊至初治时间超过12个月、抗-HCV阳性者为合并梅毒螺旋体感染的高风险人群，建议在HIV感染人群中加强梅毒螺旋体感染防控相关健康教育，并常规进行梅毒螺旋体筛查。     

经联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的因献血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者肝病相关死亡分析

目的探讨联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cART）对既往因献血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者肝病相关病死率的影响。 方法收集2003年1月至2015年12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诊治的940例既往因献血感染HIV者的性别、年龄、诊断时间、治疗情况、死亡日期和主要死因等资料,回顾性分析638例行cART死亡患者（cART治疗组）和302例未行cART死亡患者（未治疗组）的肝病相关死亡影响因素。 结果cART治疗组患者总体病死率为33.9%（216/638）,显著低于未治疗组（93.4%、282/30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291.511、P < 0.001）;但cART治疗组肝病相关病死率为7.8%（50/638）,显著高于未治疗组（4.0%、12/30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4.966、P = 0.026）。其中,cART治疗组患者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相关病死率和死亡比例分别为7.1%（45/638）和20.8%（45/216）,均显著高于未治疗组[2.6%（8/302）和2.8%（8/28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7.473、P = 0.006,χ² = 41.655、P < 0.001）。 结论在既往因献血感染HIV人群中,cART可降低其总体病死率,但HCV感染相关病死率增加。     

综合医院医务人员结核分枝杆菌感染调查及风险分析

目的调查综合医院医务人员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状况,分析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影响因素及有效措施以降低感染风险。 方法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将湖北省宜昌市某医院1 086名符合条件的医务人员纳入本研究,按照工作中是否曾接触过结核病患者或其分泌物划分为接触组与非接触组,按照不同的工作岗位划分为临床组、医技组及行政组。所有受试人群均进行结核T细胞斑点试验（T-SPOT.TB）检测,组间进行T-SPOT.TB试验阳性率比较。 结果接触组与非接触组研究对象T-SPOT.TB阳性率分别为55.03%和40.2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²= 14.245、P = 0.018）。行政组与医技组研究对象T-SPOT.TB阳性率分别为44.27%和62.28%（χ²= 9.803、P = 0.02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行政组与临床组研究对象T-SPOT.TB阳性率分别为44.27%和51.4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 2.284、P = 0.063）;临床组与医技组研究对象阳性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²= 6.794,P = 0.038）。针对不同工作年限段的临床组与医技组中医务人员进行T-SPOT.TB试验阳性率分层比较,工作年限< 5年群体中,医技组与临床组研究对象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 0.015,P = 0.489）;工作年限5～15年群体中,医技组研究对象的阳性率显著高于临床组（χ²= 5.018,P = 0.046）;工作年限> 15年群体中,医技组的阳性率显著高于临床组（χ²= 7.320,P = 0.031）。临床组研究对象中,结核专业组与非结核专业组T-SPOT.TB阳性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²= 4.022、P = 0.036）。 结论医务人员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率与不同工种、工作年限以及与患者接触与否有关,应加强对医技人群和从事非结核病专业临床医务人群的个人防护和健康教育。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患者骨科手术部位感染的影响因素

目的研究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患者骨科手术后发生手术部位感染（SSI）的危险因素以及预防策略。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18年1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住院行骨科手术的HIV/AIDS患者共79例，根据是否发生手术部位感染将其分为手术切口感染组（21例）和非感染组（58例）。分析两组患者SSI发生率，筛选SSI影响因素，并经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79例行骨科手术的HIV/AIDS患者中发生SSI者共21例（26.58%），其中13例为切口浅部感染，5例为深部感染，3例为腔隙感染。感染组和非感染组患者年龄基础疾病（糖尿病）、合并疾病（结核）、术前HIV RNA载量、术后1周红细胞沉降率（ESR）、术后1周C-反应蛋白（CRP）、手术时程、住院时间、腰部及下肢手术部位、BMI指数、CD4⁺ T计数、CD8⁺ T计数、CD4⁺/CD8⁺ T、白细胞（WBC）和血红蛋白（HGB）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 0.05）。将临床中及以往文献报道的SSI相关因素均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ALB、BMI、CD4⁺ T计数、HGB、WBC、合并疾病（结核）、手术类型、手术部位、手术时程、切口类型、麻醉类型和术中出血量均为HIV/AIDS患者骨科相关手术部位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P均< 0.05）。 结论行骨科手术的HIV/AIDS患者为SSI高危人群，应针对其危险因素采取有效措施干预，积极治疗基础疾病，纠正贫血、低蛋白血症，合理围手术期用药包括高效联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HAART）进行免疫重建、应用抗菌药物以预防性抗感染治疗；尽量控制术中出血量，减少手术时间，术中严格执行无菌操作，尽可能降低手术切口感染。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相关淋巴瘤的影像与病理对照研究

目的比较不同病理类型的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相关淋巴瘤（ARL）的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CT）和磁共振（MR）影像特征。 方法收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2008年1月1日～2018年10月1日ARL确诊患者,对确诊时的临床资料和影像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为横断面调查研究。确诊经穿刺或手术病理证实。 结果收集ARL患者共83例,其中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患者48例（57.8%）[包括未分型17例,生发中心（GC）18例,非生发中心（NGC）13例],Burkitt淋巴瘤（BL）患者23例（27.7%）,其他少见类型淋巴瘤患者12例（14.5%）。根据以上病理类型分为3组：DLBCL组、BL组和其他类型组。BL组患者CD4⁺ T细胞计数中位数为201个/μl,高于DLBCL组患者（78个/μl）和其他类型组（74个/μ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 = 6.603,P = 0.037）。HIV载量（χ² = 0.396,P = 0.820）、AIDS病程（F = 1.342、P = 0.267）及是否ART治疗（χ² = 3.084、P = 0.544）在不同病理类型患者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内和头部ARL最常见,其次为消化道（以胃和小肠多见）、肝脏,不同病理类型患者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 = 0.083、P = 0.959）。结内病变形态以结节、肿块为主,头部病变为环形强化,消化道可见"假性动脉瘤样"扩张且不伴肠梗阻征象,而实质脏器病变多数不伴血管受侵、瘤栓。Ann Arbor分期1期患者20例（31.7%）,2期患者14例（22.2%）,3期患者8例（12.7%）,4期患者21例（33.3%）,不同病理类型患者的Ann Arbor分期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 = 4.948、P = 0.547）。Ki67（+）≥ 90%患者在DLBCL组（8例、21.1%）和BL组（12例、31.6%）中例数均高于其他类型组（χ² = 6.016、P = 0.049）,但DLBCL组和BL组患者Ki67阳性率构成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 = 2.440、P = 0.118）。结内淋巴瘤患者Ki67阳性率与影像所见肿块坏死范围、肿块大小无相关性（Spearman相关系数R = 0.224、0.059,P = 0.199、0.857）。 结论不同病理类型的AIDS相关淋巴瘤同一部位的影像表现类似,结内淋巴瘤Ki67阳性率不能预测影像所见肿块大小和坏死范围。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患者耳部疾患的临床特征

目的探讨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患者耳部病变的临床特征。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9年6月因耳部疾病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就诊的91例AIDS患者的临床资料,并选取150例有耳部疾患的非AIDS患者为对照组。对患者耳部症状及体征进行分析,并比较不同CD4⁺ T水平AIDS患者及对照组耳部疾患的治疗及转归。 结果91例AIDS患者中急慢性炎性疾病34例（37.4%）;耳聋44例（48.4%）,其中感音神经性聋25例,含突发性聋9例;耳疱疹10例（11.0%）;耳部肿物5例（5.5%）,其中卡波西肉瘤4例,表皮囊肿1例;单纯耳神经及前庭功能异常15例（16.5%）,临床症状为单纯耳鸣7例,眩晕5例,神经性耳痛3例。72例AIDS患者接受HAART治疗,78例接受耳部疾病的针对性治疗,3例未行任何治疗;对照组150例患者均接受耳部疾病的针对性治疗。经耳部针对性治疗后,CD4⁺ T> 200个/μl的AIDS患者耳部疾病治疗有效率显著高于CD4⁺ T< 200个/μl AIDS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7.734、P = 0.005）,而较对照组耳部疾病治疗有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 = 0.003、P = 0.959）。 结论AIDS患者的耳部疾患以炎症性疾病为主,症状重、易反复发作、不易治愈。除炎症外,还可出现耳聋、疱疹及特异性疾病,如卡波西肉瘤等。其治疗以改善全身免疫状态为主,局部对症治疗为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