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

我国首例人造心脏瓣膜手术成功（1965）；德国药学家福斯曼去世（1979）；胸腺因子D首次被研制成功（1986）；美国首次实行“安乐死”（1990）；微型诊断仪问世（1997）。     

走出中国安乐死立法倡议的误区

针对目前我国公众中普遍认同的安乐死立法倡议 ,文章认为 ,对于信息的误读、狭隘的感性同情或者不适用的理性经济学逻辑、对于现实社会保障有效供给严重不足的忽视 ,是造成我国安乐死立法倡议高涨的几大公众典型误区。在此基础上 ,作者分析了安乐死立法的可行性要件。     

中国安乐死实施的不可行性分析

目前，国内外关于安乐死立法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从我国的国情、立法环境和文化风俗来看，安乐死尚不具备实施的可行性。从社会宏观角度看，由于受传统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束缚，民众观念需要转变。同时，由于对生命权也未作规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原因，医疗科研水平存在局限，我国对安乐死基本问题和判断标准无法达成一致。从微观角度来看，安乐死行为涉及患者、医务人员、患者家属和医疗机构四方利益，实施安乐死存在安全隐患。本丈将从这两个方面分析我国实施安乐死的现实可行性，论证目前在我国实施安乐死的条件和时机还不成熟。     

从滑坡现象和风险社会理论看安乐死

“安乐死”问题一直是一个极具争论的议题，赞成者和反对者各持一方，近年来，国内赞成安乐死的呼声越来越高，笔者从风险社会理论角度出发，对比分析荷兰安乐死立法的社会背景和实践中的滑坡现象。认为像我们这样有着深厚传统文化，卫生资源相对贫乏，医疗保障水平低，法制还不十分健全的国家，在目前社会条件下，对安乐死的问题应审慎。     

中国传统死亡观与安乐死

安乐死的本质含义应该是重病患者在不同逆地趋向死亡的过程中,无论在肉体状态还是精神状态下,都能安乐地去死,医学手段只能使人的肉体由痛苦状态转向安乐状态,而社会科学可使人的精神由痛苦状态转向发乐状态。文章从死亡是人生的自然归宿、是一种心理巩具、死亡是对现实 痛苦解脱三个方面探讨了中国传统死亡观对安乐死被认同和实施 的重大影响,以引起人们对此 关注。     

关于尿毒症晚期病人被动安乐死的沉思

临床医生对尿毒症晚期病人的治疗中常遇到伦理问题，造成进退两难的困惑；此时病人或家属要求终止治疗或拒绝治疗，医护人员无法实施医疗行为，只能顺其自然，等待病人的死亡，可是又感到有失医学人道主义的职责，实质上，这个伦理难题就是病人被动安乐死问题，看来它在悄悄地流行，分析其基本原因一是病人主动选择，二是当代医学对本病的无奈。因此，笔者提出解决这类被动安乐死的途径有三要：其一是立法，使被动安乐死合法化；其二是通过行政措施允许被动安乐死，公开化；其三是“双轨制”，发达城市或地区先行一步，落后地区则慢走一步，逐渐过渡，这样更符合中国的国情。     

法院裁决运动神经元疾病患者可拒绝治疗并安乐死

伦敦人权保护法庭做出裁决，一名患有运动神经元疾病的男子早前做出的拒绝接受治疗的决定有效，该名患者仅能通过眨眼来与人交流，现在他的生命能在平静中结束。     

关于安乐死的一些思考

目前国内普遍认可的安乐死定义是：患不治之症的患者在病情危重、精神和躯体极端痛苦的情况下，要求医生采用人为的方法使其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终结生命的全过程。笔者支持这一定义，并根据这一定义谈一些自己粗浅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