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诊共济背景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使用现状和改革意愿

目的：通过调查北京市城镇职工参保者个人账户的使用情况和改革意愿,为确保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工作顺利开展提供参考建议。方法：开展问卷调查,采用SPSS 26.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和卡方检验,根据统计分析结果,获取不同特征调查对象对个人账户改革的看法和建议。结果：北京市个人账户结余远低于全国水平;受访者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和慢性病诊断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对个人账户的使用情况和支付改革意愿。结论：北京市改革个人账户,进行专款专用,得到了绝大多数参保人的认可,建议持续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保障参保职工的基本权益。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我国执业(助理)医师需求预测模型研究

目的:以我国执业(助理)医师队伍为研究对象,对我国医师需求系统进行系统动力学预测模型构建,并预测2023—2035年我国执业(助理)医师的需求数量,进而提出推进执业(助理)医师合理配置的政策建议。方法:通过整理相关领域研究成果,总结执业(助理)医师的需求数量影响因素,绘制因果关系图和流图,建立模型的动态反馈结构,利用MATLAB软件选取GM(1,1)灰色模型法、样条插补法、曲线拟合法、移动平均预测法对模型中的需求关键因素进行参数估计。结果:通过文献资料分析发现,执业(助理)医师数量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经济、社会、人口、机构4大类因素。本研究构建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包括1个存量、2个流量、21个辅助变量,执业(助理)医师存量的历史性检验结果显示,2011—2020年该指标的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为1.911。2023—2035年我国执业(助理)医师存量将从440.025万人增长到563.073万人,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量从3.08人上升到4.02人,执业(助理)医师需求数量将从481.532万人增长到469.109万人,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需求数量从3.22人上升到4.64人。结论:以历史数...     

美国APG分组与付费对我国门诊支付方式改革的借鉴与启示

目的 梳理美国门诊病例分组（ambulatory patient groups,APG）分组方法、付费标准测算过程、费用结算规则,总结APG技术优势与实施要点,为我国门诊支付方式改革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文献研究法,剖析美国APG付费技术与实施过程,并与我国部分城市APG试点做法进行初步对比。结果 APG 3.18版目录共包含13个大类、61个亚类、666个分组。1个APG病例可以分进多个APG组,通过应用合并、打包、打折等规则,计算最终付费金额。结论 美国APG付费技术符合门诊医疗特点,付费方式灵活,促进医疗机构高效服务,对我国门诊支付方式改革有很好的借鉴意义。APG实施要点包括提升门诊数据质量、分组与付费规则本土化、建立监管考核指标体系、做好与住院支付的衔接等。     

卫生资源配置与农村人口贫困发生率关系的空间计量分析

目的:探索我国农村人口贫困发生率的空间分布特征;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分析社会经济、卫生资源因素对农村贫困发生率的影响。方法:通过计算全局莫兰指数和局部莫兰指数描述区域农村贫困发生率的空间相关性;并通过空间计量模型对相关变量进行空间面板检验。结果: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存在空间相关;各省(市)农村贫困发生率不仅受到本省(市)城镇化水平、平均受教育年限、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孕产妇死亡率、基层卫生机构数、每千农村人口拥有床位数的影响,同时也受到邻近省(市)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每千农村人口拥有床位数的影响。结论: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具有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健康素质提升有利于减少农村贫困发生。卫生资源配置可能通过人群健康需求释放而对贫困发生产生双重影响,需要关注邻近地区资源配置和服务利用可能产生的"马太效应"。     

以需求为导向的我国老年人医养结合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分析我国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影响因素及存在的问题,为优化医养结合、促进健康老龄化提供依据。方法:利用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有序多分类logistic、二分类Logistic回归以及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西部地区、农村地区以及患慢性病的老年人自我健康评价较差(P0.001),城镇老年人生活方式和健康行为优于农村老年人(P0.01),子女和配偶支持水平、老年人生活方式和健康行为呈正相关(P0.01);西部地区、患慢性病以及未参保老年人卫生服务利用低于中东部、未患慢性病以及参保老年人(P0.01);农村地区、与子女一起居住的老年人卫生支出占比较城镇地区和未与子女一起居住的老年人高(P0.01),患慢性病、和配偶生活在一起的老年人卫生支出占比较未患慢性病以及分居、离异、丧偶或未婚的老年人高(P0.01)。结论:我国老年人医养结合需求率较低,疾病经济负担仍然较大,支付意愿不够强烈,应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更加注重老年人的尊严问题,探索农村地区医养结合新模式,完善老年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社区健康支持与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的相关性研究

背景　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的进一步加深，近年来政府正积极推行以社区为基础的老年人健康支持模式，但是不同的社区健康支持服务与老年人健康状况的相关关系尚不明了，缺乏较为系统的研究。目的　探究当前不同形式的社区健康支持服务与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之间的相关性，为完善社区健康支持服务提供思路。方法　数据来源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18年截面数据，共纳入8 860例有效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分析社区提供的起居照料、心理健康支持、上门看病和送药及健康宣教四类健康支持服务的提供与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的相关性。使用核匹配方法进行处理组（老年人所在社区提供健康支持服务）与对照组（老年人所在社区未提供健康支持服务）的匹配，默认使用二次核，带宽设定为0.06，应用K近邻匹配和半径匹配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　8 860例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平均得分为（3.43±0.90）分，处于一般水平。4类社区健康支持服务供给情况：887例（10.01%）老年人所在社区提供起居照料服务，3 111例（35.11%）老年人所在社区提供上门看病和送药服务，1 271例（14.35%）老年人所在社区提供精神慰藉和聊天解闷服务，3 824例（43.16%）老年人所在社区提供保健知识。不同现居地类别（城乡）、所在地区（东、中、西部地区）4类社区健康支持服务供给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SM分析显示，社区是否提供起居照料服务与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相关，处理组老年人自评健康得分比对照组高出0.123分（ATT=0.123，P<0.05），社区是否提供上门看病和送药服务与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之间无相关性（ATT=0.012，P>0.05），社区是否提供精神慰藉和聊天解闷服务与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之间相关（ATT=0.083，P<0.05），社区是否提供保健知识服务与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之间无相关性（ATT=-0.017，P>0.05）。异质性检验发现，4类健康支持服务与不同性别、年龄、学历、地区等各亚组老年群体自评健康状况的相关性检验结果与总体情况基本一致。相比于其他群体，东部城市社区、家庭年收入越高、学历越高的老年人越容易在社区健康支持服务中获益。结论　参与式的健康管理服务比被动接受式服务更有利于保持或提升老年人健康水平；社区应进一步丰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模式，促进医疗与养老服务加速融合；推动社区健康支持服务从“大水漫灌”式逐渐走向精准化。     

基于单病种付费的分级诊疗实施效果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探索基于单病种付费的分级诊疗对于引导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政策实施效果,分析政策范围内住院患者机构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方法：本研究以甘肃省渭源县新农合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对比政策前后住院患者就医流向变化情况,并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乡级分级诊疗病种范围内住院患者就诊流向的影响因素。结果：病种分级诊疗实施后,住院患者选择乡级医疗机构的比例呈上升趋势,选择县级医疗机构的患者比例呈逐步下降趋势,住院患者县域内就诊率2016年达89.69%;分级诊疗住院病种范围内住院患者就医流向趋于合理。年龄、疾病种类、距县医院车程、患者居住地所在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均为影响乡级病种范围住院患者就诊流向的重要因素。结论：基于单病种付费的分级诊疗其对政策范围内住院患者的流向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制定合理分级诊疗病种,提升基层医疗机构能力是保障政策发挥积极作用的关键。     

DRG付费模式下医保基金监管指标阈值设计

目的:通过科学设计DRG付费模式下医保基金监管指标阈值边界及其测量策略,对医疗机构和医保运行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识别,有助于实现全流程、全周期的医保基金智能监测,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方法:根据科学设定、精准识别、分类分层的设计理念,基于全国部分DRG试点城市运行数据模拟结果,确定指标阈值边界类型和测算方法。结果:根据内涵及导向将监管指标阈值边界划分为上界、下界、上下界,并基于政策需求、专家判断和统计原理构建DRG付费模式下医保基金监管指标阈值设计思路。结论:政策阈值应与改革目标同步并动态调整,不断完善统计阈值测算方法,提升识别精度和效率,阈值风险识别技术置入智能监管平台,强化人工审核。     

DRG付费模式下的医保基金监管指标体系构建

构建全面实施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后的医保基金监管指标体系,有助于对医疗机构高套编码、缩减必要医疗服务、低标准入院、分解住院等非预期行为进行有效监管。文章根据结果导向、过程管理、全面客观的原则,基于医疗服务和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支付的事前、事中、事后3个环节构建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支付闭环下的医保基金监管指标体系。建议监管指标应适时调整,指标监管应与规则监管相结合,建立基于指标体系的智能监管系统,及时提示基金管理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