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弹性在直招士官新兵人格稳定性、忧虑性与状态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

目的 探讨心理弹性在人格因素与状态焦虑之间的中介效应.方法 整群抽取某新兵训练基地直招士官新兵591名,采用心理弹性量表、状态-特质焦虑量表及简化版人格因素问卷进行调查,运用相关性分析、分层回归分析及建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变量间的关系.结果 共收回有效问卷579例,有效率为97.97％;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状态焦虑与心理弹性及人格因素中稳定性、恃强性、有恒性、敢为性、自律性呈负相关(P均<0.01),与人格因素中忧虑性、独立性、紧张性呈正相关(P均<0.01),心理弹性与人格因素中稳定性、恃强性、有恒性、敢为性、自律性呈正相关(P均<0.01),与人格因素中忧虑性和紧张性呈负相关(P均<0.01);分层回归分析显示人格因素中稳定性、忧虑性、紧张性及心理弹性可以独立预测状态焦虑;2个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提示纳入人格因素中稳定性、忧虑性、紧张性3个自变量时,心理弹性在稳定性和忧虑性与状态焦虑之间均存在中介效应(P均<0.001),而在紧张性与状态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P=0.117);当纳入稳定性与忧虑性2个自变量时,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都存在(P均<0.001),其在稳定性和忧虑性与状态焦虑之间的中介效应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06).结论 心理弹性在人格因素中稳定性、忧虑性与状态焦虑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提高军人心理弹性、增强稳定性特质、降低忧虑性特质有助于降低新兵状态焦虑水平.     

军人心理弹性与疲劳的关系：社会支持与自我效能感的多重中介作用

目的 研究军人疲劳与心理弹性、社会支持以及自我效能感的关系。方法 采用多维疲劳量表(Multidimensional fatigue inventory scale, MFI-20),心理弹性量表(The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 Efficacy Scale, GSES),中文版社会支持问卷(Chinese Version Social support revalued scale, SSRS)对812名军人进行测试。采用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探讨变量间的关系并通过建构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在心理弹性与疲劳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 共回收到794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97.78%。相关性结果分析表明疲劳与心理弹性、社会支持以及自我效能感负相关(P < 0.01),心理弹性与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正相关(P < 0.01), 社会支持与自我效能感正相关(P < 0.01)。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心理弹性可独立预测疲劳水平(P < 0.001),同时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感对疲劳的回归显著(P < 0.001),三者可解释疲劳46.6%的方差变异。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明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在心理弹性与疲劳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P = 0.026,P < 0.001, 95%置信区间都不包含0),同时,两者的链式中介在心理弹性与疲劳的也存在显著中介作用(P < 0.001, 95%置信区间都不包含0)。结论 加强军人心理弹性水平训练,增强军人社会支持水平,提高军人自我效能感对军人增强疲劳应对能力,降低疲劳反应,提高作业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海军士兵社交焦虑感对军营生活中人际交往信息加工的影响

目的 探索海军士兵的社交焦虑情绪对其军营生活中人际交往信息加工的影响。方法 整群随机抽取海军士兵74名。使用人际交往焦虑量表评估海军士兵社交焦虑情绪，用E-prime的行为学实验测试人际交往信息加工特点，运用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变量间的关系。结果 社交焦虑与解释偏差和顺从性均呈负相关（P<0.01，P<0.05），说明高水平社交焦虑的海军士兵消极解释偏差倾向更强、顺从性更差。中介效应Sobel检验结果显示，解释偏差能够通过社交焦虑间接影响海军士兵的顺从性（z=2.75 > 1.96）。结论 海军士兵社交焦虑对其社交信息加工有影响，且在消极解释偏差导致的低顺从性行为过程中有一定的中介作用。高水平社交焦虑的海军士兵在消极解释偏差的影响下表现出低顺从性及其他不适应军营集体生活的行为。未来可通过解释偏差矫正训练帮助官兵减少社交焦虑，增加其对部队的归属感，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军营生活。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初期一线医护人员负性情绪与风险感知的关系

目的 研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初期一线医护人员负性情绪对其风险感知水平的影响.方法 于2020年2月3日至5日,对武汉火神山医院的派遣医护人员和海军军医大学(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的抗疫一线医护人员进行在线问卷调查,采用7种负性情绪组成的缩减版负性情绪自评量表测量医护人员的负性情绪,采用护理人员风险感知问卷改编的抗疫一线医护人员风险感知问卷测量医护人员的风险感知水平.结果 回收有效问卷220份,回收有效率为85.94％.COVID-19疫情初期一线医护人员的负性情绪总分为(11.18±4.58)分,7种负性情绪得分由高到低排序为紧张[(1.92±0.90)分]、心烦[(1.75±0.91)分]、恐惧[(1.61±0.84)分]、急躁[(1.58±0.84)分]、哀伤[(1.51±0.83)分]、战战兢兢[(1.50±0.83)分]、内疚[(1.31±0.64)分];非护理人员的急躁、哀伤、心烦、内疚得分高于护理人员(P均<0.05).医护人员风险感知总分为(17.68±4.60)分,其中以时间风险维度得分[(3.20±1.20)分]最高;非护理人员的组织风险得分[(3.39±1.01)分vs(2.88±1.01)分]和时间风险得分[(3.46±1.22)分vs(3.09±1.18)分]均高于护理人员(P<0.01或P<0.05).负性情绪总分和风险感知总分呈正相关(r=0.499,P<0.01),负性情绪分类评分对不同的风险感知倾向有一定的指示作用,其中急躁对时间风险的指示作用最明显(β=0.227,P=0.033).结论 负性情绪较高的医护人员风险感知水平也较高,疫情初期的负性情绪管理将有益于抗疫一线医护人员对风险的正确认识.     

应对方式在军人心理弹性与负性情绪间的多重中介效应

目的 探讨应对方式在军人心理弹性与负性情绪间的中介效应。方法 整群随机抽取某部官兵358名，采用心理弹性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和抑郁-焦虑-压力量表进行问卷调查，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变量间的关系。结果 回收有效问卷344份，有效率为96.09%。受试者均为男性，平均年龄为（23.24±4.73）岁。心理弹性、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和负性情绪两两相关（P均<0.01）；心理弹性可解释负性情绪方差变异的21.2%（P<0.01），加入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方式后，可多解释7%的方差变异。心理弹性通过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间接影响负性情绪[（χ²=35.744，df=17，χ²/df=2.103，拟合优度指数（GFI）=0.975，调整拟合优度指数（AGFI）=0.948，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0.057]，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7.03%，其中积极应对方式在总中介效应中占比75.43%，消极应对方式占比24.00%。结论 应对方式在军人心理弹性与负性情绪间起到并行多重中介作用，其中积极应对方式中介效应较大，提示应重点关注低心理弹性军人群体，着重训练其积极应对方式，有效降低官兵负性情绪水平，提高作业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