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性丙型肝炎患者抗病毒治疗前PBMC细胞因子的研究

目的 研究准备抗病毒治疗的慢性丙型肝炎患者的免疫特点.方法 将30例慢性丙型肝炎患者和10例正常对照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体外培养72 h后,用ELISA法检测培养上清中细胞因子IL-2、IL-4、IL-10、IL-12、IFN-γ和TNF-α的浓度.结果 (1)慢性丙型肝炎患者PBMC培养上清中IFN-γ、IL-10和TNF-α的水平明显升高(P＜0.05),没有检测到IL-2、IL-4、IL-12的基础分泌.(2)不同病情患者间的细胞因子的分泌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慢性丙型肝炎患者体内TH2型细胞因子的分泌占优势.提示通过调整TH1/TH2失衡可能达到抗病毒治疗目的.     

急性非心源性缺血性脑卒中的病因分型与Essen卒中风险评分

目的Essen卒中风险评估（ESRS）体系可准确评估非心源性缺血性脑卒中（IS）复发的风险。而TOAST（Trial of Org 10172 in acute stroke treatment）分型则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病因分型。本研究着眼于传统与改良的TOAST分型与ESRS的关系，从而间接了解非心源性IS的病因分型与复发风险的关系。方法①对连续纳入的非心源性IS患者行ESRS评估，将其分为低风险组（ESRS〈3分）和高风险组（ESRS≥3分）；②改良TOAST分型：动脉粥样硬化血栓形成（AT），小动脉病变（SAD），其他原因所致的缺血性脑卒中（SOD）及不明原因的缺血性脑卒中（SUD）。比较不同ESRS分值组之间TOAST分型的构成。结果纳入的316例非心源性IS患者中低风险组93例（29．4％），高风险组223例（70．6％），动脉粥样硬化性脑梗死患（以下简称AT）161例（50．9％），SAD68例（21．5％），SOD22例（7％），SUD65（20．6％）。不同ESRS分值组中不同病因分型的构成存在一定差异（P〈0．0001）。低风险组中AT较少（18／93VS161／316，P〈0．0001），SOD较多（18／93 vs 22／316，P=0．003），而高风险组中SOD相对少（4／225 vs 22／316，P=0．012）。高风险组中大动脉粥样硬化的比例并无明显高于低风险组的趋势（P〉0．05），小血管病变的比例也不明显低于低风险组（P〉0．05）。结论本研究提示①ESRS分值愈大则出现罕见病因IS的概率可能愈小，而尚不可认为出现动脉粥样硬化性IS的几率就愈大；②ESRS评分系统所包含的危险因素对于大小血管病变的影响可能是等同。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多囊肾合并先天性肝纤维化一家系3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正>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多囊肾(autosomal recessive polycystic kidney disease,ARPKD)是一种多发于儿童肾脏和胆道系统的严重单基因遗传病[1],以肝门静脉系统发育不全为特征,包括胆管板重塑缺陷、胆管增生和先天性肝纤维化(congenital hepatic fibrosis,CHF)[2-4]。ARPKD发病率为1∶20 000～40 000,属罕见病[5],合并CHF的发病率更低。本文将一家系(3姐弟)     

儿童药物性肝损伤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儿童药物性肝损伤目前没有客观、特异的诊断方法,仍需要依靠明确的用药史、药物与肝损伤之间的关联、可疑药物再暴露试验阳性、肝脏病理,尤其是要除外其他肝病才能确诊。亟待开发特异性及敏感性更高的新型生物标记物。     

48例SARS患者肝功能变化与中西医结合治疗

目的:分析SARS患者肝功能异常情况及中西医结合疗法对其肝功能的影响。方法:将我院48例SARS确诊患者随机分入中西医结合试验组(中西医组)及西医对照组(西医组),中西医组患者服用中药3周,所有患者于第1天检测血清ALT、AST、TBil,以后每周复查1次,中药疗程结束所有患者行末次抽血查肝功能。结果:①所有患者均出现肝功能异常,尤以ALT显著。中西医组和西医组首次查ALT异常总例数分别为20例和8例,疗程结束后异常数分别为13例和19例。在首次及治疗过程中中西医组和西医组查AST异常例数分别为9例和6例,BTil异常例数分别为11例和7例,疗程结束后两组ALT异常数分别为1例和3例,TBil两组均仅1例异常。②中西医组查ALT达到最高值为(81.54±49.25)U/L,之后平稳下降至末次的最低值(46.92±29.20)U/L,两者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P<0.05);西医组ALT一直呈上升趋势,最低值为(53.96±48.95)U/L,疗程结束后达到最高值(80.80±56.26)U/L。疗程结束后两组患者ALT平均值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P<0.05)。结论:SARS患者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存在有肝功能异常,尤以ALT显著。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在减轻肝脏损害、促进肝功能恢复、加速患者病情的全面康复方面要优于单纯西医治疗。     

瞬时弹性成像对不同年龄慢性乙型肝炎肝纤维化患儿的诊断价值

目的评估瞬时弹性成像FibroScan对0～18岁不同年龄段儿童慢性乙型肝炎(CHB)肝纤维化的诊断价值。方法选取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2015年6月-2019年12月住院拟行抗病毒治疗的18岁以下的CHB患儿280例,其中学龄前儿童(≤6岁) 157例、学龄儿童(6～12岁) 74例、青少年(12～18岁) 49例。3组均行肝穿刺病理检查评估肝纤维化程度,按Matevia评分分为轻度(0≤F 2)、中度(2≤F 3)、重度(F≥3),同时应用FibroScan进行肝脏硬度值(LSM)测量。比较同一肝纤维化程度下3个年龄段儿童LSM的差异,评估年龄对LSM判定肝纤维化程度的影响。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分析LSM诊断不同年龄段儿童乙型肝炎显著肝纤维化(F≥2)、进展期肝纤维化(F≥3)的界值。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多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进一步两两比较采用Wilcoxon检验。计数资料多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相关性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结果轻度肝纤维化患儿186例,学龄前、学龄、青少年3组轻度肝纤维化患儿LSM分别为4. 9(4. 3～5. 6) kPa、5. 5(4. 5～6. 3) kPa、6. 0(5. 4～7. 0) kPa,其中学龄前组与青少年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10. 929,P=0. 003);中度肝纤维化患儿60例,3组中度肝纤维化患儿LSM分别为5. 6(4. 5～6. 5) k Pa、6. 4(5. 4～7. 7) kPa、7. 1(6. 3～8. 0) kPa,其中学龄前组与青少年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8. 517,P=0. 011);重度肝纤维化34例,3组重度肝纤维化患儿LSM分别为8. 3(7. 1～9. 2) kPa、9. 1(8. 5～13. 1) k Pa、11. 1(8. 5～12. 0) kPa,3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4. 553,P=0. 103)。≤12岁患儿LSM与肝纤维化程度显著相关(r=0. 447,P 0. 001)。诊断显著肝纤维化、进展期肝纤维化的界值分别为5. 8 k P、7. 0 kPa,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 74(0. 68～0. 80)、0. 94(0. 90～0. 97); 12岁患儿LSM与肝纤维化程度显著相关(r=0. 722,P 0. 001),诊断显著肝纤维化、进展期肝纤维化的界值分别为6. 6 kP、8. 0 kPa,AUC分别为0. 82(0. 69～0. 92)、0. 95(0. 85～0. 99)。结论 CHB患儿FibroScan检测值LSM与肝纤维化呈显著正相关,可以作为进展期肝纤维化的无创诊断指标。LSM随年龄增长而升高, 12岁患儿的诊断阈值高于≤12岁患儿。     

30例儿童肝衰竭临床与病理对比分析

为了解儿童肝衰竭的临床和病理特征,将本院确诊的30例儿童肝衰竭的临床与病理资料分析如下。     

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汁淤积症1型1例及文献复习

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汁淤积症（progressivefa—milialintrahepaticcholestasis。PFIC）是一组异质性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属罕见病,目前尚无确切发病率,新生儿发病率估计为1／50000～1／100000,无性别差异。该病主要表现为新生儿期或婴儿期肝细胞性胆汁淤积,在儿童期或青春期可因肝衰竭致死,占儿童胆汁淤积原因的10％。15％,占儿童肝移植原因的10％～15％[1]。     

聚乙二醇干扰素注射局部的反应及处理

聚乙二醇干扰素是临床上新型的治疗病毒性乙肝和丙肝的干扰素[1],现已有两种类型的聚乙二醇化α-干扰素:聚乙二醇化-α2a干扰素(Pegasys(R),罗氏公司)和-α2b(PegIntronTM,先灵葆雅)[2]。和普通干扰素相比,它们的优点是虽然每周只给药一次,但在给药后的一周内,血中可维持恒定的     

反复双侧丘脑出血一例

丘脑出血是脑出血中最常见的类型,大多是由于膝状体动脉或穿通支破裂引起,最常见的病因为高血压,而肥胖、糖尿病、心脏病及使用抗凝药物等因素也可导致出血,血管畸形、Moyamoya病等血管异常则临床较为少见。现将1例反复双侧丘脑出血的病例报道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