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病媒生物控制工作模式的初步探讨

我国是农业人口大国,农村病媒生物防制长期以来一直是卫生工作的薄弱环节.如何开展农村病媒生物防制工作,不仅是疾病控制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给农村病媒生物控制水平的提高带来了良好机遇[1].开展卫生创建活动,对于改变农村环境卫生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2].2009年9月至2011年12月,笔者对肇庆市广宁、高要、四会、封开、怀集5县(市)共50个自然村(每县6个创卫村、4个未创卫村)进行了调查,探讨以创建省卫生村为载体[3],开展农村病媒生物控制工作思路和管理模式,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农村病媒生物控制卫生设施设计及应用研究

目的 设计和安装农村环境卫生的基础设施,有效控制病媒生物的孳生.方法 设计并建设一套适应农村病媒生物控制的“五防”(防蚊、防鼠、防蝇、防蜚蠊、防臭气)基础卫生设施,控制农村病媒生物,提高农民生活的环境质量.结果 对广东省2198个卫生村和20个卫生镇的现场监测结果表明,“五防”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后蚊、鼠、蝇、蜚蠊密度比建设前均下降90％以上,居民对卫生环境满意率达95％以上.结论 在农村建设“五防”卫生基础设施投资少、见效快、效果好,居民易接受,适宜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推广使用.     

广东省男性居民吸烟现状分析

目的 了解广东省男性居民的吸烟现状.方法 应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选择在当地居住3年以上的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共调查了男性居民5728名,总吸烟率为36.7%.不同居住地区、性别、年龄和社会状况的男性居民吸烟率,经X2检验,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农村、城镇、城市分别为48.5%、39.6%和33.2%;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的男性分别为51.5%、46.9%、39.6%、37.8%和31.4%;离婚、已婚、分居、丧偶、未婚分别为57.7%、45.0%、44.8%、35.9%和19.7%;农民、商人、无业、工人、公务员、医生、教师及学生的吸烟率分别为60.7%、51.8%、46.8%、41.4%、40.4%、32.6%、29.9%和15.1%;＜15岁组、15～岁组、25～岁组、35～岁组、45～岁组、55～岁组及≥65岁组男性居民吸烟率为3.6%、18.5%、31.1%、47.2%、53.0%、46.7%和44.4%.男性平均开始吸烟年龄为20.3±5.3岁;平均吸烟量为13±10支;73.3%的吸烟者消费10元/包以下的香烟,平均每月吸烟费用为203.9元.男性居民戒烟率为13.0%,61.2%吸烟者意识到"自己认识到吸烟对健康的危害"或是"因为家庭的劝说与反对"而尝试戒烟;79.3%的尝试戒烟者是采用"自我克制法"戒烟.结论 男性居民吸烟率较高,吸烟消费较高,尝试戒烟者成功率较低,必须加强青少年吸烟行为的干预及对吸烟者戒烟技巧的培训,倡导戒烟,逐步降低男性吸烟率.     

广东省农村改厕对农民卫生知识、行为、态度的影响分析

目的了解广东省农村改厕对农民卫生知识、行为和态度的影响并针对存在问题提出对策建议。方法采用分层抽样调查的方法,分别在粤北、粤西和粤南各抽取1个县为调查点,每个县分别调查3个改厕村和3个未改厕村。每村抽取30户的户主为调查对象,不足30户的则全村每户调查。调查方法采用现场调查和问卷调查的方法,现场调查农户的环境卫生状况,主要包括庭院卫生状况和厨房卫生状况;问卷调查内容为农民的卫生知识知晓情况、卫生行为形成情况以及农民的改厕满意度等情况。结果共收回调查表475份,有效461份,有效率97.05%,其中改厕村259份,未改厕村202份。改厕村农民的庭院及厨房卫生状况优于未改厕村（P〈0.01）。改厕村农民卫生知识总知晓率为93.05%,高于未改厕村的78.05%（P〈0.01）。改厕村农民卫生行为总发生率（85.12%）高于未改厕村的（65.94%）（P〈0.01）;改厕村和未改厕村分别有94.21%、81.19%的农民认为有必要进行改厕,分别有94.21%、93.56%的农民表示愿意出钱改厕,分别以愿意出500元以上（67.62%）、500元以下（76.72%）为多（P〈0.01）。未改厕原因主要是农民认为改厕费用太高,负担不起,占75.74%。结论广东省农村改厕后农民的卫生知识知晓率、卫生行为发生率都有明显提高。应加强对农村改厕的政策支持力度,多方筹集资金,提高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