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现代”的悖论——论清末江浙地区的谘议局、地方自治选举

江浙地区的谘议局、地方自治选举是清末试图“走向现代”的大事件之一,其选举筹备为全国较先进者;资格调查多歧纷呈;选举投票则可能如狄更斯所云“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也是一个最坏的年代”。在此历史进程中各色人等的主观努力、实际举措与选举实践进程,江浙地区特殊性与推进选举等悖论次第浮现。本文希望能初步重建清末江浙地区的谘议局、地方自治选举的某些被以往研究所忽略的史实,继而分析上述悖论浮现的原因。     

革命与生意——以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为例

1911—1913年间在上海、南京、北京、武昌等城市的大街小巷、名园旺铺、茶馆酒楼,有许多因辛亥革命而起,或与辛亥革命相关的生意。这些生意对各色人等都有着大小不一的影响和联系。从以上海为中心的伟人将帅在生意中呈现的形象,商家在政治变局中应对困难,继续开展生意的手段以及消费大众对生意的呼应,可以发现城市与辛亥革命通过生意在互动影响。     

入上海与居上海——论清末士人在城市的私谊网络(1895-1911)

传统王朝时代士人依托于“乡土社会”,依靠他们的血缘、地缘、学缘等构成的私谊网络和在此基础上派生出的一整套文化／权力结构来获得他们对于社会和国家的权力。可是明中期以后,在“乡土社会”的层面上,已经另外发展出一个“城市社会”。到清末,这个“城市社会”使得士人们的私谊网络产生了各种深刻的嬗变。1895—1911年士人人上海和居上海的历程正是这些变化的集中反映,清末士人们为何往城市去,有人留下,有人离开,留下的如何开展其在城市中的日常生活。这“去”、“留”、“离”和“开展”之间无一不和私谊网络之嬗变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