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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采用混合模型探讨神经质人格和自责在母亲惩罚严厉与抑郁症状间的中介和调节作用。方法以378名护理专业大学生为测试对象,采用症状自评量表、艾森克人格问卷、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以及应对方式问卷进行测评。结果神经质和自责均是母亲惩罚严厉与抑郁症状间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在母亲惩罚严厉与抑郁症状的有中介的调节模型中,当神经质作为中介时,自责作为调节变量对抑郁症状具有调节效应。在母亲惩罚严厉与抑郁症状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中,当自责作为中介时,神经质对抑郁症状具有调节效应,且只调节中介的后半路径。结论母亲惩罚严厉通过神经质对抑郁症状产生影响时,这一过程受到自责的调节,当自责程度越高时,对抑郁症状的调节效应越显著。母亲惩罚严厉通过自责的应对方式对抑郁症状产生影响时,神经质水平越高,对抑郁症状的调节效应越显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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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CD8^+CD28^+T细胞钙离子浓度的变化与心脏移植急性排斥反应(AR)的相关关系。方法:用流式细胞仪检测正常SD大鼠组(T0组)、同种心脏移植组(T1)(Wistar→SD大鼠)术后第1、3、5、7天CD8^+CD28^+T细胞内钙离子浓度的变化,分析CD8^+CD28^+T细胞内钙离子浓度的变化与心脏移植AR程度的相关关系。结果:CD8^+CD28^+T细胞内钙离子浓度升高与AR严重程度成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469,相关具有显著性(P〈0.05)。结论:心脏移植后CD8^+CD28^+T细胞内钙离子浓度显著升高,其升高程度与AR严重程度成正相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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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渐浓的时节里,风吹草低的自然景象让人欣喜。但在人群中,起风就扑倒的“墙头草”就不受人待见了。这种人的可恨之处在于“风往哪边吹,就往哪边倒”,且不论他是见风使舵的小人,还是人云亦云的缺主心骨者,总给人两面三刀的感觉,历史上的吴三桂就是这样一个明显的“骑墙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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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围绝经期女性的情绪障碍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以203例围绝经期女性为研究对象。根据诊断标准将人群分为四组:对照组、围绝经期综合征组、情绪障碍组、围绝经期综合征合并情绪障碍组,对所有研究对象进行改良Kupperman绝经指数量表(KMI)、汉密尔顿焦虑、抑郁量表(HAMA、HAMD)、症状自评量表(SCL-90)、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中(GQOLI-74)的生活质量总评、社会功能维度量表的评估。结果情绪障碍组和围绝经期综合征合并情绪障碍组的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评分值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情绪障碍组的分值分别为:(55.00±11.83)分、(10.67±2.18)分;围绝经期综合征合并情绪障碍组的分值分别为:(52.58±13.83)分、(9.90±1.97)分。而围绝经期综合征组的生活质量两个维度的评分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围绝经期综合征伴有情绪障碍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60.16±12.51)分vs(52.58±13.83)分;(12.79±2.38)分vs(9.90±1.97)分。围绝经期症状中情绪症状、躯体症状、性生活均与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呈负相关,其中情绪症状的相关更为显著(P〈0.01),进一步回归分析后明确在围绝经期,抑郁和睡眠障碍是影响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结论围绝经期人群的情绪障碍比躯体症状对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更为显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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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检测CD28+T淋巴细胞在心脏移植急性排斥反应(AR)期的表达变化情况,探讨该变化与AR相关性。方法:用流式细胞仪检测正常大鼠组(T0组)、手术创伤组(T1组)、同系心脏移植组(SD→SD)(T2组)、同种心脏移植组(Wistar→SD)(T3组)CD28+T淋巴细胞的表达百分率;并对心脏移植组AR进行分级;同时分析CD28+T与AR的相关关系。结果:T1组与T0组CD28+T淋巴细胞的表达无显著差异;T2组总体CD28+T淋巴细胞的表达水平较T0组、T1组显著增加(P<0.05)。T3组总体CD28+T淋巴细胞的表达水平较T0组、T1组增加更显著(P<0.01)。同种心脏移植组AR显著高于同系心脏移植组。T2、T3心脏移植组CD28+T与AR严重程度成显著正相关。结论:心脏移植AR严重程度与CD28+T表达增高成正相关,CD28+T表达增高预示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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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妈得了个"怪病",一到晚上睡觉时腿就抖个不停,感到双腿上有蚂蚁在爬,又痛又痒,尤其在深夜里特别重,必须不时起床活动,要不就辗转反侧,这样一折腾,直到凌晨三四点才能睡着,严重影响睡眠;有时白天也腿麻酥酥的,不断要捶打,揉搓小腿,走遍了许多医院,查不出任何毛病,治疗也无从下手。最近张大妈到了省人民医院的心理科,才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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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分析对比躯体形式障碍患者情绪和个性特征,提高对躯体形式障碍的识别敏感性与临床诊治水平。方法综合性医院门诊收集131例躯体形式障碍患者、94例抑郁症患者、97例焦虑症患者和95例健康志愿者,采用心理测试软件进行90项症状自评量表和艾森克人格问卷测试,对情绪和个性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躯体形式障碍组躯体化因子分(2.47±0.65VS2.05±0.58)高于焦虑组,躯体形式障碍组人际关系敏感(2.18±0.75VS2.67±0.68)、抑郁(2.53±0.70VS3.20±0.60)、敌对因子分(2.23±0.64VS2.71±0.55)低于抑郁症组,躯体形式障碍组精神质(54.26±11.18VS39.69±10.11)和神经质因子(62.55±9.88VS53.07±11.35)分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躯体形式障碍组神经质因子分与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偏执、精神病性和其他因子分呈正相关。结论躯体形式障碍患者存在多种躯体不适和负面情绪,躯体化症状高于焦虑症,但抑郁程度低于抑郁症,神经质特征与躯体化症状、负面情绪严重程度呈正相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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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晓银吴玉琴贺丹军李勇王昊飞 《中西医结合护理(中英文)》2017,(12):44-46
目的探讨护理专业女大学生的应对方式在神经质人格与抑郁症状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方法采用方便取样抽取400名护理专业女大学生,用一般情况调查表、90项症状自评量表(SCL-90)、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应对方式量表进行访谈和评测。结果共收集378份有效问卷。结果显示应对方式与神经质人格、抑郁症状显著相关(P<0.01);多重中介模型和Bootstrap检验显示,自责的应对方式在神经质人格与抑郁症状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6.97%。结论自责的应对方式是护理专业女大学生神经质人格与抑郁症状关系中的部分中介因素。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