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标准化患者法评价四川农村基层医生两种慢性病诊断准确性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 运用标准化患者法评估四川农村地区基层医生不稳定型心绞痛和2型糖尿病两种慢性病诊断准确性现状,探讨基层医生两种慢性病诊断准确性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提升基层医生两种慢性病诊断准确性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多阶段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四川省自贡市5个区/县50个乡镇100个村为研究现场,以调查当日在岗的全科及内科医生作为研究对象。共进行两轮数据采集,第1轮采集样本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医生的基本信息;第1轮调查完成1个月后,运用标准化患者法开展第2轮调查,收集农村基层医生对不稳定型心绞痛和2型糖尿病诊断结果信息。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农村基层医生不稳定型心绞痛和2型糖尿病诊断准确性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纳入172名农村基层医生,完成186次标准化患者访问,正确诊断率为48.39%。其中不稳定型心绞痛的正确诊断率为18.68%(17/91),2型糖尿病的正确诊断率为76.84%(73/9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具有执业医师资质的农村基层医生更有可能做出正确诊断(OR=4.857,95%CI=1.076~21.933,P=0.040)。农村基层医生在诊断过程中涉及的必要问诊和检查条目越多,做出正确诊断的概率越高(OR=1.627,95%CI=1.065~2.485,P=0.024)。与不稳定型心绞痛相比,农村基层医生对2型糖尿病做出正确诊断的可能性更高(OR=6.306,95%CI=3.611~11.013,P<0.001)。结论 四川农村基层医生不稳定型心绞痛和2型糖尿病诊断准确性整体较差,建议以基层医生慢性病诊断过程质量改善为突破口,提升基层医生执业水平,进而提高慢性病诊断准确性。     

脑卒中患者急性应激障碍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探讨脑卒中患者急性应激障碍发生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斯坦福急性应激反应问卷对349例脑卒中住院患者进行调查。结果共163例(46.70%)患者发生急性应激障碍;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患者性格、是否存在偏瘫及是否吞咽功能障碍是脑卒中患者发生急性应激障碍的主要影响因素(P0.05,P0.01)。结论脑卒中患者急性应激障碍发生率较高,内向性格及存在偏瘫和吞咽功能障碍的患者更容易发生急性应激障碍。医护人员应及时为高危患者提供个体化治疗及预见性护理,防止脑卒中患者发生急性应激障碍。     

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与家长健康素养的关系

目的探讨家长健康素养与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关系,为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早期干预提供参考。方法 2018年5-7月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深圳市光明区13所幼儿园4 120名学龄前儿童及其家长,使用长处与困难问卷(SDQ)家长版和深圳市居民健康素养问卷分别对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及家长健康素养水平进行调查;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家长健康素养与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关系。结果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为34.9%(1 436/4 120)。其中困难总分6.5%、情绪问题5.6%、品行问题8.9%、多动注意不能13.4%、同伴交往问题14.4%、亲社会行为9.2%。男童和女童困难总分、情绪问题、品行问题、多动注意不能、同伴交往问题、亲社会行为检出率分别为7.3%和5.5%,4.8%和6.5%,9.7%和7.8%,15.5%和10.7%,15.8%和12.7%,11.1%和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5.626,5.506,4.212,19.846,7.650,23.863,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家长健康素养(OR=1.294)、健康知识(OR=1.293)、健康行为(OR=1.412)及健康技能(OR=1.193)水平低是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产生的危险因素(P<0.05)。结论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率较高,问题突出,家长健康素养水平低是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重要影响因素。     

轴向载荷分担比指导外固定器动力化的临床应用

目的:探讨轴向载荷分担比用于胫腓骨骨干骨折术后指导外固定器轴向动力化促进骨折愈合的有效性。方法:选取外固定器治疗的胫腓骨骨干骨折患者100例,随机分为观察组50例,对照组50例。观察组在轴向载荷分担比指导下行外固定器轴向动力化治疗,对照组未行动力化,随访比较两组的治疗效果。结果:所有患者均获随访,随访时间4～12个月,平均6.5个月,治疗期间所有患者均未出现外固定针断裂、松动及再骨折等并发症,观察组1例骨搬移患者轴向载荷分担比5%,X线片显示骨折断端有连续性骨痂通过,拆除外固定器连接杆后发生移位,恢复原数值行轴向加压再动力化,现已愈合。观察组除外1例骨搬移患者,其余49例患者外固定器固定时间为[(24.4±4.7)周],骨折临床愈合时间为[(22.4±4.7)周],与对照组50例患者外固定器固定时间[(29.3±5.6)周],骨折临床愈合时间[(27.3±5.6)周]比较,显著减少(P0.05)。结论:外固定器轴向载荷分担比指导胫腓骨骨干骨折外固定术后轴向动力化可以加速骨折愈合,但不适合骨搬移截骨端已硬化患者。     

基于医院信息系统的乳腺癌临床特征及中西医用药特征分析

目的 解析真实世界中乳腺恶性肿瘤患者的人群特征、诊断特征、中西医用药特征，为乳腺癌的临床防治提供参考。方法 采集2002年2月至2015年5月全国60家三级甲等医 院信息系统（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HIS）中，出院诊断为“乳腺癌”的患者用药信息，采用SAS9.3统计软件，对人口学信息、诊断信息、医嘱用药信息等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 39798例乳腺癌患者，平均年龄（50.93者，平均年龄）岁；多以门诊入院，入院病情以“一般”为主;合并疾病主要为高血压，骨肿瘤，联用西药以抑制肿瘤细胞增殖、治疗并发症、缓解放化疗不良反应为主；中医辨证以痰瘀互结证，气阴两虚证，肝气淤滞证，脾气亏虚证型最为常见，临床清热解毒剂、益气扶正剂，活血化瘀剂应用较多。结论 乳腺癌中西医结合治疗，联用药物广泛，临床治疗基本符合临床指南。     

基于器官功能保全的局部进展期直肠癌诊治新策略

局部进展期直肠癌（locally advanced rectal cancer, LARC）的治疗进入肿瘤学效果和功能并重的时代，传统“三明治”治疗模式的利弊凸显，通过高分辨率核磁共振成像，可以将LARC按照局部复发风险进一步分成不同危险度组别，从而施行个体化治疗模式，是保障疗效和功能的最优化策略。部分危险度稍低的LARC可以通过直接进行高质量手术、单纯术前化疗来避免术前放疗带来的功能损害。而对于根治性手术可能带来较大功能损害的LARC，通过结合各种不同的术前治疗策略，乃至全程新辅助治疗（TNT）策略，强化肿瘤退缩，甚至获得肿瘤完全缓解来改变原有的手术方式，从不可保肛的根治性腹会阴联合切除术变为可保肛的低位/极低位前切除术、括约肌间切除术等根治性手术，或从全直肠系膜切除术变为经肛局部切除术，乃至最后不需要手术的“观察＆等待”，从而最大限度保全患者的器官功能。     

妊娠早期糖化血红蛋白联合PAPP-A对妊娠期糖尿病的预测意义

目的:探讨妊娠早期血清学指标糖化血红蛋白(glycohemoglobin,HbA1c)联合妊娠相关血浆蛋白A(pregnancy-associated plasma protein A,PAPP-A)对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GDM)的预测意义。方法:随机选取2018年12月1日-2019年7月30日孕11~13+6周于我院门诊产检的妊娠妇女,进行临床资料采集并记录妊娠早期(11~13+6周)空腹血糖(fasting plasma glucose,FPG)、HbA1c、PAPP-A中位数倍数(multiple of the median,MoM)水平,根据孕24~28周进行的75 g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ral glucose tolerance test,OGTT)结果将研究对象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统计分析妊娠早期血清学指标预测GDM的最佳截断值并得出最适宜的联合预测方案。结果: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高水平FPG和HbA1c、低水平PAPP-A、受孕方式采用辅助生殖技术、有家族糖尿病史以及妊娠早期体质量指数(BMI)为超重或肥胖均是GDM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有糖尿病家族史和使用辅助生殖技术受孕发生GDM的风险显著增高(OR分别为7.206和47.512,均P<0.001)。分析不同预测指标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及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显示,PAPP-A MoM联合HbA1c及FPG诊断时AUC最大(0.728),其后依次为PAPPA MoM联合HbA1c(0.721)、HbA1c联合FPG(0.717),均大于HbA1c(0.707)和FPG(0.647),而PAPP-A MoM的AUC为0.380,对GDM没有诊断意义。结论:具有高风险因素的孕妇,推荐在妊娠早期联合检测HbA1c与PAPPA MoM,以早期预测GDM。     

金银花分子生物学研究进展

分子生物学(molecular biology)是从分子水平阐明生命现象和本质的科学,其发展为传统生药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生物技术和方法。金银花作为常用大宗药材之一,国内外学者在深入研究传统方法的基础上,采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对其展开真伪鉴别、品质评价和控制等方面的相关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该文主要综述了近年来分子生物学技术方法在金银花鉴别、有效成分生物合成的分子机制以及胁迫条件下次生代谢产物积累的分子机制研究,并针对基于杂交技术的标记(RFLP)、基于PCR的分子标记(RAPD,AFLP,SSR,ISSR)和基于DNA序列分析的SNP及DNA条形码对金银花的多样性识别、诊断、鉴定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同时提出可以采用多组学技术,构建系统生物学技术和平台,建立次生代谢产物生物合成的相关模型,从而更好地研究金银花活性成分生物合成的分子机制以及药用植物在环境胁迫下的相关代谢产物的合成和积累等生命活动规律并进行调控,为进一步推动金银花现代化及其他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支撑与参考。     

农村青少年不同时期家庭逆境与精神病理症状的关联

目的探讨家庭逆境致精神病理症状结局的累积性与关键期效应,为预防与干预逆境伤害提供依据。方法2017年12月,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安徽省阜阳地区2所农村学校的710名青少年。采用《童年期不良经历问卷》评估家庭逆境,《MacArthur健康与行为问卷》评价内化症状和外化症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家庭逆境发生时间与数量和精神病理症状的关联。结果持续家庭逆境组与内化症状、外化症状增加均有相关性[β值(95%CI)分别为0.35(0.15~0.54),0.16(0.01~0.32)]。家庭逆境数量为2和≥3与内化症状[β值(95%CI)分别为0.20(0.04~0.36),0.42(0.24~0.60)]、外化症状[β值(95%CI)分别为0.14(0.01~0.26),0.23(0.09~0.37)]增加有关。在仅童年期家庭逆境中,家庭逆境数量为2和≥3的内化症状[β值(95%CI)分别为0.23(0.06~0.41),0.34(0.11~0.58)]、外化症状[β值(95%CI)分别为0.17(0.02~0.31),0.21(0.02~0.39)]的风险增高。在持续家庭逆境组中,逆境数量≥3与内化症状、外化症状相关[(β值(95%CI)分别为0.56(0.31~0.82),0.24(0.02~0.45)]。仅青春期家庭逆境与精神病理症状无关。结论家庭逆境的多次发生可增加精神病理症状风险,童年期可能是家庭逆境致精神病理症状的关键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