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悯信书写对年轻女性客体化身体意识的作用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自悯信书写干预对年轻女性的客体化身体意识(身体监视、身体羞耻感)及其幸福感的影响。方法:通过网络招募年轻女性92名,将其分为自悯信书写组(实验组)、书写控制组和无任务控制组。仅实验组和书写控制组需要根据相应指导语完成书写任务,采用自悯量表、自尊量表、客体化身体意识量表和幸福感量表进行前测和后测。结果:相比于两个控制组,实验组的自悯水平显著提高,身体羞耻感显著降低。幸福感和身体监视的变化不存在显著的组间差异,但实验组的后测幸福感水平有显著提高。结论:一周的自悯信书写干预可以有效提高年轻女性的自悯水平,减少其身体羞耻感,有提高幸福感的趋势,但无法减少身体监视。     

汶川地震受灾民众创伤后成长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考察经历汶川地震这一重大创伤性事件后极重灾区之一的彭州板房区受灾民众的创伤后成长及其影响因素。方法:使用IES-R、PTGI中文修订版,以及自编的调查问卷,对彭州板房区2403名受灾民众进行调查,回收有效问卷2104份。结果:被试的PTSD症状及地震对个体造成的客观和主观影响越大,其创伤后成长得分也越高;但地震造成的主、客观影响在PTSD症状进入回归模型后变得不再显著或显著性水平降低。结论:地震后个体PTSD症状是预测创伤后成长最重要的因素。     

团体干预对地震灾区初中生创伤后应激和抑郁症状的作用

目的:探索团体干预是否有助于缓解地震灾区初中生的创伤后应激症状和抑郁症状。方法:在汶川地震发生后6个月,以方便取样的原则选取四川彭州地区某学校初二的2个班级,1个班为对照组(n=38),另1个班为干预组(n=47),对干预组实施以提高社会支持为目标的班级团体干预方案(共2周,每周2次)。用儿童事件影响量表(Children’s Revised Impact of Event Scale,CRIES)和儿童抑郁量表(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CDI)进行测量,比较两组在干预前(前测)、干预2周后(后测)及干预结束4个月后(追踪)CRIES和CDI得分的变化。结果:在CRIES得分上,组别和测量时间交互作用显著,前测时两组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2周后,两组的CRIES得分均降低,但干预结束4个月后,干预组得分持续降低,而对照组升高;在CDI得分上,组别和测量时间交互作用不显著。在3个时间点上,干预组得分始终低于对照组,并且两组CDI得分均持续降低,干预组下降程度要高于对照组(P<0.01)。结论:团体干预能够在短期内降低初中生的创伤后应激症状和抑郁水平。在干预结束后较长时间内,干预的作用持续存在。     

服刑人员的反社会人格障碍及与羞耻感、童年期创伤经历的关系

目的:考察服刑人员反社会人格障碍的比例,并探讨反社会人格障碍与羞耻感、童年期创伤经历之间的关系,建立三者之间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方法:采用方便取样,选取2800名服刑人员,获有效问卷2690份,其中男性2410人,女性280人。用人格障碍诊断问卷第四版(PDQ-4+)、童年期创伤性经历问卷(CTQ)和羞耻量表(SES)进行测查。结果:服刑人员中反社会人格障碍所占的比例为45.8%。反社会人格障碍、羞耻感各分量表和童年期创伤经历问卷各分量表得分之间呈正相关(r=0.08-0.33;P<0.01)。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显示,羞耻感在反社会人格障碍和童年期创伤经历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GFI=0.94,AGFI=0.88,NFI=0.93,RMSEA=0.1)。结论:服刑人员中,反社会人格障碍者的比例较高。反社会人格障碍的形成,可能与个体在童年期受到虐待和忽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羞耻感有关。     

心血管科护士自我怜悯对情绪劳动策略与工作倦怠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

目的 考察在心血管科护士中不同的情绪性劳动策略与工作倦怠之间的关系,探讨自我怜悯在两种情绪劳动策略与工作倦怠之间的调节作用。 方法 从2016年10月-2017年1月采用发放纸质版问卷的形式,对广州市某医院心血管系统154名护士进行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基本人口学信息、情绪劳动策略量表、工作倦怠量表及自我怜悯表,最后经负责人录入数据、统计学分析。 结果 ①工作倦怠与情绪劳动策略中的表面行为呈显著正相关(r=0.404,P<0.001),与深度行为(r=-0.345,P<0.001)、自我怜悯(r=-0.356,P<0.001)都呈显著负相关;②深度行为与自我怜悯存在显著正相关(r=0.340,P<0.001),表面行为与自我怜悯没有显著相关,但方向为负相关(r=-0.083)。③自我怜悯在表面行为与工作倦怠之间存在调节作用,在深度行为与工作倦怠之间存中介作用。自我怜悯对深度行为与工作倦怠的关系没有调节作用。 结论 高自我怜悯的护士会更倾向于选择深度行为,从而拥有更低的工作倦怠水平。而采用表面行为的护士,高自我怜悯水平则会使其的工作倦怠程度降低。且高自我怜悯本身便能显著缓解工作倦怠。所以引导护士采用情绪劳动策略中的深度行为调节情绪,并提高其自我怜悯的水平,是降低护士工作倦怠水平的有效途径。      

自我悲悯团体干预对大学生应激感受的作用及机制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索自我悲悯团体干预项目对于减轻大学生应激感受的作用,以及积极情绪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方法：通过网络公开招募在校大学生68名,随机分为干预组和等待控制组,干预组接受4周的自我悲悯团体干预,等待控制组在此期间不接受干预。采用自我悲悯量表、应激感受量表、积极情绪量表对所有被试进行前后测。结果：干预组被试在后测中的自我悲悯水平显著高于前测(F(1,60)=10.66,P=0.002,η2p=0.151),应激感受水平显著低于前测(F(1,60)=23.72,P<0.001,η2p=0.283),且积极情绪总体水平(F(1,60)=13.13,P=0.001,η2p=0.180)及其各维度水平均显著高于前测。中介分析结果显示,安全型积极情绪在自我悲悯干预与应激感受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自我悲悯团体干预可以有效缓解大学生的应激感受,且这一效果部分是通过安全型积极情绪的提升实现的。     

Padua量表在中国大学生人群中的修订

目的:本研究旨在将帕多瓦量表(PaduaInventory,PI)引进中国,考察PI在中国非临床样本中的因素结构,并检验PI的总分和各因素分的性别差异。方法:样本一为1300个大学生的数据(男680人,女542人,性别缺失78人,平均年龄19.6±2.2岁),样本二为30名大学生在初测4周后进行了重测。结果:探索性因素分析获得PI的4个因素:思维失控与怀疑感、受驱使与行为失控感、污染和检查。信度检验:PI总分的α系数为0.96,四个因素α系数分别为0.94,0.85,0.86,0.83,重测信度分别为0.77,0.87,0.85,0.84。女性被试在因素3的得分显著高于男性(P=.000);男性被试在因素4的得分显著高于女性(P=0.017)。结论:PI具备合格的信度,需进一步研究其效度。     

认知偏差矫正:范式与效果

认知偏差在各类情绪障碍的形成、维持和复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认知偏差的矫正技术对于探讨情绪障碍的病理机制和临床干预都具有重要意义。认知偏差主要涉及三个领域:注意偏差、解释偏差和记忆偏差。相应的,矫正范式也主要集中于注意偏差矫正、解释偏差矫正和记忆偏差矫正。注意偏差矫正与解释偏差矫正的范式和临床应用发展较为成熟,能够有效改变相应的认知模式,对于抑郁、焦虑等心理症状表现出较强的改善作用。而记忆偏差矫正则仍处于实验阶段。总体而言,认知偏差矫正训练存在巨大的应用潜力,但将其推广至临床应用仍需要考虑将其与已有治疗方案相结合等方式,以期获得最大的治疗效应。     

震后不同地区初中生的抑郁水平及创伤后症状

目的:比较汶川地震后受灾程度不同地区初中生的抑郁水平及创伤后症状,并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自尊量表(SES)、儿童版事件冲击量表修订版(CIES-R)、儿童抑郁量表(CDI)测量工具,对来自受灾程度不同地区的341名初中生进行测查。结果:受灾严重地区的初中生在PTSD症状上显著高于受灾一般地区的初中生,但在抑郁症状上显著低于受灾一般地区的初中生;在回归分析中,发现自尊和生活事件的学习因子对抑郁和创伤后症状的预测作用较大,但两者的预测作用相反。结论:不同受灾地区初中生的抑郁水平和创伤后症状不同,受灾严重的地区抑郁症状较轻,但PTSD症状较重。     

地震对重灾区与一般灾区高中生的心理冲击

已有研究指出,在经历地震等重大灾难性事件后,人们易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焦虑、抑郁、睡眠问题等身心障碍[1-3],在儿童青少年身上也有类似表现[4].一项针对希腊地震后学生创伤后应激障碍与焦虑症状的研究发现,离震中越近的学生出现的症状越多[5].本文比较地震对受灾程度不同两地高中生的心理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