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力显微镜对结合HER-2后乳腺癌细胞膜的观察

目的 通过原子力显微镜(atomic force microscopy,AFM)观察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2,HER-2)表达的乳腺癌细胞膜的表面形态变化,为提高乳腺癌HER-2检测的敏感性和精确性提供新方法.方法 利用AFM分别观察不同组织学类型的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抗体阳性表达和阴性表达的乳腺癌细胞膜表面形态特征并对特征参数平均粗糙度、平均峰高度、平均凹陷深度和表面积差值进行定量测量,采用统计学方法进行差异性分析.结果 HER-2阳性表达组的乳腺癌细胞形态和阴性表达组相比具有明显的不同:HER2阴性表达的乳腺癌细胞膜隆起较“尖锐”,隆起物高且偏细,每个单倍计数面积内的隆起物数目较多;而HER2阳性表达的乳腺癌细胞膜隆起较“粗大”,隆起物低且偏粗,每个单位计数面积内的隆起物数目明显减少.两组细胞在平均粗糙度[(21.87 ±2.46)/(32.65±1.03),P＜0.000]、平均峰高度[(13.94±1.01)/(31.15±3.89),P＜0.001]、平均凹陷深度[(11.09±6.36)/(33.58±3.15),P＜0.001]和表面积差值[(6.27±2.03)/(19.65±1.13),P＜0.001]方面具有明显差异(P＜0.05).不同组织学类型的乳腺癌细胞膜表面形态变化趋势与此一致.结论 细胞膜表面结构因细胞功能状态的不同而不相同.相同肿瘤细胞在不同功能状态下,其细胞膜在形态结构上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为探讨肿瘤的发生机制、发展过程和早期诊断及细胞诊断提供依据,为提高HER-2的阳性率诊断提供新方法.     

原子力显微镜对雌激素受体表达的乳腺癌细胞形态特征的观察

目的  原子力显微镜（AFM）观察雌激素受体（ER）表达的乳腺癌细胞膜的表面形态变化，为亚细胞水平下探索肿瘤发生机制、发展过程和细胞水平诊断和早期诊断提供新方法，并为探索肿瘤的治疗新途径提供依据。方法  利用原子力显微镜分别观察雌激素受体抗体阳性表达和阴性表达的乳腺癌细胞膜表面形态特征并对特征参数平均粗糙度、平均峰高度、平均凹陷深度和表面积差值进行定量测量，采用统计学方法进行差异性分析。结果  雌激素受体抗体阳性表达组的乳腺癌细胞形态和阴性表达组相比具有明显的不同，阳性表达组乳腺癌细胞膜表面凸凹不平，可见“细密尖锐”的“麦芒样”隆起，而阴性表达组的乳腺癌细胞膜呈“粗大饱满”的“沟渠样”隆起。两组细胞在平均粗糙度、平均峰高度、平均凹陷深度和表面积差值方面有明显差异（P <0.05）。结论  细胞膜表面结构因细胞的功能状态的不同而不相同。相同肿瘤细胞在不同功能状态下，其细胞膜在形态结构上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为探讨肿瘤的发生机制、发展过程和早期诊断及细胞诊断提供依据。

     

宁夏两市社区女性宫颈癌防治知信行现状调查

目的 分析宁夏两市社区女性宫颈癌防治知信行现状并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 于2020年7—9月采用便利抽样方法选取银川市、吴忠市的5个区15个乡/镇/街道共1 300名社区女性进行宫颈癌防治知信行调查,使用单、多因素分析方法对宫颈癌防治知信行得分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最终两市共纳入分析1 253名社区女性,平均年龄为（41.87±10.72）岁。社区女性宫颈癌防治知信行总标准分平均为（71.94±9.97）分,知识、信念、行为各维度标准分平均为（57.06±27.05）、（75.31±8.56）、（73.09±16.56）分。多重逐步线性回归方程结果显示,文化程度越高（β’=0.360）、企事业单位职员（β’=0.086）、职工医保（β’=0.384）、居民医保（β’=0.188）的女性知信行总得分较高,商业保险（β’=-0.082）、有HPV感染史（β’=-0.104）的女性知信行总得分较低。结论 宁夏两市社区女性宫颈癌防治知信行水平处于中等水平,文化程度、职业、医保类型、HPV感染史是其影响因素。     

高压电击伤动物肌肉组织超声评估

目的探讨高压电击伤对兔腿部肌肉组织的损伤情况。方法选取12只日本大耳白兔为研究对象。将实验兔随机分为对照组与实验组,每组各6只。分别于高压电击后2、24、48、72 h,观察实验组兔腿部肌肉组织超声图像,并对相应区域行肌肉组织穿刺活检,获取病理结果。结果高压电击伤后兔腿部肌肉组织的超声图像及组织病理均发生改变。结论通过研究高压电击伤后,兔腿部肌肉组织的超声图像改变,结合相关区域组织病理变化,为进一步指导临床观察高压电击伤后肌肉组织的病变及损伤程度奠定基础。     

社区女性乳腺癌防治行为的潜在类别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背景 我国乳腺癌发病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严重威胁着女性的身心健康。提高女性乳腺癌防治行为是改变社区女性健康结局的重要手段，但个体行为存在异质性，如何有效提高其防治行为有待探索。 目的 了解社区女性乳腺癌防治行为的潜在类别及其影响因素，为社区女性乳腺癌防治提供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方法 于2019年11月至2020年8月，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银川市、中卫市的5个县（区）内15个乡镇/街道的1 355例社区女性为调查对象。本研究所用调查问卷包括基本情况和"宁夏地区妇女'两癌’防治知信行现况调查问卷"中的乳腺癌防治行为部分。基于调查结果对社区女性乳腺癌防治行为进行潜在类别分析，进而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社区女性乳腺癌防治行为类别的因素。 结果 共回收有效问卷1 327份（97.93%）。潜在类别分析结果显示，1 327例社区女性根据乳腺癌防治行为可分为防治行为积极组522例（39.34%）、高危行为-就医积极组449例（33.83%）、高危行为-就医消极组229例（17.26%）、防治行为一般组127例（9.57%）4个类别。社区女性乳腺癌防治行为总中位得分为9.00（7.00，11.00）分。其中防治行为积极组中位得分为11.00（11.00，12.00）分，高危行为-就医积极组中位得分为9.00（8.00，10.00）分，高危行为-就医消极组中位得分为6.00（5.00，6.00）分，防治行为一般组中位得分为8.00（6.00，9.00）分，四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1 008.493，P<0.001）。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防治行为积极组与防治行为一般组相比，所在市为中卫市、已生育者更容易归为防治行为积极组，医保类型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商业保险、自费及其他，已接受过激素替代治疗者更容易归为防治行为一般组（P<0.05）；高危行为-就医积极组与防治行为一般组相比，已生育者更容易归为高危行为-就医积极组，医保类型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及商业保险、已接受过激素替代治疗者更容易归为防治行为一般组（P<0.05）；高危行为-就医消极组与防治一般组相比，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家庭人均月收入为1 000~2 999元者更容易归为高危行为-就医消极组，医保类型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者更容易归为防治行为一般组（P<0.05）。 结论 社区女性乳腺癌防治行为具有明显的分类特征，其防治行为处于中等水平，社区应重点关注高危行为-就医消极组人群，对防治行为积极组、高危行为-就医积极组以及防治行为一般组也应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应的干预，提高宁夏社区女性乳腺癌防治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