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列腺增生电切术医院感染的病原学特点及影响因素

目的为探究前列腺增生电切医院感染的病原学特点及影响因素,为降低临床手术感染率提供依据。方法选取医院2012年1月-2017年1月行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TURP)的患者200例作为研究对象,回顾性分析患者的临床资料,探究前列腺增生电切医院感染的病原学特点及影响因素。结果经前列腺增生电切患者发生医院感染共22例,泌尿系统感染18例,占81.82%;共培养病原菌46株,革兰阴性菌38株,占82.61%。患者年龄>65岁、术前行导尿术、手术时间>1.5h、术后留置导尿管时间>3d、合并糖尿病均是导致经前列腺增生电切患者发生医院感染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结论导致前列腺增生电切医院感染的影响因素较多,与患者年龄、术前行导尿术、合并症等密切相关,临床需及时对患者评估,了解常见病原菌特点,给予对应性预防对策。     

高级别胃肠胰神经内分泌肿瘤-NET G3的临床病理特征分析

  目的  分析高级别胃肠胰神经内分泌肿瘤（high-grade G3 gastroenteropancreatic neuroendocrine tumors，GEP NET G3）的临床病理特征及生存预后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2年9月至2019年7月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收治的86例GEP NET G3，收集临床病理及随访资料，采用单因素Log-rank检验和多因素Cox回归模型进行预后影响因素分析。  结果  86例GEP NET G3的原发肿瘤部位包括胰腺（40例）、胃肠（37例）以及原发肿瘤不明（9例）。镜检肿瘤均分化良好，呈器官样、巢状生长，局灶可见假腺样、细条索样或缎带样结构。免疫组织化学分析显示，肿瘤的Ki-67指数范围为21%~60%，中位值为30%，生长抑素受体2（somatostatin receptor type 2，SSTR2）的阳性率为83.9%（26/31），在检测病例中没有发现微卫星不稳定和P53异常表达（分别为0/24、0/11）。生存分析表明，获得随访的76例患者，27例患者死亡，中位生存时间为48.6（26.6~70.6）个月，确诊时有无远处转移和能否进行根治性手术切除对患者的总生存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但患者的年龄、性别、原发肿瘤部位、确诊时血清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euron specific enolase，NSE）水平以及Ki-67指数对患者的总生存影响无显著差异（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确诊时有远处转移是影响患者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P=0.01；HR=7.33，95% CI:1.56~34.10）。  结论  GEP NET G3的确诊依赖于组织病理学和免疫组织化学检测，易发生远处转移是其临床特点和主要的预后影响因素。      

喉癌患者PAC-1、CD62P表达与临床病理特征和复发的关系

目的探讨喉癌患者血小板表面血小板膜糖蛋白Ⅱb/Ⅲa纤维蛋白原受体(PAC-1)、血小板P-选择素(CD62P)阳性表达率以及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和复发的关系。方法选取2014年1月~2015年12月间在我院耳鼻喉科手术治疗的116例喉癌患者,随访≥2年,并选取同期在我院体检的健康人群60例为对照组,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法检测外周血PAC-1和CD62P阳性率,并分析与临床病理特征、复发的关系。结果喉癌患者PAC-1和CD62P阳性表达率分别为(17.82±1.76)%和(22.87±3.13)%,明显高于健康人群(P<0.05);而且在喉癌患者PAC-1表达和CD62P表达呈正相关性(r=0.238,P<0.05)。T3-T4分期或N2-N3分期患者PAC-1和CD62P阳性表达率高于T1-T2分期或N0-N1分期患者(P<0.05)。另外远处转移组PAC-1和CD62P阳性表达率高于未发生转移组(P<0.05);随访期间有24例患者复发,复发率为20.69%。复发喉癌患者PAC-1、CD62P阳性表达率分别为(17.02±0.85)%和(21.84±1.17)%,明显高于未复发的喉癌患者(P<0.05)。经Logistics回归分析,PAC-1和CD62P是喉癌患者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PAC-1和CD62P阳性表达率与喉癌患者T分期、淋巴结转移和远处转移密切相关,同时可作为喉癌局部复发、区域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的预测指标。     

miR-141-3p和miR-22-3p在胰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与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的关系

目的探讨miR-141-3p和miR-22-3p在胰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与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关系。方法选择2014年1月—2017年1月在河北省邯郸市中心医院普外三科进行手术治疗的胰腺癌患者92例,取其病灶标本及癌旁组织标本,检测其miR-141-3p、miR-22-3p表达量的差异,进一步根据胰腺癌组织中的表达量中位数分为高表达、低表达组各46例。比较不同miR-141-3p、miR-22-3p表达的胰腺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差异,分析不同miR-141-3p、miR-22-3p表达对患者预后的影响,采用COX多因素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影响胰腺癌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结果胰腺癌组织中miR-141-3p、miR-22-3p的表达量均低于癌旁组织(t=25.883、42.527,P均<0.01)。不同miR-141-3p表达的胰腺癌患者中TNM分期、肿瘤分化程度、远处转移的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246、6.500、4.423,P均<0.05),不同miR-22-3p表达的胰腺癌患者中远处转移的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4.331,P<0.01);miR-141-3p、miR-22-3p低表达组患者的生存率低于高表达组患者(χ~2=6.873、5.999,P均<0.05)。TNM分期较高、肿瘤分化程度较低、远处转移、miR-141-3p低表达、miR-22-3p低表达均是导致胰腺癌患者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RR=2.771、1.781、3.185、1.609、1.717,P均<0.05)。结论胰腺癌组织中miR-141-3p、miR-22-3p均呈低表达,可能参与疾病发生发展,且在疾病预后的评估方面具有一定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医药文化发展的演进与特点探析＊

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根基和灵魂，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本文考察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医药文化发展的演进过程，从“社会矛盾—政策方针—中医药文化发展”的中观视角，构建了中医药文化发展分析模型，发现中医药文化先后经历了资产化发展（1978年-21世纪初）、情景化发展（21世纪初-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十八大）前后）、生态化发展（中共十八大至今）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中医药文化发展的策略、重点和面临的问题具有明显的不同特点。因此，本文提出以社会矛盾为导向，优化政策引导，构建中医药文化生态体系，从个人、社会和国家发展的不同层面采取多元双向发展路径，推进健康中国发展，提升文化自信，打造文化强国。     

儿童室管膜瘤的临床研究进展

室管膜瘤是一种原发于神经上皮的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病变累及脑和脊髓，多发于儿童。基因分型的新分类方法，为室管膜瘤的治疗和预后评估提供了更为可靠的依据。室管膜瘤对辅助治疗的敏感性低是造成患儿预后较差的重要原因之一。该文对近年来儿童室管膜瘤的分型、诊断、治疗策略等进行综述。     

肾病综合征患者合理使用中成药初探

肾病综合征(nephrotic syndrome,NS)是由多种肾脏病理损害导致的一组临床症候群,以大量蛋白量、低蛋白血症、高脂血症、水肿为主要特征。中医药在NS的治疗中占有重要地位[1]。中成药具有疗效确切、服用方便、副作用小等特点,已成为除中药汤剂以外治疗本病的常用方法,但在应用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合理使用的情况[2]。本文较为系统地分析了NS使用中成药的现状,以期进一步提高中成药的临床疗效。     

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的临床特点和护理

目的:探讨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CVST)的发病诱因和临床特点,针对病因和症状进行护理干预,促进康复和预防复发。方法:对21例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患者进行临床分析,并实施护理干预措施。结果:21例CVST患者有诱发因素的15例,占71.4%,未找到诱因的6例,占28.6%。最常见的发病诱因是妊娠和分娩,占42.8%;最多发生血栓的部位是上矢状窦,占41.4%;最常见的症状是头痛,占71.4%;经综合治疗和护理干预,治愈出院11例,好转5例,未愈自动出院2例,死亡3例。结论:颅内静脉窦血栓的发生多种原因可促发,各种引起血液高凝状态的原因均可导致颅内静脉窦血栓,通过护理干预,排除不良因素,促进病人的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