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支原体肺炎诱导痰中肺炎支原体核酸检测研究

目的探讨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诱导痰中肺炎支原体核酸阳性的分布特性,为该病的早期快速准确诊断提供依据。方法选取2016年12月～2017年11月在深圳市宝安区妇幼保健院进行诊断的疑似MPP患儿480例,采集诱导痰,检测患者诱导痰中MP-DNA,检测IgM抗体。结果男性患儿MP-DNA阳性率显著高于女性患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三个年龄段患儿的MP-DNA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差异具体表现为4～7岁患儿MP-DNA阳性率最高,其次为0～3岁患儿和8～12岁患儿。不同月份患儿的MP-DNA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差异具体表现为7～9月份患儿MP-DNA阳性率最高,其次为10～12月份、1～3月份和4～6月份。MP-DNA与IP-IgM检测结果高度一致。结论肺炎支原体核酸的检测结果准确性较好,能够为肺炎支原体肺炎的早期诊断提供一定参考。     

生殖专科机构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的措施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 COVID-19)是近期流行的一种新发传染病,已造成大量人员感染,其中包括医务人员。为预防生殖医学的医院感染,有效降低新冠肺炎在生殖专科机构传播的风险,通过查询相关文献、指南和规范等,并结合生殖医学特点,制定生殖医学有关的临床区、手术室和实验室及相关人员预防新冠肺炎的措施。     

阿奇霉素联合红霉素治疗小儿支原体肺炎临床分析

目的探讨阿奇霉素联合红霉素治疗小儿支原体肺炎的疗效。方法选择2012年5月至2013年2月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南医院收治的小儿支原体肺炎患儿180例为研究对象,按照奇偶数法分为红霉素联合阿奇霉素组和阿奇霉素组,每组90例,分别给予患儿红霉素+阿奇霉素以及阿奇霉素治疗,3个疗程结束后比较两组患儿的疗效、退热时间、止咳时间以及住院时间。结果红霉素联合阿奇霉素组患儿的有效率为97.8%(88/90),显著高于阿奇霉素组的80.0%(72/90)(P<0.05)。红霉素联合阿奇霉素组患儿的退热时间、止咳时间以及住院时间均显著短于阿奇霉素组[(2.2±0.8)d比(3.8±1.2)d,t=2.349,P=0.009;(4.4±1.2)d比(6.4±1.5)d,t=2.064,P=0.011;(6.4±1.9)d比(8.0±3.3)d,t=2.620,P=0.005]。结论红霉素联合阿奇霉素治疗小儿支原体肺炎能快速缓解患儿的临床症状,其治疗效果显著优于阿奇霉素单一治疗。     

一种新型悬吊牵引装置在肘关节松解术后促进快优康复的影响分析

目的：探讨一种新型悬吊牵引装置在肘关节松解术后促进康复的疗效及意义。方法：将97例肘关节松解术患者根据住院尾号单双数随机分为术后使用悬吊牵引装置组及传统模式组。术后24h、72h、出院当天分别比较两组患肢肿胀情况，术后72h、出院当天、1个月、6个月分别比较两组患者肘关节屈伸活动度，术后1个月、3个月、6个月分别比较两组患者肘关节Mayo评分及生活质量评分。结果：两组患者术后72h和出院当天肿胀程度有显著性差异，两组患者出院当天、术后1个月肘关节屈伸活动度有差异，术后6个月时活动度无差异。两组患者术后1个月时mayo评分及生活质量评分有显著性差异，术后3个月时Mayo评分仍存在差异，术后6个月时Mayo评分及生活质量评分均无显著性差异。结论：今后对于肘关节松解术患者的临床护理中，可在术后为患者常规采用新型悬吊牵引装置，促进消肿，缓解疼痛，从而减少患者痛苦，短时间内增加肘关节屈伸活动范围，提高功能锻炼效果，达到快优康复的目的。     

神经外科护士在新冠肺炎中的职业暴露分析与防护

正冠状病毒在系统分类中属于冠状病毒科,已多次被证实冠状病毒可以感染人类[1]。2003年爆发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SARS)以及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都证明了冠状病毒可以跨越物种屏障,对人类生命造成威胁[2-3]。目前,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4]还没有特异性的药物以及疫苗出现,在缺乏有效治疗与防控方法前,对于接触感染人员最多的医护人员应做好防护。我院神经外科结合临床实践以及查阅国内外相关防护文献     

养老机构及医养结合医院如何防范新冠肺炎

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方式主要为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人群普遍易感,重症及死亡者多为合并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养老机构和医养结合医院为老年人聚集地,一旦发生疫情,将导致灾难性后果。本文从综合管理、传染源管理、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及疫情监控这几个方面进行综述,探讨如何做好养老机构及医养结合医院新冠肺炎的防范。     

浅谈从“脾-胃-肠”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2019年12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陆续发现了多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随着大量确诊病例的出现,以及对该病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此病初发时多表现为发热、咳嗽、胸闷、乏力、肌肉疼痛等,同时常伴有食欲减退、恶心、呕吐、腹痛、腹胀、腹泻等消化道症状,甚至部分患者仅以消化道症状为首发表现[1]。武汉地处江汉平原东部,属北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疫情发生时正值冬至、三九之时,应寒而反暖,气候反常,加之阴雨连绵,正如《温疫论》所言"病疫之由,昔以为非其时有其气，春应温而反大寒，夏应热而反大凉……”，这种气候学上的反常加之地理因素为此次疫病发生的外在因素[2]。     

肺部CT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与支原体肺炎的鉴别诊断

目的探讨肺部CT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与支原体肺炎(MPP)的鉴别诊断价值。方法收集2020年1月20日至2020年2月5日于华润武钢总医院确诊的COVID-19患者45例,另选取2017年9月1—21日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08医院住院诊断治疗的MPP患者38例。对COVID-19和MPP的肺部CT影像表现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COVID-19肺部CT征象1)分布:单侧发病5例,双肺发病40例,主要以胸膜下(40例)及小叶核心(38例)为主,2例重症患者见两肺弥漫分布;2)密度:仅为毛玻璃影(GGO)10例,GGO+实性兼有者35例;3)伴随征象:血管增粗43例,胸膜平行征33例,铺石路征38例,"反晕征"3例,2例出现胸腔积液,2例可见肺气囊征象,未见空洞出现。MPP肺部CT征象1)分布:病变呈大叶性分布2例,大部分呈小叶性分布36例;双肺下叶病灶27例;2)密度:GGO 36例,病灶有实变21例;3)伴随征象:典型树芽征25例,小叶间隔局限性增厚21例。纵隔和肺门未见明显肿大的淋巴结,两侧胸腔未见明显的积液征象。COVID-19实变率较MPP高(P<0.05),两者GGO及胸腔积液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COVID-19和MPP的CT表现都以GGO为主,但COVID-19少见支气管壁增厚,分布为胸膜下及小叶核心区域,与支气管分布无关,病变实变率较高;MPP病灶与支气管分布关系密切,并有一定的特征性影像征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