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臂外侧上皮神经及其营养血管筋膜皮瓣的应用解剖

目的:为带臂外侧上皮神经及其营养血管筋膜皮瓣提供解剖学基础.方法:32例经灌注红色乳胶的成人上肢标本,对臂外侧上皮神经及其营养血管等进行了较详细的应用解剖学研究.结果:臂外侧上皮神经在均由腑神经发出,起点横径为1.5±0.4mm,在三角肌深方斜向外下3.6±1.1cm从该肌后缘中1/3浅出肌间隔,分为上支和下支,分布于三角肌后部、外侧部和臂外侧上部.该神经的营养血管起源于旋肱后动脉,起点外径为0.9±0.4mm;其行程、分支和分布均同在神经,供血范因为14.8×9.8cm~2,并与周围的皮动脉存在丰富吻合.结论:带臂外侧上皮神经及其营养血管筋膜皮 瓣可视受区需要设计成游离瓣或旋转瓣,用于修复邻近部位、手或颌面部缺损.     

重型乙型病毒性肝炎肝组织内T淋巴细胞亚群的观察

本文用抗CD_3,CD_4,CD_8McAb和ABC法检测21例重型乙肝患者肝大片,亚大片坏死区炎性浸润细胞中的T细胞亚群,CD_3~+细胞>70％,其中主要为CD_8~+细胞,CD_4~+细胞减少,CD_4~+/CD_8~+比值显著下降,与急黄肝和慢活肝比较差异显著。相反,非HBV感染性肝病患者非T细胞和CD_4~+细胞增加,CD_4~+/CD_8~+比值>1。提示重肝时T细胞可能参与了肝损伤,CD_8细胞亚群可能是介导肝细胞坏死的重要因素之一。还观察到相当数量的淋巴细胞和肝细胞HLA—DR抗原阳性,淋巴细胞与膜型HBAg(+)肝细胞密切接触。     

现代生物技术在药物研究中的应用概况

本文对生物技术在药物研究中的应用概况进行了综述     

数字式人体能量测试仪对肺癌诊断价值的初探

我们用数字式人体能量测试仪,经过对正常人、肺部非肿瘤疾病患者、肺癌患者在相关穴位进行无扰测温检测,找出了肺癌患者体表能量测试值的两个阳性特点.以此两特点又反馈到每个受测者进行衡量,结果可见肺癌组患者阳性符合率(83.3%)远远高于非肿瘤组(37.7%)和正常人组(40%),经x~2检验:P<0.01,说明我们找出的肺癌患者的两个特点是非常有意义的,即肺癌患者体表穴温分布具有特异性,且可被无扰测温装置所探知.这对肺癌的早期诊断与高危人群的监护将是一个有意义的探索.     

子宫内膜腺癌中HIF-1α与PHD2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目的探讨缺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inducible factor-1α,HIF-1α)及脯氨酸羟化酶2(prolyl hydroxylase 2,PHD2)与子宫内膜腺癌发生、发展及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方法收集增殖期子宫内膜38例、不典型增生42例及子宫内膜腺癌65例,采用免疫组化SABC法检测HIF-1α和PHD2在三种组织中的表达,并结合临床特征(如患者年龄、病理分期、组织学分级、肌层浸润深度及淋巴结转移等)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 HIF-1α在增殖期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及子宫内膜腺癌的阳性率分别为26. 32%、47. 62%、63. 08%,三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3. 011,P 0. 05);同时PHD2在增殖期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及子宫内膜腺癌中的阳性率分别为84. 21%、57. 14%和27. 69%,三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1. 537,P 0. 05)。此外,PHD2和HIF-1α的表达均与子宫内膜腺癌的临床分期、组织学分级、肌层侵润、淋巴结转移有关(P均0. 05);与患者年龄无关(P 0. 05);两者在子宫内膜腺癌中的表达呈负相关(rs=-0. 524,P 0. 01)。结论 HIF-1α及PHD2可能在子宫内膜腺癌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联合检测HIF-1α及PHD2的表达,为子宫内膜腺癌的诊断、治疗及预后提供参考。     

血液透析护理质量控制指标构建与应用

目的构建血液透析护理质量控制指标,为持续改进血液透析护理质量提供依据。方法基于文献回顾、专家评价、德尔菲法等初步确定指标,经由全国护理质量促进联盟血液净化专业组讨论后最终确定血液透析护理质量控制指标。于2021年11月在陕西省119家医院血液透析室进行试点应用。结果共确定了5项血液透析护理质量控制指标。陕西省119家医院血液透析室护患比均达到1:0.5,体外循环凝血发生率、体外循环漏血发生率、内瘘穿刺损伤发生率、血液透析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发生率分别为0.468%、0.033%、0.663%、0.199‰,二级医院各项指标发生率均高于三级医院。结论血液透析护理质量控制指标适用于血液透析专科护理管理与质量评价。建议各省血液净化、护理质控中心从信息平台、质量评价标准、指标数据填报人员培训、基层帮扶、适宜血液透析护理技术推广等方面持续改进血液透析护理质量。     

新生儿败血症休克预测模型的构建——1 695例患儿回顾性研究

目的 筛选新生儿发生败血症休克的危险因素,建立新生儿败血症休克临床预测模型。方法 选取2016年1月1日—2019年12月31日重庆医科大学7家附属医疗机构中患有败血症的新生儿,根据是否发生败血症休克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采用单因素分析、LASSO和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危险因素。采用logistic、极端梯度提升（XGBoost）、随机森林（RF）、分类回归树（CART）和人工神经网络（ANN）建立新生儿败血症休克预测模型,根据灵敏度、特异度、曲线下面积等指标评估模型性能。结果 本研究中,共有339名败血症新生儿发生败血症休克,1 356名败血症新生儿未发生败血症休克。单因素分析筛选出31项差异指标,多因素分析筛选出12项独立危险因素。测试集中,logistic、XGBoost、RF、CART、ANN模型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56 (0.809～0.903),0.861 (0.819～0.904),0.880 (0.838～0.922),0.835 (0.790～0.881),0.808 (0.756～0.860)。结论 本文构建的五种预测模型相对稳定,其中,RF模型的预测性能最佳,能为新生儿败血症休克提供较好的预测。     

1982年与2012年中国6~17岁儿童蔬菜水果摄入比较

  目的  分析1982年与2012年我国6~17岁儿童蔬菜水果摄入量及其变化特征。  方法  以1982年全国营养调查18 237名与201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中的5 819名6~17岁儿童为对象,分别用称重记账法与3 d 24 h膳食调查法收集儿童食物摄入情况,分析并比较两个年份学龄儿童的蔬菜与水果摄入量及达到WHO推荐摄入量的情况。  结果  学龄儿童蔬菜摄入量从1982年的300.4 g下降到2012年的185.8 g(Z=45.9, P＜0.001);学龄儿童水果摄入量由1982年的28.2 g增加到2012年的45.9 g(Z=36.8, P＜0.001)。学龄儿童蔬菜水果总摄入量达到WHO推荐量80%及以上的比例由1982年的42.2%下降到2012年的21.6%(χ2 =809.9, P＜0.001)。1982年和2012年,男生蔬菜摄入量均高于女生,且随年龄增长而升高;水果摄入量均为城市儿童高于农村儿童。  结论  2012年与1982年相比,我国6~17岁儿童蔬菜摄入量下降较多,水果摄入量有所增加,2012年与1982年儿童蔬菜与水果摄入量均不足,建议采取综合干预措施提高儿童蔬菜与水果的消费,促进其健康成长。     

项目管理在管道护理中的实践效果评价

留置导管在为患者缓解症状的同时,也带来了非计划性拔管、导管相关性感染等问题。2015年-2018年,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护理部组织全院各护理单元,围绕非计划性拔管、导管相关性感染和其他管路并发症三方面,从项目启动、计划、实施、控制和收尾5大阶段展开项目管理专项活动。项目管理专项活动实施以来,全院共上报管道护理项目36项,开展25项,非计划性拔管、导管相关性感染及其他并发症分别开展12项、4项和9项;非计划性拔管率、导管相关性感染发生率降低;共制定9项管道护理相关流程和指引,7个管道护理视频;护理人员工作满意度和团队凝聚力提高（P＜0.001）。下一步尝试在项目管理中引入叙事医学和磁性护理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