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用全棉毛巾冷敷肿胀肢体

骨科患者肢体肿胀较常见，骨折后24～72h疼痛剧烈。如不及时处理，将导致患肢血液循环障碍，影响手术的进行及康复效果。严重的肢体肿胀可致骨筋膜综合征而使肢体发生坏死。临床上常采用生物冰袋进行肢体冷敷，接触面积小，容易从患肢滑落，需多次重新放置，增加护士的工作量，且患肢不能随意活动。我科自2012年3月以来，采用全棉毛巾对急性期肿胀肢体进行冷敷，效果满意。现介绍如下。     

西藏大学学生急救知识知晓情况干预前后调查分析

目的了解对西藏大学学生进行急救知识干预后西藏大学学生急救知识的知晓情况,为提高西藏大学学生急救素养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法和建议。方法用整群分层随机抽样法、自行设计的急救知识调查问卷对西藏大学1257名大学生进行前后对照调查。结果培训前后西藏大学学生常见急救知识知晓率依次变化为吃饭噎住23.2%(75.2%)、裸露皮肤烫伤36.9%(43.3%)、静脉大出血37.2%(70.9%)、溺水37.6%(52.2%)、狗咬伤39.1%(84.9%)、崴脚43.0%(63.4%)、手指削掉皮57.1%(61.2%)、腿部骨折58.5%(83.2%)、过度饮酒昏迷65.6%(90.3%)、高处跌落67.1%(96.7%)、眼睛溅入不明液体82.4%(85.8%)。结论经过培训及现场演练后,西藏大学学生急救知识知晓水平整体提升,应该在西藏大学学生中普及急救知识和技能,采用多渠道多次干预,从而使西藏大学学生的现场救护和现场急救能力有一个质的飞跃。     

2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与双下肢血管病变关系的分析

目的探讨2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DPN)与下肢血管病变(LEVD)是否相关。方法回顾性分析120例2型糖尿病患者,分为合并周围神经病变组(DPN组)78例和非合并周围神经病变组(DM组)42例。所有研究对象均行神经电生理检查及下肢动脉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并根据下肢血管病变的严重程度进行评分。结果 DPN组的年龄、糖尿病病程、FBG、HbA1c、LEVD评分较DM组均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BMI、SBP、DBP在2组间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2型糖尿病患者LEVD暴露发生DPN的危险性是无LEVD暴露患者的7.4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DPN的危险因素有糖尿病病程、HbAlc、LEVD评分;2型糖尿病患者LEVD评分增高发生DPN的危险性增高,当LEVD评分>0时,发生DPN的危险性是无LEVD患者的7.4倍。     

中国异烟肼耐药结核分枝杆菌基因突变特征分析

目的: 明确中国异烟肼(INH)耐药结核分枝杆菌基因突变的分子特征。方法: 在PubMed、中国知网、万方、维普数据库中检索有关中国结核分枝杆菌耐INH基因突变的研究文献,对纳入文献的突变基因的突变位点、突变类型,以及氨基酸改变数量等信息进行整合分析。结果: 共纳入69篇中英文文献,共6393株INH耐药结核分枝杆菌。95.71%(6119/6393)检测到基因突变或缺失,其中katG、inhA、aphC突变数量最多,分别占77.57%(4959/6393)、15.20%(972/6393)、3.69%(236/6393)。单基因单位点突变占87.80%(5613/6393),联合突变占12.20%(780/6393)。katG315突变占INH耐药菌株总数的56.22%(3594/6393),katG463突变占10.03%(641/6393),inhA15突变占10.10%(646/6393)。突变形式最常见的是C→T,占10.03%(641/6393)。结论:中国INH耐药结核分枝杆菌突变基因最多的是katG、inhA、ahpC,突变密码子最多的是katG315、katG463、inhA15。     

强迫症的认知理论

强迫症的主要特征是强迫观念和强迫行为,患者有意识的自我强迫和自我反强迫共存。认知理论对强迫症的解释和治疗得到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的支持。强迫信念对闯入性思想的评价是强迫症状得以发展和恶化的重要因素。几个有影响力的强迫症的认知模型分别介绍了不同的强迫信念是如何导致强迫症状的。可以采用认知治疗技术克服强迫思维。     

早期预警评分系统在护理工作中的应用现状

<正>患者安全是医疗卫生系统最为关注的问题,而意外事件的发生往往存在"预警信号",即事件发生之前的数小时可以在临床上观察到某些病情恶化的症状,并且这些症状通常表现为某些生理参数指标的异常改变。因此,早期识别住院患者临床生理恶化的预警指标并做出处理可以有效降低人为不良事件,从而保证患者安全[1]。然而,很多时候医护人员对患者病情判断还主要凭临床经验和"直觉",这不利于科学规范开展医疗工作,并且未合理处置病情致严重的不良事件可     

环孢菌素A抑制内质网应激减轻β淀粉样蛋白_(25-35)对PC12细胞凋亡的研究

目的探讨环孢菌素A对β淀粉样蛋白_(25-35)(Aβ_(25-35))诱导PC12细胞凋亡的保护机制。方法 PC12细胞传代培养,分为对照组、Aβ_(25-35)组、Aβ_(25-35)+环孢菌素A组(环孢菌素A组)。Aβ_(25-35) 10μmol/L,环孢菌素A 20 -μmol/L。药物作用24 h后,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率,Western blot检测内质网应激蛋白钙网蛋白、半胱天冬氨酸酶12(caspase 12)活化片断的蛋白表达。结果与对照组细胞凋亡率(2.0±0.2)%比较,Aβ_(25-35)组细胞凋亡率(45.0±3.7)%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环孢菌素A组细胞凋亡率为(27.0±2.4)%,较Aβ_(25-35)组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Western blot显示,与对照组比较,Aβ25 35组钙网蛋白、caspase-12活化片断表达明显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Aβ_(25-35)组比较,环孢菌素A组钙网蛋白、caspase 12活化片断表达明显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环孢菌素A可通过抑制内质网应激相关蛋白表达,来减轻Aβ_(25-35)对PC12细胞的凋亡作用。     

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同时测定马铃薯中6种环己烯酮类除草剂

目的建立马铃薯中6种环己烯酮类除草剂残留量的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同时检测方法。方法样品经乙腈超声提取,离心后上清液经Envi-carb固相萃取柱净化。采用Dionex C_(18)色谱柱(2.1 mm×100 mm,2.2μm)分离,以乙腈和含0.1%甲酸的5 mmol/L乙酸铵水溶液梯度洗脱,多反应监测模式(MRM)测定,外标法定量。结果 6种环己烯酮类除草剂在2~100μg/L浓度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r≥0.9923),6种环己烯酮类的定量限均为2.0μg/kg,检出限均为0.6μg/kg,6种环己烯酮类除草剂在马铃薯中以2.0、4.0和10.0μg/kg加标时回收率在67.5%~95.8%之间,相对标准偏差均8.5%。应用该方法对30份马铃薯样品进行检测,共检出阳性样品2份,检出率为6.7%。结论该方法简便、准确,适用于马铃薯中6种环己烯酮类除草剂残留量的同时检测。     

靶向治疗时代转移性肾癌多学科综合治疗的单中心经验总结

目的总结在靶向药物治疗基础上单中心转移性肾癌的多学科诊疗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07年12月至2019年2月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经多学科诊疗团队(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诊治的168例转移性肾癌(metastatic renal cell,mRCC)患者的临床数据。根据治疗方式将患者分为3组。单纯靶向药物治疗(A组)76例,男55例,女21例;年龄52(17~73)岁;透明细胞癌60例,非透明细胞癌16例;国际转移性肾细胞癌联合数据库(International Metastatic Renal Cell Carcinoma Database consortium,IMDC)预后评分低危11例,中危48例,高危17例;初诊时即有转移44例;行原发灶切除术63例。靶向药物治疗+局部治疗(B组)66例,男55例,女11例;年龄54(21~86)岁;透明细胞癌49例,非透明细胞癌17例;IMDC预后评分低危13例,中危39例,高危14例;初诊时即有转移32例;行原发灶切除术56例。靶向药物治疗+局部治疗+免疫治疗(C组)26例,男19例,女7例;年龄52(23~83)岁;透明细胞癌15例,非透明细胞癌11例;IMDC预后评分低危9例,中危13例,高危4例;初诊时即有转移9例;行原发灶切除术26例。3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一线靶向治疗药物为舒尼替尼、索拉非尼、阿昔替尼。舒尼替尼50 mg,每日1次,用药4周停2周;索拉非尼400 mg,每日2次;阿昔替尼5 mg,每日2次。接受舒尼替尼、索拉非尼、阿昔替尼一线治疗者分别为103、18、39例。靶向药物治疗时间均>6个月。免疫治疗采用派姆单抗(Pembrolizumab)2 mg/kg静脉应用,每3周1次,或低剂量(20 mg)派姆单抗孵育经体外扩增后的自体外周血树突状细胞细胞因子诱导杀伤细胞(dendritic cells cytokine induced killer,DC.CIK),每周1次,4次后改为每2周1次。18例采用DC.CIK,8例采用派姆单抗。局部治疗方式包括立体定向放疗(stereotactic body radiation therapy,SBRT)和外科治疗(手术切除或能量消融治疗)。根据靶向药物治疗效果,转移灶部位、数量、与周围器官关系,以及患者的意愿,经MDT专家讨论后决定局部治疗方式。92例接受局部治疗,其中单纯外科治疗34例,单纯SBRT 37例,外科治疗+SBRT 21例。比较3组的疗效和不良反应情况,分析不同治疗方法与患者总生存时间(overall survival,OS)的关系。结果168例中位随访23个月(6~117个月)。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progression free-survival,PFS)为18.3个月,中位OS为33.5个月;2年生存率为66%,5年生存率为35%。A、B、C组的中位OS分别为29.8个月、44.6个月和未达,2年生存率分别为58%、67%和89%,5年生存率分别为12%、46%和57%。在靶向药物治疗的基础上接受联合治疗者的预后均优于单纯靶向药物治疗者,5年总OS分别为51%和11%。C组的中高危mRCC患者预后明显优于A、B组。在接受免疫治疗的患者中,靶向药物治疗联合DC.CIK与联合派姆单抗的中位OS分别为49.1个月和53.1个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41)。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OS与IMDC评分、原发灶切除、治疗模式相关(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OS与治疗模式、原发灶切除显著相关(P<0.05),靶向药物治疗+免疫治疗+局部治疗可使mRCC患者死亡风险下降约60%(HR=0.39,95%CI 0.17~0.89,P=0.026)。78例使用靶向药物治疗发生3~4级不良反应,12例因无法耐受一线靶向药物治疗不良反应而停药或换药。16例采用靶向药物联合免疫治疗发生3~4级药物不良反应,主要为疲乏8例次、白细胞降低4例次、血小板降低3例次、转氨酶和胆红素升高3例次。靶向药物治疗联合DC.CIK治疗的严重不良反应发生例数少于联合派姆单抗治疗(6例与12例),特别是显著降低了血液学毒性(2例与5例)和肝毒性(0例与3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外科治疗后出现ClavienⅢ~Ⅳ级并发症16例次,主要为感染和切口延期愈合6例次、不全肠梗阻4例次,围手术期输血15例次。SBRT治疗后6例出现美国放射肿瘤协作组评分(Radiotherapy Oncology Group,RTOG)3级不良反应,其中骨髓抑制4例,皮肤反应和放射性神经炎2例,未观察到≥4级不良反应。结论在靶向药物治疗基础上联合免疫治疗和局部治疗的mRCC患者预后明显优于采用单纯靶向药物治疗的患者。经MDT诊疗的综合治疗可使mRCC患者生存获益。     

父母视力健康知识对子女寻求视力健康服务的影响

目的：通过研究父母视力知识的认知水平对其为子女寻求视力健康服务的影响,为有效防控学生视 力不良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横断面调查研究。基于陕西省、甘肃省共252所农村小学5 236名学生 的调研数据,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父母认知水平对子女寻求视力健康服务的影响,并采 用倾向匹配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从5 236个全样本学生看来,样本地区学生近视率高达 46.31%,其中74.54%的学生没有进行视力检查。在2 425个近视样本中,只有15.09%的学生配戴眼镜。 父母对视力问题的认知存在较大的误区,全样本和近视样本中父母对视力健康知识的正确回答率都 较低。多元Logistic分析结果显示父母视力健康知识的掌握情况对是否带子女进行视力检查和是否 给视力不良孩子配戴眼镜均存在显著影响：近视及其成因（OR=1.15,95%CI：1.00～1.33,P=0.043; OR=1.20,95%CI：1.03～1.41,P=0.023）、戴眼镜会使得视力越来越差（OR=1.23,95%CI：1.06～1.46, P=0.007）、学生应该经常检查视力（OR=1.40,95%CI：1.15～1.69,P=0.001）以及小学生不应该戴眼 镜（OR=1.05,95%CI：0.91～1.22,P<0.001）均对父母是否带孩子去检查眼睛具有显著的影响;父 母知道近视是看不清远处东西（OR=1.35,95%CI：1.04～1.76,P=0.024）、近视不戴眼镜会影响学习 （OR=1.54,95%CI：1.16～2.05,P=0.003）以及小学生不应该戴眼镜（OR=1.61,95%CI：1.23～2.10, P=0.001）均对孩子戴镜行为有显著的影响。结论：在我国农村地区,学生的视力不良已成为一个严 重的问题,且父母对视力问题的认识存在较大的误区。作为孩子行为的决策者,父母对视力健康知 识的认知会影响他们对孩子的视力检查及配镜等视力健康寻求行为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