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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了解评估汶川地震45天后震中地区某民营厂矿员工的创伤应激反应和自尊水平状况。方法在汶川震中地区地震45天后对某大型民营企业厂矿员工进行抽样调查,采用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量表平民版(PCL-C)、自尊量表(SES)、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和自编的调查问卷。结果创伤后应激障碍PCL-C总分平均为39.634-10.73;该调查人群中PTSD阳性检出率为26.3%,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27);地震45天后心理反应以“担心”最常见(86.8%);被调查对象的自尊平均水平为28.57±3.32,与国内成人正常水平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t=-0.484,P=0.630),PCL-C总分与自尊水平(P=0.469)和积极应对(P=0.780)均不存在统计学显著相关关系。结论在汶川地震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中,应正确理解灾后早期出现的PTSD症状反应性质,把握好不同时期的工作重点,更有效地做好灾后危机干预工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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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了解广东省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中小学生营养知识和日常饮食行为习惯情况,为开展营养健康教育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中小学生1864人,通过问卷调查获取中小学生营养知识和不良饮食行为习惯情况。结果中小学生营养知识平均正确率仅为41.6%。中小学生边吃饭边看电视比例达到52.9%,有30.9%、23.6%和25.4%的中小学生经常吃零食或喝含糖饮料、挑食或偏食和经常喝生水。中学生不良饮食习惯比例高于小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广东省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中小学生营养知识掌握不够,存在不合理的饮食行为。应对中小学生开展营养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培养合理健康的饮食习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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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了解广东省中小学生甲型H1N1流感防制健康教育信息来源渠道及传播效果。方法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抽取调查对象,运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进行调查。结果广东省中小学生获取甲型H1N1流感防制健康教育信息的主要途径是电视(64.7%)和网络(12.1%),觉得最好最有效的途径也是电视(54.2%)和网络(15.6%);学生获取甲型H1N1流感防制信息途径在性别、学习阶段、居住地是否发生疫情间的分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2χ值分别为33.04,48.95,26.70,P值均<0.05);89.7%的中小学生从电视上获取甲型H1N1流感有关信息,56.5%的中小学生是从新闻节目获取的,获取时间段以晚餐时段为主(42.9%);74.8%的中小学生从网络上获取过甲型H1N1流感有关信息,只有22.4%的中小学生收到过甲型H1N1流感防制的短信;大多数中小学生认为从以上渠道获取的甲型H1N1流感防制信息质量和效果较好。结论在今后学校健康教育工作中,要综合利用各种传播渠道开展立体式健康教育以提高健康教育效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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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是指自发完成的、故意的行动后果,行为者本人完全了解或期望这一行动的致死性后果.据WHO统计,2000年全球有将近100万人自杀,在任何一个国家自杀都是十大死因之一[1].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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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型H1N1流感流行对广东省居民健康行为影响情况调查 总被引:2,自引:2,他引:0
目的了解甲型H1N1流感流行对广东省居民健康行为的影响及不同特征居民健康行为改变情况。方法发生过和没有发生过甲型H1N1流感疫情的地市均作为调查地区,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抽取调查对象。全省共调查18~70岁居民5901人。结果甲型H1N1流感流行期间,居民咳嗽、打喷嚏时遮掩口鼻等6项健康行为形成率均高于甲型H1N1流感发生前,6项健康行为增加比例在3.6%~12.1%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特征居民甲型H1N1流感发生后咳嗽、打喷嚏时遮掩口鼻等6项健康行为形成率增加比例不同。40~49岁居民咳嗽、打喷嚏时遮掩口鼻、洗手、通风和锻炼增加比例高于其他年龄组,农村居民咳嗽、打喷嚏时遮掩口鼻、通风、锻炼和每月聚餐少于4次增加比例高于城市,疫情地区居民咳嗽遮掩口鼻、洗手、通风和锻炼增加比例高于非疫情地区。结论甲型H1N1流感疫情流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居民健康行为的形成。不同特征居民健康行为改变不同,在传染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中,要根据不同人群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促使居民形成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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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分析广州市孕产妇就医行为特征及就诊医疗机构的选择,为引导孕产妇科学就医及分级诊疗提供参考。方法 2016年5—9月采用分层典型抽样的方法,选取广州市一级、二级和三级医院〔分别为增城区新塘医院(现更改为二级医院)、增城区妇幼保健院、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各1家作为调查点,随机选取在调查点就医的675例孕产妇,采用基于Andersen卫生服务利用行为模型设计的问卷进行调查,采用决策树分析方法分析孕产妇选择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影响因素。结果 选择一级医院207例(30.7%),二级医院219例(32.4%),三级医院249例(36.9%)。不同年龄、与医院的距离、等候时间、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产检次数、妊娠次数、流产史、活产子女、婚前检查、不良孕史、产前检查、认为选择的早孕建卡机构费用低、认为选择的早孕建卡机构服务资质优、认为选择的早孕建卡机构距离近、总体满意度的孕产妇选择医院级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决策树分析结果显示,决策树1的一级医院预测正确率高于二级医院(χ2=111.023,P<0.001),决策树2、3的总预测正确率高于决策树1(P<0.05)。决策树1显示,等候时间、认为选择的早孕建卡机构费用低是决定孕产妇选择一级或二级医院的主要原因;决策树2显示,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产检次数、妊娠次数、认为选择的早孕建卡机构距离近是决定孕产妇选择二级或三级医院的主要原因;决策树3显示,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妊娠次数、活产子女、认为选择的早孕建卡机构距离近是决定孕产妇选择一级或三级医院的主要原因。结论 应加强分级诊疗的政策引导,引导无危险因素的孕产妇去一级或二级医院就诊;引导因家庭收入高去三级医院就诊的孕产妇合理选择医疗机构;一、二级医院应提高对孕产妇定期产检的要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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