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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为掌握辽宁省城乡18岁以上居民精神疾病患病率水平和分布特征,于2004年11月至2005年4月在省内6个市县开展了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了7200户居民参加调查。以复合性国际诊断交谈检查量表1.0版(CIDI 1.0)为调查量表,采用WHO-CIDI 1.0软件按DSMⅢ-R标准作出各类精神疾病12月患病诊断。采用SPSS 11.5软件计算各种疾病的12月患病率,以2000年全国人口构成计算标化率。 相似文献
102.
目的:研究2000年大连市金州和庄河地区自杀的流行病学特点、寿命损失、死亡经济负担值以及精神负担情况。方法:自杀死亡的资料来源于2000—02/2001—07大连市金州和庄河两地的县级医院、乡卫生院、村卫生所登记在册的自杀已遂病例,共66例。对照组以性别、年龄和居住地域为匹配指标进行选择,共66例:被访人是农村自杀死亡者的亲友,共330例。从人口学角度分析自杀造成的生命年的损失;从微观角度分析自杀给患者家庭经济造成的影响,从宏观角度分析自杀给社会造成的经济影响;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自杀给亲友造成的精神负担。结果:①大连市金州与庄河地区自杀流行病学特点:2000年自杀已遂的66例人口中,男女比为2.67:1;自杀者年龄以15~34岁和&;gt;60岁者居多;自杀组家庭年收人明显少于对照组。②自杀死亡所致的生命年损失:自杀已遂者的潜在寿命损失年为1949.22人年,平均每例自杀的潜在寿命损失为29.53人年;其中35~39岁年龄组的潜在寿命损失最大。标准期望减寿年数共计2560.16人年;其中25~55岁年龄组的标准期望寿命损失最大。减少伤残调整寿命1401.48人年.其中35~39年龄组损失的值最大。③自杀死亡经济负担的核算:自杀死亡病例家庭未来收入损失的总现值为2027.547万元,平均每个家庭的损失为30.720万元,损失最大的年龄段是35~39岁组。按照Barnum法计算的总的社会经济损失为6237.971万元,平均每个死亡病例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为94.515万元,15~44岁组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最大;以残疾调整生命年为减寿指标计算的总的社会经济损失为1973.284万元,平均每个死亡病例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为29.898万元,15~44岁组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最大。④自杀死亡造成的心理冲击及其相关影响因素:被访人对于不同性别的自杀行为持有差异性态度,对女性自杀所持的态度更宽容;女性被访者对于不同性别的自杀行为持有的态度无差异;男性被访者对于不同性别的自杀行为态度不同,对女性自杀的态度更宽容。对因得了不治之症采取自杀行为的态度最为宽容,对因破产丢钱而采取自杀行为所持的是一种最不接受的态度。自杀者亲属比其他人表现出对自杀行为的更加强烈的否定倾向,抑郁出现频率也显著高于其他人。结论:大连市庄河和金州地区的农村自杀事件的发生自杀死亡给自杀者家庭经济增加了负担,给自杀者亲友在情感上造成创伤,而且造成了对社会生产生活的影响,对社会心理的冲击,并且社会为了防治自杀消耗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应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防止自杀事件的发生。 相似文献
103.
104.
目的:探讨乳腺癌患者心理干预的方法。方法:对乳腺癌患者123例其中社区康复中心29例,住院部94例,采用1998年谢亚宁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问卷、1986年龚耀先修订的艾森克人格问卷(Eysenckperson-alityquestionnaire,EPQ)进行对照研究。结果:两组调查对象的应付方式及人格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康复中心应付方式积极因子项得分17±8,消极因子项得分8±5,住院部应付方式积极因子项得分16±9,消极因子项得分7±5;康复中心人格精神病质4.2±2.6,内外倾向9.7±5.2,神经质13.1±5.6,住院部人格精神病质4.3±2.4,内外倾向9.7±4.2,神经质11.1±5.3。结论:社区康复中心内外的乳腺癌患者应付方式和人格没有本质区别。 相似文献
105.
目的:调查海员这一特殊人群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阳性率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选择2004-04/07所有进行换证、培训前健康体检的中国东北三省海员424名为调查对象。采用基本情况问卷、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量表平时版、艾森克人格问卷、领悟社会支持量表、症状自评量表、特质应对方式问卷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当场自填问卷方式。症状自评量表的10个因子包括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其他。艾森克人格问卷的4个因子分包括精神质分、稳定性分、内外向分、掩饰性分。特质应对方式问卷的两个因子包括消极应对、积极应对。对取得数据进行整理、编码,建立SPSS10.0数据库,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秩和检验、Spearman相关分析、多元回归等分析方法进行数据处理。结果:共完成问卷424份,实际有效问卷404份,有效率为95.3%。①近海海员的创伤后应激障碍阳性率最高16.13%,远海海员次之11.65%,新录最低8.06%,三者差异不显著。②调查对象的自然情况年龄、家庭人口数、教育水平、上船前户籍等与创伤后应激障碍无相关性。③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量表平时版的分值与症状自评量表的10项因子均呈显著正相关(r=0.475,0.362,0.442,0.312,0.472,0.495,0.561,0.524,0.555,0.443,P<0.001),与领悟社会支持量表总分呈显著负相关(r=-0.290,P<0.001),与积极应对呈显著负相关(r=-0.213,P<0.001),与精神质分、稳定性分呈显著正相关(r=0.253,0.312,P<0.001),与内外向分、掩饰性分呈显著负相关(r=-0.211,-0.210,P<0.001)。④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量表平时版评分的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量表平时版的分值与消极应对、偏执、恐怖呈正相关;与积极应对呈负相关。结论:影响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量表平时版分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调查对象的人格特点、身心健康程度、社会支持因素等都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相关因素。 相似文献
106.
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创伤后应激障碍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目的:分析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后医护人员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情况及相关因素.方法:于2003-12/2004-01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2003-03/05辽宁省SARS确诊患者和不同程度受到SARS威胁的医护人员以及医学院在校学生为观察对象.包括5组,患者组:辽宁省健在的SARS患者4例(其中大连3例,葫芦岛1例);一线医护组(直接治疗和护理SARS患者)60人;二线医护组(参与SARS排查并在发热门诊和发热病房从事医疗和护理)50人;普通医护组(在普通病房工作)30人;在校大学生组(指SARS封校期间的医学院校在校学生)30人.采用自行设计的半开放式基本情况问卷进行一般情况调查.采用美国的创伤后应激量表中文译本及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量表平时版的中文译本进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采用症状自评量表评定心理健康水平.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来评估人格特征.采用特质应对方式问卷反映个体具有特质属性的并与健康有关的应对方式.对所有观察对象进行面对面访谈、心理测量和记录.对所得数据资料用秩和检验、Spearman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等分析方法进行处理.结果:将174例观察对象的资料整理、按标准剔除无效问卷12份,获得合格问卷162份.有效率93.1%.162例SARS相关观察对象创伤后应激障碍患病率为5.56%.对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量表平时版的相关分析结果为:①与艾森克人格问卷各量表的相关分析:神经质的、精神质的个体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量表平时版分值高,而越掩饰的人分值越低.②与症状自评量表的相关分析: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量表平时版评分值与心理健康水平明显相关,受各个方面的综合影响,是心理健康因素各方面的综合反应.③与特质应对方式问卷的相关性分析:积极应对困难者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量表平时版的分值高,即与积极应对呈负相关,而与消极应对呈正相关.④与应激强度相关分析:SARS相关观察对象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量表平时版与工作环境、是否在SARS期间患病并接受治疗(F=3.416 P=0.020)、不同工作的城市(F=5.393,P=0.006)而有明显差异,即应激强度增大,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量表平时版分值增高.⑤多元回归分析: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量表平时版的分值与症状自评量表中的强迫症、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消极应对因子以及SARS期间患病且接受过治疗呈正相关.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量表平时版分值越高,家庭人口数越多,SARS期间曾被隔离的人易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结论:应激事件的性质、强度、观察对象的身心健康程度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易患因素,影响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量表平时版的因素具体可概括为:个性特征(神经质、精神质)、较高的应激强度、消极应对方式、心理健康状况(强迫症、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等. 相似文献
107.
目的:分析不同警务人员群体创伤后应激障碍阳性率及其影响因素,为警务人员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筛查及干预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于2004-03/07采用基本情况问卷、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表、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量表(平时版)、特质应对方式问卷,对大连市某区警务人员364人进行整群抽样调查和量表测评。对数据资料进行整理、编码,最终建立SPSS10.0数据库。采用秩和检验、Spearman相关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等分析方法进行数据处理。结果:共发放问卷364份,收回问卷364份,有效问卷300份。①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量表(平时版)得分为29.39±10.85,呈正偏态分布。②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量表(平时版)得分与警务人员年龄、婚龄、家庭人口数呈负相关(r=-0.118,-0.115,-0.178,P=0.041,0.047,0.002)。③以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量表(平时版)得分>42分确定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初步筛查阳性,所有研究对象筛查阳性的为33人,阳性率11%,其中大专毕业生阳性率最高14%(24/179),高中(中专)毕业生阳性率最低3%(1/33)。④应激强度高的警务人员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量表得分明显高于应激强度低的警务人员;被误解,精神分裂,消极应对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筛选阳性率的3个危险因素。结论:从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量表(平时版)得分和创伤后应激障碍阳性情况的相关因素分析,判断警务人员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相关危险因素包括:个性特征、应激强度、应对方式等。 相似文献
108.
目的探讨晚期癌症患者的抑郁及相关因素,以制定更加合理的心理护理计划。方法选用抑郁自评量表(SDS)、医学应对方式问卷、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对102例晚期癌症患者进行评定。结果晚期癌症患者的抑郁情绪明显高于正常人;且与回避、主观支持、支持利用负相关,与屈服正相关。结论晚期癌症患者存在明显的抑郁情绪并与心理社会因素密切相关,应针对性地给予心理帮助和护理。 相似文献
109.
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评价量表 总被引:5,自引:2,他引:5
目的:分析美国创伤后应激障碍研究中心制定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量表平时版在中国使用的可行性。方法:于2003-12/2004-01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2003年春辽宁省的SARS确诊患者和医护人员以及在校的医学院校学生为观察对象,包括5组,SARS患者组(辽宁省健在的SARS患者4名,其中大连3名,葫芦岛1名),一线医护人员组(直接为SARS患者治疗和护理的医护人员60名),二线医护人员组(参与SARS排查并在发热门诊和发热病房从事医疗和护理的医护人员50名),普通医护人员组(在普通病房工作的医护人员30名),大学生组(SARS封校期间在校的医学院校学生30名)。采用的问卷和测量工具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量表平时版、美国为临床医生使用的DSM-Ⅳ创伤后应激量表以及自行设计的基本情况问卷,对所有人员进行面对面访谈、心理测量和记录。对所得数据资料进行整理、编码,建立SPSS 10.0数据库,用秩和检验、Speaman相关分析等分析方法进行数据处理。结果:共获得162份有效问卷,将其进行结果分析。在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量表平时版与创伤后应激量表的相关性分析中,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量表平时版与创伤后应激量表分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组与非创伤后应激障碍组进行描述可见,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量表平时版与创伤后应激量表均呈正偏态分布,采用Speaman相关分析,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量表平时版与创伤后应激量表呈高度正相关。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量表平时版的90%范围是17~42,总的诊断符合率为91.3%。结论: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量表平时版可成为国内筛查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临床应用工具,其临床医学参考范围是17-42。 相似文献
110.
目的探究年龄和家庭支持等因素对乳腺癌妇女精神障碍的影响程度,为有效的临床干预提供科研依据. 方法对乳腺癌妇女精神心理状态和人格评定采用临床晤谈、明尼苏达多项人格问卷( MMPI)和生活事件量表及基本情况问卷的方法,以 SPSS 10.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结果①纳入术后续贯入住肿瘤科继续接受治疗的 208例乳腺癌妇女,年龄 24~ 83岁,平均 47岁 ,61例为文盲或初小文化, 19.2%为农民, 74例为工人, 94例为脑力劳动者.接受乳房保留术 22例,根除术 186例; 182例接受化疗, 176例接受放疗;自述患病时间为术后 1~ 17年. 89%为已婚妇女,婚姻时间平均 23年;感到自己得到家人悉心照顾和积极支持者占 70.7%, 15.4%患者不知道自己所患疾病真相. MMPI测量结果高于 70分的临床量表情况有 Hs为 40.9%, D为 72.6% ,Hy为 38.5%, Pd为 17.8%, Mf高于 60分占 50.0%,但都低于 70分; Pa和 Pt分别有 42.8%和 54.8%高于 70分, Sc为 76.9% ,Ma为 17.8%,而 Si有 7例( 3.4%)高于 70分, 58.6%高于 60分.②多因素 Logistic分析发现 , 确诊时年龄越大, D与 Pa得分越低,与 40岁以下相比 ,各年龄组 OR分别为 0.72,0.51,0.37,0.26(P=0.03)和 0.68,0.46,0.31,0.21(P=0.01);能够得到家庭和亲人的悉心照顾与支持,亦使 Pa ( OR=0.38, P=0.002)和 Pt( OR=0.38, P=0.01)分值减低. 结论年龄增大是 D与 Pa的保护因素 ,能够得到家庭和亲人的悉心照顾与支持亦是 Pa和 Pt的保护因素.而化疗、对疾病及其治疗的期望与信心、家庭经济收入、婚姻状态与质量等未发现与 MMPI测量值有直接的联系.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