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社交焦虑量表的编制

目的：编制适合大学生的社交焦虑量表(SAI)，并得到该量表的大学生常模。方法：对520名大学生(男生255人，女生265人)的SAI测试结果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对1891名来自全国8个城市的大学生(男生888人，女生999人，4人性别缺失)完成了SAI测试，其结果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26名北京大学的学生完成了重测。结果：探索性因素分析获得3个因素：紧张焦虑(TA)、社交敏感(SIS)、社交自信(SIC)；验证性因素分析验证了3因素模型的结果(CNIN／DF=3．027，GFI=0．939，AGFI=0．925，TLI=0．891，CFI=0．903，RNSEA=0．046)，并根据修正指数进行了量表简化最终获得22个条目的SAI量表；该量表的一致性信度和分半信度均大于0．70；最后本研究提供了该量表的大学生常模，并对本结果和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了讨论。结论：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可用于大学生中进行测试。     

社交焦虑个体的注意偏差实验研究

目的:考查威胁和非威胁两种实验情景下高低社交焦虑个体对威胁性词语的注意偏差.方法:根据在社交焦虑量表上的得分从264名大一学生中筛选出16名高分组成员和16名低分组成员,并将被试随机分入威胁性和非威胁性两种实验情景,完成点探测任务.结果:实验情景的主效应显著[F(1,31)=4.353,p=0.046],与非威胁性情景相比,被试在威胁性情景下倾向于对威胁性词语警觉;社交焦虑的主效应不显著[F(1,31)=0.676,p=0.418];实验情景和社交焦虑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F(1,31)=4.045,p=0.054].结论:只有在非威胁性情景下,高社交焦虑个体才表现出对威胁性词语的回避;特质焦虑对注意偏差的影响不显著.     

家庭环境与ADHD儿童某些心理特征相关性的研究

目的 :探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edisorder,ADHD)儿童家庭环境特点及其与儿童自我意识、自尊、内外控等心理特征的关系。方法 :选用家庭环境量表 (FES)、Piers -Harris儿童自我意识量表、自尊调查 (TheSelf-esteemInventory ,Coopersmith)、儿童内外控量表 (Nowicki-StricklandInternal -ExternalControlScaleforChildren)以及艾森克个性问卷 (EPQ -儿童版 )分别对 10 8例ADHD及 10 8名正常儿童进行评定。结果 :ADHD儿童的家庭在FES量表中家庭亲密度、情感表达、文化性、独立性、知识性、娱乐性、道德观、家庭组织性上的得分都显著低于对照组 (均P <0 0 5 ) ;而在家庭的矛盾性高于对照组 (P <0 0 5 )。ADHD儿童的自我意识、自尊水平均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的儿童。ADHD儿童表现更为外控 ,而正常对照组则更为内控。ADHD儿童在精神质、神经质得分高于对照组 ,掩饰性低于对照组。FES量表中的家庭环境因素对ADHD儿童的自我意识、自尊、内外控及个性特征没有显著影响 ;而正常组儿童的这些心理特征与家庭环境中的某些因素有关。结论 :家庭环境因素对ADHD和对照组儿童自我意识、自尊、内外控及个性特征发展的影响是不同的     

高社交焦虑个体对正性面孔的解释偏差

目的:考察高社交焦虑个体是否对正性面孔存在主观解释偏差,探索其对正性社交信息的解释方式,以帮助理解社交焦虑个体对正性刺激的认知加工模式。方法:研究为单因素设计,以被试社交焦虑水平为组间变量。采用社会交往焦虑量表(SIAS),从60名学生中筛选出得分最高的前27%和最低的后27%,分别为高、低社交焦虑组。以正性情绪面孔为材料,给出其在特定社交背景下可能的正性、中性和负性解释,每种解释为一个独立的评分维度。通过自陈报告的方法,要求高、低社交焦虑组被试就想到某一解释的可能性大小进行评分;随后再根据自身对每种解释的相信程度,对三者进行排序。结果:评分结果表明,相比于低社交焦虑个体,高社交焦虑个体更不容易想到对正性面孔的正性解释(P<0.001),而更容易想到负性解释(P<0.001);排序结果表明,高社交焦虑个体更不相信对正性面孔的正性解释(P<0.001)。结论:高社交焦虑个体对正性面孔存在解释偏差;他们不仅无法充分理解正性面孔的积极含义,还更倾向于直接对正性面孔做出负性解释,两者都可能导致社交焦虑症状的维持。     

心理治疗师与少年父母对保密原则的态度

心理咨询/治疗中的保密原则对治疗关系及效果都有重要影响[1-3]。然而,在青少年咨询中,治疗师在保密原则[4]上却常常因父母监护权及知情权而呈现出选择上的两难局面。国外研究表明,青少年父母对知情权的态度和伦理了解度是影响保密原则的因素[5-6]。而目前国内的伦理研究多以治疗     

以提升自我调节学习效能感为主的团体干预对学业拖延状况的改善

目的:探讨以提升自我调节学习效能感为主的团体干预对学业拖延状况的改善作用.方法:采用方便取样,共招募有学习拖延困扰的被试29名,分为实验组(n=15)和对照组(n=14).对实验组进行3周6次的团体干预,团体干预方法结合了短程聚焦疗法及认知疗法,干预重点为提高被试的自我调节学习效能感.对被试在团体干预前、干预后及干预结束3周后施测自我调节学习效能感量表( SES-RLS)、贝克抑郁量表(BDI)、Tuckman拖延量表(TPS)简化版,并让被试报告每日拖延时间量以及拖延对学业带来的影响(拖延结果).结果: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时间与组别在SESRLS得分、拖延时间量、拖延结果的交互作用均显著,实验组后测、追踪的SESRLS得分高于前测,而拖延时间量、拖延对学业的影响得分均低于前测(均P＜0.05),对照组3个时间点的SESRLS得分、拖延时间量、拖延后果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时间、组别在SESRLS得分、拖延时间量、拖延后果的主效应均不显著.时间、组别在特质拖延上的主效应、交互作用均不显著.结论:团体干预能有效提高个体的自我调节学习效能感,从而使个体的拖延行为、拖延不良后果下降;但并不能降低拖延倾向,显示拖延倾向的稳定性,提示以后干预需要更长时程的干预.     

心理健康专业服务人员对机构管理和建构的看法及实际情况

目的:考察国内心理健康专业服务人员对专业机构建构的看法及其现实情况。方法:采用方便取样,选取全国不同省市心理健康服务从业者及管理者共1543人,使用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情况调查表调查其对专业机构的人员构成情况、管理方法和工作检查与评估的主观理想情况和现实情况,并对其做比较。结果:(1)心理健康工作者对机构人员构成上的主观理想情况和现实情况没有明显差异。在主观理想模式中,不同专业工作者对心理咨询师的理想人数的看法不同,心理咨询师认为的理想咨询师人数(3.6±2.4)多于通科医生(2.5±2.1)和心理辅导员(3.0±2.4)。不同专业工作者对理想治疗师人数的看法也不同,精神科医生理想看法的数量(3.0±2.4)高于通科医生(1.6±.9)和心理咨询师(1.9±1.3)。在现实模式中,不同专业机构的实际人员配置上,咨询师或治疗师比例和测量人员比例不尽相同,心理咨询专业工作者所在机构的咨询或治疗师人数(5.5±5.8)多于精神科医生所在机构(5.0±4.0),而精神科医生所在机构的测量人员多于咨询师所在机构的测量人员[(2.3±1.6)vs.(1.8±1.5)]。(2)心理健康专业工作人员对专业机构建构的管理方式和专业工作评估方面存在理想和现实层面上的明显差异,在督导、案例讨论、对疗效进行评估等方面现实状况均落后于被试的理想状态,如有87.3%的人希望有督导,而现实中只有28.0%的人有督导。结论:国内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对专业机构管理和建构的人员构成、管理方法和工作评估等方面存在理想模式和现实模式的差异。     

我国心理健康服务从业者培训动机现状调查

目的:考察心理健康从业者的培训动机及其影响因素.方法:用培训动机量表、职业压力量表、机构对专业工作的检查评估方式量表,对来自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1391名心理健康从业人员的培训动机和影响因素及人口统计学变量进行调查.对培训动机在性别、年龄、专业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并对培训动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我国心理健康从业人员的培训动机分为3类,即提高自我、解决自己心理问题和工作需求;女性提高自我和解决自己心理问题动机得分高于男性[(7.9±1.8)vs.(7.2±2.0),(2.5±1.2)vs.(2.1±1.1),均P=0.001];培训动机在专业、从业取向、有无证书、是否担任督导、是否担任培训教师、专职与兼职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如,有证书者3类动机得分均高于无证书者:(7.8±0.1)vs.(7.3±0.1),(2.4±0.1)vs.(2.1±0.1),(7.3±0.1)vs.(6.6±0.1),均P=0.001].职业压力、机构的评估方式、培训次数等因素对培训动机有预测作用(β=0.100～0.177).结论:心理健康从业者提高业务水平和提高自我的动机最高,参加培训的主流是积极的.从业者的培训动机水平因性别、专业学历、取向等因素而不同,并受职业压力、机构的评估方式和参与培训次数等因素的影响.     

地震后不同生活改变受灾民众的创伤后应激症状和抑郁症状

在经历了汶川地震后,受灾民众不仅遭受了经济和心理上的影响,还面临着很多生活上的改变[1-4]。研究发现,经历创伤事件的个体会出现睡眠紊乱[5-6],以及对烟酒等物质使用上的变化[7-9]。本研究在震后3个月,对彭州板房区的受灾民众可能出现的睡眠、娱乐、吸烟及饮酒等生活改变进行     

大学生演讲比赛选手的演讲状态焦虑研究

目的:考察不同情境下演讲比赛选手演讲状态焦虑的主观心理反应和行为反应.方法:采用窄时间段测量法用主观焦虑程度(SUD)自评和行为评估他评两法测量在实验条件和比赛现场选手的演讲状态焦虑.结果:①实验情境中,不同时段SUD差异显著,行为评估指标无差异.②现场情境中,主题演讲不同时段SUD差异显著,即兴演讲不显著;在两类演讲中,选手在多个行为指标上均表现出适应阶段焦虑水平低于正视阶段.③对两种情境下指标比较发现,SUD时段主效应显著;在行为指标上,情境和时段主效应均显著.结论:在两种情境下,选手的演讲状态焦虑在主观评定和行为指标上均表现出逐步下降的习惯化趋势,且行为指标受情境的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