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惹程度、特质愤怒对反事实思维产生的影响

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指在心理上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否定、并建构一种可能性假设的思维活动[1],它作为反复回想的一种思维过程[2],是个体体验到愤怒情绪时的一种情绪调节策略.根据与实际情况的比较方向[3],反事实思维可以分为:①上行反事实思维,个体设想比实际结果更好的情况;②下行反事实思维,个体设想比实际结果更糟糕的情况.研究表明,反复回想与个体的特质愤怒存在正相关[4],而不同情绪状态下个体会产生不同的反事实思维[5-6],正性情绪下个体更容易产生下行反事实思维,而负性情绪下个体更容易产生上行反事实思维.本研究通过操控个体感受到的激惹水平,考察不同特质愤怒水平的个体在对激惹事件的反事实思维上的差异.     

大学生社交焦虑的羞耻感等因素影响模型

目的：建构青少年社交焦虑的羞耻感模型，探索以羞耻感为主的各种心理因素之间的关系，及对社交焦虑的影响。方法：对327名大学生进行量表测评，包括羞耻感、社交焦虑、自尊、父母教养方式、艾森克人格简式量表(中国版，EPQ—RSC)。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来验证羞耻感对社交焦虑重要影响作用的假设。结果：模型中羞耻感对社交焦虑的回归权重为0．6，在社交焦虑的各种影响因素中占首要地位，其次为人格因素，权重为-0.35，教养方式、自尊通过羞耻感、人格间接影响社交焦虑。结论：羞耻感对社交焦虑的重要作用得到结构方程模型的有力支持。     

大学生完美主义问卷的修订

目的:结合Hewitt和Flett的完美主义心理问卷和临床经验,对Frost完美主义问卷(FMPS)进行修订。方法:由350名大学生被试对项目增订后的问卷进行填写,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对问卷的因素进行检验。结果:问卷包含50个项目,四个维度(分量表),分别是担心出错、个人标准、条理性和父母要求。因素分析表明,四个维度解释总方差的42.31%,各维度的项目载荷在0.37～0.79之间。分量表分半信度为0.73～0.88,同质性信度为0.80～0.91,重测信度为0.68～0.80(P<0.01)。与FMPS相比,修订问卷增加了15个项目,合并了FMPS的两个维度,使得问卷结果统计和对结果的解释更为简洁。结论:修订后的大学生完美主义问卷具有令人满意的信效度,适合在大学生人群中使用。     

不同时期北京人对SARS的应对行为、认知评价和情绪状态的变化

目的 :探讨在非典型肺炎疫情的不同阶段 ,北京人的应对行为、认知评价和情绪的状况及其发展变化规律。方法 :自编《关于非典型肺炎 (SARS)的调查问卷》 ,通过E -mail和网页填写问卷的方式 ,共得到北京的有效问卷 473份 ,使用SPSS10 0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面对非典型肺炎 ,北京人感到了比较多的环境压力 ,他们对非典型肺炎的信息比较关注 ,同时采取了注意个人卫生、作息习惯、出门戴口罩、减少不必要的外出等措施进行预防 ,部分人也出现了一些储存现金和食品、过多测体温等非理性的行为。在认知上 ,人们认为应该调整心态坦然面对。在非典型肺炎与人们的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减少时 ,人们越来越多的体会到紧张、恐惧、愤怒、悲观、无助的负性情绪 ,兴奋、平静和麻木的情绪在随之减少。随着疫情的发展 ,人们的认知、行为和对非典型肺炎的关注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从羞耻感角度对社交焦虑大学生的团体干预

研究发现,55．7％的个体在青春期有社交焦虑的体验,社交焦虑障碍的发病率也达到1％左右。高特质焦虑组大学生占总人数20．3％,其中社交焦虑个体占了较大的比重。国内外一些学者认为羞耻感可能是     

自我概念羞耻感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

目的探讨自我概念与大学生抑郁的关系,考察羞耻感在这个关系中的作用,为高校心理健康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方法采用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TSCS)、羞耻感量表(ESS)和Beck抑郁自评量表(BDI)对某高校457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自我概念的正向因子与抑郁、羞耻感呈显著负相关;自我概念负向因子与抑郁、羞耻感呈显著正相关;羞耻感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回归分析表明自我概念、羞耻感对抑郁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羞耻感在自我概念与抑郁间的作用为部分中介作用。结论自我概念、羞耻感对抑郁有显著预测作用,低自我概念可能导致高羞耻易感性,使个体更易陷入抑郁。     

家庭因素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

目的：影响青少年抑郁的因素有很多，抽取关于家庭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以便更好地从家庭角度理解青少年抑郁并提示可行的治疗。资料来源：应用计算机检索Elseview 1970-01／2005—10关于家庭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的文章，检索词为“adolescent，depression，family，parenting”，并限定语言种类为英语。同时手工检索与青少年抑郁及其家庭方面内容相关的书籍。资料选择：对资料进行初审，纳入标准：青少年抑郁及其相关的家庭方面的文献。排除标准：重复性研究。资料提炼：共收集37篇相关的文献，排除重复研究18篇，选择19篇文献用于综述，并采用了3本相关书籍的内容。资料综合：家庭可以从不同方面对青少年的抑郁产生影响：父母的遗传影响青少年的抑郁倾向；父母的生育年龄过高或过低都会对青少年的情绪有着负性的影响；家庭的应激事件和青少年抑郁有着密切的相关；父母抑郁，特别是母亲抑郁，会使得青少年抑郁的风险大幅提高；父母以负性教养方式为主，缺乏正性的情感支持，则青少年抑郁发生的可能会增加。．结论：家庭可以从许多方面对青少年抑郁产生影响。提示针对家庭的干预可能有助于减少青少年抑郁的发生。     

重技术轻伦理——心理咨询之大忌

如果将心理咨询的伦理和交通法规作对比,那真的再合适不过了。当你学开车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交通法规很枯燥?当你成为一名技术娴熟的司机,开车走遍大江南北时,会不会因为上班赶时间而违规超车?会不会占用不该走的车道?会不会偶尔闯个小路口的红灯?违反咨询伦理或违反交通法规与技术是否娴熟无关,与属于新手还是专家无关。它与你的伦理意识、文化、内心的需求有关。     

修订版儿童事件影响量表在地震灾区初中学生中的信效度

目的:研究修订版儿童事件影响量表(Children's Revised Impact of Event Scale,CRIES)在中国地震灾区初中生中应用的信效度。方法:在汶川地震发生6.5个月后,在一般地震灾区方便选取428名11～16岁的初中学生,统一填写了CRIES和儿童抑郁量表(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CDI)。使用SPSS13.0和AMOS4.0分析量表信效度,并且对四种假设的结构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修订版CRIES内部一致性Cronbachα系数为0.724,2周后的重测信度为0.88,各条目与总分之间的相关为0.36～0.58。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包含侵入、回避和高唤醒3个相关因素的模型拟合度最高(χ2/df=1.927)。其中侵入和回避2个因素的条目载荷较高(0.40～0.67),高唤醒因子部分条目载荷水平一般(0.40),且其与侵入因素的相关较高(r=0.70)。受试的侵入得分(1.78±1.16)最高,其次为高唤醒(1.63±1.02),回避得分(1.20±1.13)最低。结论:修订版儿童事件影响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是评估儿童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一种较好工具。     

想法行为混淆量表在中国大学生中的修订

目的:在大学生群体中修订想法行为混淆量表(Thought-Action Fusion Scale,TAFS),并考察其信效度.方法:采用方便取样方法,对样本1的378名大学生施测TAFS、贝克抑郁问卷、状态特质焦虑问卷、Frost完美主义问卷、多元个人传统性量表,以检验量表的效度,并随机选取其中42名学生,在初测4周后进行了重测以检验重测信度;对样本2的273名大学生施测TAFS、白熊压抑量表、帕多瓦量表,以验证强迫观念认知模型的跨文化有效性.结果:对样本1的探索性因素分析获得TAF量表的3个因素(道德、可能性-自我和可能性-他人),3个因素可解释总变异的51%(各条目在所属因子的因素负荷为0.418～0.847);对样本2的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三因素模型拟合良好(χ2/df =2.25,CFI=0.92,TLI=0.90,RMSEA=0.07,SRMR=0.06).TAFS总分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重测信度为0.67;3个因素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4、0.83和 0.86.效标效度分析表明TAFS总分和TAF可能性分量表均与抑郁(r=0.19、0.27)、完美主义(r=0.25、0.27)、迷信信念(r=0.25、0.26)呈正相关,均P＜0.05;TAF可能性分量表与特质焦虑呈正相关(r=0.22,P＜0.05);TAF道德分量表与以上量表均无相关(P>0.05).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证实了以下模型:想法行为混淆导致思维压抑,而思维压抑导致强迫症状(χ2/df=1.285,CFI=0.988,GFI=0.990,TFL=0.982,RMSEA=0.035).结论:想法行为混淆量表的中文修订版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用来测量对强迫症症状的发展及维持起作用的两种认知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