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名方猪苓汤的历史沿革与临床运用考证

经典名方猪苓汤出自东汉时期医圣张仲景编纂的医学著作《伤寒论》,被收录于2018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的《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采用文献学研究方法,通过系统梳理古籍文献和现代文献,对经典名方猪苓汤的历史源流、组成、剂量、炮制、煎服法、功效和应用等进行考证分析。共获取猪苓汤相关信息733条,涉及中医古籍206部,其中52部详细记载了猪苓汤的组成、剂量、炮制、功效等关键信息。考证分析结果显示,猪苓汤由猪苓、茯苓、泽泻、阿胶和滑石组成,其中猪苓和茯苓宜去皮使用,阿胶宜蛤粉炒制,滑石宜粉碎或水飞。根据古今剂量折算,煎服时取猪苓、茯苓、泽泻、滑石各15.63 g,加水800 mL,煎煮至400 mL,除去药渣,药汁加入阿胶15.63 g烊化,每次温服140 mL,每日3次。猪苓汤具利水、养阴、清热之功效,主治水热互结证,症见小便不利、发热、口渴欲饮等。现代研究表明,猪苓汤常用于治疗肝硬化腹水、慢性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征、腹泻、尿路感染等疾病。该文对经典名方猪苓汤进行了关键信息考证,为猪苓汤的后期开发研究提供了参考依据。     

基于《老年人围手术期高风险用药目录》的高龄骨科患者长期用药评估

摘要：目的:基于《老年人围手术期高风险用药目录》,对拟行骨科手术的高龄患者的长期用药进行评估,优化用药方案,减少围手术期药物相关风险。方法:通过访谈方式收集2017年7月～2020年12月入住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骨科,符合入排标准高龄患者（≥75岁）的用药信息,以《老年人围手术期高风险用药目录》为评价标准,分析患者的高风险用药情况。结果:共纳入503例患者,男190例,平均年龄（80.30±3.96）岁。共检出389例（77.3%）患者使用高风险药物,涉及1 074例次用药。其中241例（47.9%）使用2～4种高风险药物,53例（10.5%）使用≥5种。高风险用药共涉及10大类51种/类药物,其中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药（ACEI）/血管紧张素拮抗药（ARB）、阿司匹林和β受体阻断药用药频次较高。对于药物围手术期潜在风险进行分析,增加谵妄、跌倒和认知功能受损风险的药物多为镇静催眠抗焦虑药;增加出血风险的药物中,阿司匹林、非甾体抗炎药（NSAIDs）和氯吡格雷占比较高;增加肾功能损害的药物中,用药频次最高的是ACEI/ARB和NSAIDs。结论:本院拟行手术的高龄骨科患者存在一定的药物相关风险,临床药师应协助医生加强老年患者长期用药的方案优化,尽量规避和减少用药风险,促进合理用药。     

小肠坏死患者术后华法林应用观察

目的：分析华法林与其他药物相互作用并寻找药师下临床工作切入点。方法：通过观察一例小肠坏死患者术后使用华法林过程中凝血指标的变化,分析变化的原因,查找并分析可能与华法林产生相互作用的药物。结果：华法林与奥美拉唑和氟康唑合用过程中产生药物相互作用,使INR值升高。结论：药物相互作用是药师开展临床药学工作的重要切入点之     

β-淀粉样肽诱导单核细胞培养上清液致神经细胞损伤模型的建立

目的建立β淀粉样肽（Aβ1-40）诱导THP-1单核细胞（模拟小胶质细胞）的上清液致SK—N—SH神经细胞损伤的细胞模型，并研究神经细胞损伤的机制。方法用乳酸脱氢酶（LDH）漏出率观察人神经母细胞瘤SK-N—SH细胞系的损伤程度；以放射免疫法测定THP-1单核细胞培养的上清液中炎性细胞因子IL-1β、IL-8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浓度。结果Aβ1-40（终浓度125nmol／L）与THP-1单核细胞孵育0．5～4h，取上清液加入到培养的SK-N—SH神经细胞共孵育24h，SK-N-SH神经细胞LDH漏出率较对照组明显增高，其中Aβ诱导THP-1细胞2h的上清液对SK—N—SH神经细胞的损伤最明显。Aβ1-40与THP-1单核细胞孵育2h，其上清液中炎性细胞因子IL-1β、IL-8和TNF-α水平比对照组明显增高。结论Aβ1-40诱导THP-1单核细胞可作为免疫炎性损伤的细胞模型，炎性细胞因子水平增高是Aβ引起神经细胞损伤的机制。     

全面触发工具在药品不良事件检测中的应用初探

目的：探讨全面触发工具（ GTT）在我国医疗机构检测药品不良事件（ ADE）的可行性。方法调取1013年1月1日至11月31日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出院患者的信息,按照出院时间排序后,使用Microsoft Excel 1007软件中的随机抽样工具,每半个月随机抽取30例患者的病历。根据入选标准（患者年龄≥18岁,1013年住院次数为1次,住院时间﹥1 d）、排除标准（入住产科、计划生育科、康复科、肿瘤科、日间病房、儿科的患者）剔除不合格病历,使用GTT推荐以及根据国外相关研究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自身经验确定的35项触发器（包含实验室指标、解救剂、临床症状和处理措施等）按样本随机顺序每半个月审查10份病历（若符合入选标准者不足10份则全部纳入）,检测到触发器者标记为触发器阳性,对触发器阳性所涉及情况进一步审查以确定或排除 ADE,对确定为ADE者进行分级。使用Microsoft Excel 1007软件对阳性触发器和ADE进行整理分析,计算阳性触发器的阳性预测值。结果审查病历共465份,涉及465例患者,其中男性156例,女性109例,年龄19~91岁,平均57岁,住院时间1~37 d,平均10 d。465例患者中触发器阳性者108例（44.7%）。35项触发器中有11项触发器呈阳性（61.9%）,共检出341例次。确定ADE 18例次,涉及16例患者,ADE检出率为3.4%（16/465）。18例次ADE中13例次有相对应的触发器,涉及8项触发器。11项阳性触发器的总体阳性预测值为3.8%。18例次ADE包括肺炎、肝损伤、寒战和皮疹各1例次,抗菌药物相关性腹泻、头痛、头晕、恶心呕吐、低血糖、过度镇静、谵妄、出血、白细胞减少症和兴奋各1例次;14例次为E级,4例次为F级;涉及药物11种,包括抗菌药物5种,血液系统药物和精神系统药物各3种,心血管系统药物、激素类药物和中成药各1种,调脂药、影响骨代?     

我院2016-2017年用药错误报告分析

目的了解我院用药错误(Medication error,ME)报告情况,为医院制定针对性的防范措施提供依据。方法收集我院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上报的ME报告。采用回顾性研究和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ME的分级、错误内容、引发因素、引发人员和发现人员的例次及构成比例。结果 2016-2017年我院共收到合格ME报告1 362例。B、C、D、E、F、H级ME分别占86.86%(1 183例)、9.62%(131例)、2.35%(32例)、0.81%(11例)、0.29%(4例)、0.07%(1例),没有A、G、I级的报告。从错误内容统计,用量错误比例最高,占32.18%(455例次),其次是给药频次和重复用药,分别占13.15%(186例次)、7.00%(99例次)。从ME引发因素统计,排在前3位的因素为知识欠缺、疲劳和培训不足,分别占42.58%(671例次)、14.40%(227例次)和13.45%(212例次)。引发ME人员中,医师、药师、护士、患者或家属、厂家占比分别为88.75%、8.63%、1.49%、0.99%、0.14%。发现ME人员中,药师、医师、护士、患者或家属占比分别为88.33%、8.89%、1.60%、1.18%。结论我院ME以B级为主,错误内容以用量错误为主,引发ME的主要人员为医师和药师,主要引发因素为专业知识欠缺和疲劳,药师在及时发现和纠正ME中起到重要作用。     

出院带药不合理处方点评及干预

目的：分析外科系统出院带药不合理处方及干预情况,促进临床合理用药。方法：对我院外科系统2010年出院带药不合理处方干预记录进行分类统计。结果：不合理处方574张,占全年外科系统总处方26451张的2．17％,其中不规范处方458张,占不合理处方80％,主要问题为处方书写、医师签章、抗菌药使用不规范;用药不适宜处方116张,占不合理处方20％．主要问题为药品用法用量、联合用药不适宜。结论：应提高合理用药水平,保证患者用药安全。     

临床药师床旁教育实践及患者依从性评价

目的 通过对老年慢性病患者开展用药教育实践,探讨临床药师床旁教育前后对患者用药依从性影响的评价。方法 临床药师对2017年6至12月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一病区住院的老年慢性病患者,使用教育模板制作用药教育材料并进行用药教育。结果 2017年6月至12月共对71名患者进行出院带药教育,出院一个月后对其中62名患者采用服药依从性量表（Morisky）进行依从性评估。结论 通过对患者的出院带药床旁指导,从而提高药物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提高患者的用药依从性,并提高患者对药师服务的满意度。也为建立标准化的出院带药流程提供参考。     

从医师角度探讨临床药师的培养

根据临床药师培训目标和临床药师的知识结构,借鉴国外教学经验,制定了临床药师的培训内容和培养方法。通过临床实践,实现了学生理论基础的再强化,以及在疾病面前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