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根管扩大开窗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163例

开窗法髓核摘除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已是医学界公认的经典术式,开窗的方法有多种多样.本院自2002年以来应用神经根管扩大开窗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163例,效果满意,报道如下.     

肝硬化门脉高压症患者胃左静脉组织ET-1和NO的变化与静脉压的关系

目的:探讨肝硬化门脉高压症患者胃左静脉组织中内皮素-1(ET-1)和一氧化氮(NO)比值的变化及其与胃左静脉压力的相关性。方法:放射免疫法和硝酸酶还原法检测肝硬化门脉高压症患者及对照组患者胃左静脉组织中ET-1和NO含量,术中测定胃左静脉压力,比较两组ET-1/NO比值的变化,并对ET-1/NO比值与胃左静脉压力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门脉高压症患者胃左静脉组织中ET-1/NO比值较对照组明显升高(P<0.05)。ET-1/NO比值与胃左静脉压力呈显著正相关关系(P<0.05)。结论:肝硬化门脉高压症患者存在ET-1和NO失衡,ET-1产生相对过多,可能是门脉高压症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ET-1/NO比值与胃左静脉压力相关,可以用来间接反映门静脉压的高低,从而对预测曲张静脉破裂出血有一定的意义。     

PVP联合抗骨质疏松“三联”用药治疗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的疗效

目的 探讨经皮椎体成形术(PVP)结合抗骨质疏松“三联”用药(降钙素鼻喷剂、阿法骨化醇、钙剂)综合治疗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的疗效.方法 我们将脊柱压缩性骨折行PVP手术患者随机分成二组,手术用药组PVP术后应用降钙素鼻喷剂2喷/d,阿法骨化醇0.5μg/d,钙片0.6g/d,疗程3个月；观察组单纯予以椎体成形术,分别在术前,术后1周,1个月,3个月,6个月采用VAS评分来评估二组治疗效果.结果 二组患者术后疼痛均有明显的缓解,但是相对于观察组,治疗组在术后1个月,3个月,6个月疼痛缓解以及生活质量提高更为明显,随着随访时间的延长,这种差别越来越明显.结论 PVP联合抗骨质疏松“三联”用药(降钙素鼻喷剂、阿法骨化醇、钙剂)治疗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更能缓解患者的疼痛,防止椎体的进一步塌陷和骨质疏松的发展,促进骨密度增加,提高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参与中澳项目国家级督导的感受

本文介绍参加湖南省醴陵和汨罗国家级督导组现场督导及反馈工作的感受。     

破类免疫——消除新生儿破伤风

一、全球消除新生儿破伤风概况 新生儿破伤风的感染途径和发病机理已经阐明,世界卫生组织(WHO)自本世纪60年代就倡导为孕妇实施破伤风类毒素(以下简称“破类”)免疫,以预防和控制新生儿破伤风。 据1985年WHO全球扩大免疫规划顾问小组估算,全部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每年大约出生8000万儿童,但有80万新生儿死于破伤风,约占每年出生儿童的1％。新生儿破伤风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应作为优先控制的疾病之一。     

护士长在防范门诊输液室护患纠纷中的做法与体会

门诊是医院的窗口,而我院每天门诊就诊人数达6000多人次,需要进行静脉输液的病人也相对较多,加上门诊输液室护理人员少、年龄结构偏大、学历层次不均、工作量重、随机性强;同时又是患者密度相对集中,对护理的要求也较高,在院停留时间短,单纯进行静脉输液治疗后即可回家的科室.因而在人员少、工作量多及复杂的患者群体,是产生护患纠纷的一个重要因素.     

腹部手术后肠麻痹的治疗

腹部手术后,均伴有程度不同的肠麻痹。大多数病人肠蠕功能在术后36小时左右恢复正常,但尚有少数病人肠蠕动非但不恢复,反而进一步发展为动力性肠梗阻。本文作者自1992年以来,采用复方大承气     

“松田模型”预测麻疹疫情动态的研究

本文依据河北省1952～84年麻疹疫情资料,应用“松田模型”初步探讨麻疹疫情动态的预测,现报告如下。“松田模型”及预测方法预测麻疹季节性高峰和流行年的数学模型(松田模型): 麻疹的预测指数X=(C_n A_n 1)/B_n×100 B_n:去年3～8月份患者总数(流行期)。 C_n:去年9～12月份患者总数(流行间期)。     

前臂轴性损伤临床诊治分析

前臂骨折是临床上常见的损伤．可为尺桡骨双骨折．也可仅有尺骨或桡骨骨折．同时伴上尺桡关节脱位或下尺桡关节脱位也比较常见。如盂氏骨折中上尺桡关节脱位．盖氏骨折中下尺桡关节脱位．前臂骨折伴上下尺桡关节同时脱位（Essex-Lopresti骨折-脱位）即前臂轴性损伤，临床上较为少见。笔自1984～2004年共收治本组病人21例。本对前臂骨折伴上下尺桡关节脱位的发生机制、诊断和治疗进行探讨。     

创伤后肠道细菌／内毒素移位的发病机制与意义

严重创伤打击下，机体肠黏膜屏障破坏可引起肠道细菌移位，内毒素血症的发生，通过内毒素增敏效应介导失控性炎症反应，进一步发展可诱发脓毒症和多器官损害。虽然细菌，内毒素移位的确切临床意义尚有争议，但许多证据支持肠道是脓毒症发生的“枢纽”器官。因此，防止肠道细菌/内毒素移位具有重要临床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