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人体器官捐献立法文献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目的分析国外器官捐献的相关立法内容,借鉴其先进经验,为探索及完善我国器官移植法律制度提供参考。方法查阅中文数据库中国知网、英文数据库Science Direct和Springerlink,采用高级检索,输入中文关键词器官移植、器官捐赠并含立法,英文关键词Organ Transplantation、Organ donation和Laws或legislation等,搜索2000年1月~2014年11月所有相关文献,依据标准纳入符合本研究目的的文献。结果 3个数据库中检索得到相关文献1160篇,经筛选得到213篇,根据文章研究目的,阅读文献摘要或全文找出与器官移植立法等相关文献,最终纳入文献23篇。文献共涉及12个国家,且各国在器官移植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立法,主要内容包括脑死亡的判定、捐赠者同意、家属/代理人的决定作用、器官捐献的年龄限制、器官买卖、器官捐赠者的补偿等。结论我国应借鉴国外器官捐赠立法的先进经验,为我国器官移植相关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参考。     

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现状

自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CDCD)全面取代司法途径供体来源,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来源,自此,中国器官移植事业开始为国际社会所瞩目。本文对近年来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发展进行介绍,以期鼓励同道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论自愿无偿器官捐献与脑死亡立法

近年来,医学界、伦理学界、法学界以及大众传媒对我国脑死亡立法问题给予积极的关注。大部分医务工作者都认为脑死亡立法势在必行,亦有少数人认为在中国脑死亡立法为时尚早,更多人则是持观望态度。在脑死亡立法时机上存在分歧是正常现象。这些分歧有待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以便加深对脑死亡的理解,推动脑死亡立法的进程。同时,我们注意到,在讨论过程中有些概念(例如植物状态、永久性植物状态、脑死亡等),以及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例如脑死亡立法的意义、脑死亡立法的目的、脑死亡诊断的适用人群等)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阐述,从而使得很多人对脑死亡及其立法产生误解和恐惧。     

器官捐献悖论——器官捐献转身

当今中国,拥有庞大的器官需求和潜在捐献群体,器官移植技术又获得了广泛开展。然而．在旺盛的移植需求和相对充足的服务能力面前．一场由国家力推的器官捐献与移植试点,却以三年不足700例的惨淡结果告终。通过梳理尚在纸面上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走访一些地方正在实施的器官捐献模式,可以发现,器官获取与分配环节的各自为政,恰是当前中国器官捐献流程不畅的症结所在。     

捐献器官捐献爱

器官移植是20世纪一项重大的医学进展。1936年，前苏联首先开展人体肾移植，1954年，美国一位年仅21岁的妇女移植了自己同卯双生姐姐的肾，1964年美国心脏移植获得成功，现在全球“换心人”在400个以上。     

关于我国器官移植与器官捐献的思考

本文着重分析我国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水平和社会需求与器官移植的供体缺乏之间的矛盾和原因,就如何解决器官移植中的器官捐献问题进行探讨.     

活体器官捐献供肝质量控制

活体肝移植供者评估是控制供肝质量的主要环节.活体供肝的质量可以通过规范的手术前评估得到控制.主要包括对供者健康情况的普查、潜在疾病或生理功能减退的评估、肝脏的解剖学分析以及潜在感染的判定.通过这些方面的评估,可以增加供者捐献手术的安全,初步判定受者接受供肝后可能面临的特殊风险,从而给予针对性的处置,改善活体肝移植预后.     

科技观察：器官捐献强调“分配公平”

在建立人体器官捐献体系过程中，如何分配捐献器官一直是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极为关注的问题。对此，各国具体做法有所不同，但普遍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基本原则。捐献器官分配公平与否，也从一个侧门面体现了社会的进步程度。     

活体器官捐献医学伦理学审查探讨

器官移植的活体器官捐献是目前医学伦理学关注的焦点，要杜绝一切形式的器官买卖及其它非法交易，必需做好活体器官捐献的医学伦理学审查。现就我院器官移植的活体器官捐献医学伦理学审查工作总结如下。     

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新时代器官捐献

中国的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中国模式”逐渐受到世界赞誉。但是器官数量的短缺仍是当前面临的最大困难,提高社会人群器官捐献率和个人器官捐献数量是当务之急。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重要价值观的梳理和分析,帮助今天的器官捐献工作找到恰当的价值引领,以期促进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发展。     

大学生对器官移植和器官捐献认知状况及态度的调查研究

通过对保定市5所高校学生进行关于器官移植和器官捐献认知状况及态度的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对器官移植及身后器官捐献知识的了解甚少，医学生掌握得较好，但仍不容乐观，回答完全正确的比例仅为28．81％；未能充分利用学校教育、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媒体进行宣传；影响捐献器官的主要因素是对器官捐献知识及社会意义的了解程度。因此，建议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加强有关知识的宣传。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推定同意及其在中国的可行性

通过叙述我国目前器官捐献的现状,进而研究了推定同意的概念,并论述了推定同意的意义：推定同意也是知情同意,其在相当程度上能提高器官捐献率,能让器官被充分利用、减少浪费,可以使器官捐献的利他与利己完善结合。认为通过国家倡导、进行长期广泛的宣传教育、借鉴国际经验等措施可促进其在我国的推行性。     

中国器官捐献的发展历程与展望

器官移植是上个世纪下半叶由欧美国家引进入我国以来,已成为一种成熟的临床技术,它挽救了大量晚期器官功能衰竭病人的生命。然而器官的捐献与分配涉及诸如文化、传统、伦理、法制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建立一个伦理的公民器官捐献体系是几代中国器官移植医生的梦想,这个梦想正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得以实现,我们正在开始一个阳光下的新征程,我国移植医务人员将光明正大地登上世界移植医学的舞台,使我国移植事业能在几年内以不可争辩的伦理方式成为世界移植大国。     

我国首例儿童脑死亡判定暨无偿器官捐献与移植

2003年11月6～9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脑死亡协作组及器官移植研究所在武汉市江夏医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多名专家协助下，完成我国首次儿童标准脑死亡判定及判定后自愿、无偿器官捐献儿童肾移植2例。2例手术同时进行，均获成功。现报道如下。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中的伦理与法律解读

通过对2013年美国胸科协会、国际心肺移植协会、重症医学学会、器官获取委员会以及美国器官资源共享网络,根据目前的临床数据和经验,对心脏死亡的供体器官捐献的伦理学与法律问题修订的新的指南进行解析后认为,在我国特殊的器官移植环境中,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存在着伦理和法律等方面的问题：知情同意、前后期干预、死亡判定、临终护理。     

器官捐献的道德思考

器官移植技术的出现和发展,给器官功能丧失的患者带来了福音.但是仅仅有先进的移植技术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与此相适应的可移植的器官来源.本文试从道德角度谈谈对器官捐献的认识.1 器官捐献是器官移植的主要渠道健康器官的收集是器官移植的重要基础,没有器官的来源就谈不上器官移植技术,器官的来源一般有器官捐献、商品化和推定同意等方式.器官捐献的前提是自愿,要了解提供器官者的意愿需要做许多工作,但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则无法了解其的真正意愿,如在意外事故中的死亡者,有的可能生前有捐献器官的表示,有的可能没有这种表示,在短暂的时间内,要弄清楚是十分困难的.     

关于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与获取的伦理思考

目前,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与获取存在器官捐献宣传工作不力,器官移植伦理审查不完善,器官捐献与获取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等问题。提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与获取应坚持自主自愿、知情同意、尊重生命、无偿捐献的基本原则,并提出加大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宣传力度、建立符合伦理的公民逝世后捐献与获取流程、切实加强伦理监管、建立健全器官获取组织(OPO)的组织架构及管理规范、创建供体补偿机制等措施。     

中国心脏死亡捐献器官评估与应用专家共识

1 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与心脏死亡诊断标准 1.1 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 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属于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China 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CDCD)三大类中的“中国二类(C-Ⅱ)”,即国际标准化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注)或称无心跳器官捐献(non-heart beating donation,NHBD)[1]. 近年来,DCD在我国已发展成为移植器官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移植学组和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联合制定本专家共识,以规范DCD器官的评估与应用,保障移植疗效.     

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的进展

器官移植是治疗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的最有效手段,而器官短缺已经成为制约器官移植发展的主要问题。近年来随着器官移植技术的日益成熟,包括器官保存技术以及新型免疫抑制剂的应用使得在扩大标准的器官捐献方面得到了发展。为了进一步合理的扩大器官捐献的来源,中国红十字总会和卫生部于2010年3月颁布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标准,并在全国启动试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