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adherin在恶性肿瘤侵袭转移进程中的作用

 恶性肿瘤作为全球较大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极大地危害人类的健康,并将成为新世纪人类的第一杀手^[1]。我国调查研究显示,人类所患肿瘤中约有80%以上来源于上皮组织,这些恶性肿瘤的发病与转移,例如非小细胞肺癌^[2]、胃癌^[3,4]、肝癌、乳腺癌^[5,6]、食管癌^[7]、卵巢癌^[8]、皮肤鳞状细胞癌、鼻咽癌、前列腺癌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与上皮型钙黏附蛋白E-cadherin表达下调或缺失有关^[9-15],致使细胞间黏附能力的下降和细胞极性的缺失,细胞易脱离原发病灶并向外周侵袭,恶性肿瘤即使手术切除原发病灶并配合放化疗治疗^[16-20],预后仍难以预测。因此,E-cadherin蛋白在恶性肿瘤的侵袭转移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脑外伤合并不同程度获得性肺炎患者外周血T细胞亚群表达水平观察

 目的 观察脑外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合并不同程度获得性肺炎(hospital acquired pneumonia ,HAP)患者外周血T细胞亚群表达水平。方法 连续选择2013-01至2015-06神经外科住院的合并HAP患者31例,另选择同期住院确诊TBI但无HAP患者19例(TBI组),另有同期参加我院体检结论健康者为对照组(23例)。3组对象接受了外周血T细胞亚群(CD3⁺、CD4⁺、CD8⁺、CD4⁺/ CD8⁺)指标检测。结果 TBI合并HAP患者外周血CD3⁺、CD4⁺表达水平[(52.71±5.24)%和(29.30±3.15)%]及CD4⁺/CD8⁺(0.89±0.17)比值明显低于TBI组及对照组(P均<0.05)。同时,TBI合并重度HAP患者外周血CD3⁺、CD4⁺表达水平[(49.64±4.81)%和(28.76±3.04)%]以及CD4⁺/CD8⁺(0.85±0.13)比值明显低于TBI合并轻度HAP患者(P均<0.05)。结论 TBI合并HAP患者存在明确的外周血T细胞亚群表达异常,且随病情加重趋于显著。     

高原官兵高尿酸血症的预防及诊疗进展

<正>高尿酸血症是由各种因素引起的尿酸生成过多或排泄减少，以血尿酸升高为特点的代谢性疾病^[1]。近年来，多项对高原官兵疾病谱的研究发现，高尿酸血症是高原地区官兵常见病多发病，青藏线官兵高尿酸血症发病率高达34.6%^[2-4]。体内尿酸的来源主要分为内源性(80%)及外源性(20%)两条途径^[5,6]。66%的尿酸经肾脏排出体外，其他的尿酸经肠道排出体外^[7]。研究已证实高尿酸是许多高原性疾病的危险因素，特别是存在红细胞增多症、心血管疾病、     

皮下平滑肌肉瘤1例

<正>皮肤平滑肌肉瘤(cutaneous leiomyo sarcoma, LMS)是一种罕见的由肌肉起源的恶性肿瘤，属于间叶细胞恶性肿瘤^[1],占所有皮肤软组织肉瘤的2%～3%^[2-5],其中1%～5%肿瘤发生在面部^[3]。本文对我院2022-02收治的1例巨大皮下LMS进行报道，旨在为临床诊治提供依据。1 病例报告1.1 一般情况患者，男，56岁，因后背不规则肿物6个月，于2022-02来我院就诊。自诉6个月前，     

5-α还原酶抑制剂联合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的研究进展

<正>良性前列腺增生(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BPH)是老年男性下尿路症状(lower urinary tract symptoms,LUTS)的最常见原因^[1],其中70%以上的患者接受药物治疗。目前,α肾上腺素能受体拮抗剂(α-adrenergic receptor blockaders,α-ARB)与5-α还原酶抑制剂(5α-reductase inhibitors,5-ARI)是治疗BPH的一线药物^[2,3]。但单药治疗往往难以取得满意的疗效,且5-ARI治疗也会引起一系列不良反应,包括性欲下降、男性乳房发育和勃起功能障碍^[4]。有研究发现,联合治疗可补充彼此的药理作用,不但疗效满意还能抑制疾病进展及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5]。本文对5-ARI与磷酸二酯酶-5抑制剂(phosphodiesterase type 5 inhibitor,PDE5I)、α-ARB、抗胆碱能药物、植物类药物及手术等方法的联合治疗进行综述,旨在为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提供借鉴...     

诺如病毒对军队战斗力的影响及对策

<正>诺如病毒是全球引起急性胃肠炎的主要急性消化道传染病之一^[1]。据统计，全球约18%的急性胃肠炎由诺如病毒引起，每年感染人数超过7亿，死亡人数超过20万，造成经济损失约600亿美元^[2]。目前，诺如病毒感染在我国多省市地区呈高发趋势。北京市某区2017-2021年诺如病毒流行病学分析显示，25～34岁年龄组感染者人数最多^[3]。广西壮族自治区2015-2020年诺如病毒流行特征分析显示，20～45岁人群为高风险人群^[4]。     

MicroRNAs在胰腺炎发病和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正>MicroRNAs(miRNAs)是基因表达的重要调节因子,属于小的非编码RNA (smallnon-coding RNA)。诸多miR NAs参与调节胰腺细胞之间的信号转导,在胰腺腺泡细胞、胰腺星状细胞(PSCs)和免疫细胞之间构成一个复杂的分子调控互作网络。研究表明,miRNAs有助于胰腺炎诊断和治疗^[1]。急性胰腺炎和慢性胰腺炎是一类发病率、住院率和病死率较高的炎症性疾病。与正常胰腺组织比,急性胰腺炎、慢性胰腺炎患者胰腺组织中miR NAs的表达异常^[2]。miR NAs通过调节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的表达及细胞增殖、迁移、组织重塑从而影响胰腺纤维化(pancreaticfibrosis,PF)的发展^[3]。     

子宫动静脉畸形的影像学诊断与介入治疗研究进展

<正>子宫动静脉畸形(uterine arteriovenous malformations, UAVMs)是一种子宫动脉与静脉间形成的未经过正常毛细血管网的异常连接^[1,2]。其实际发病率目前尚不清楚，在文献中多为一些个案报道^[3]。1926年Dubreuil等^[4]首次对UAVMs进行了描述。UAVMs按病因分为先天性和获得性两种。先天性UAVMs是由于胚胎时期原始血管分化异常所致，往往有多条动静脉相通，     

子宫内膜息肉诊断及治疗进展

子宫内膜息肉(endometrial polyps,EP)为子宫内膜局部良性结节状突起,由纤维结缔组织、局部血管、子宫内膜腺体构成^[1-3]。EP好发于育龄期女性,临床主要表现有不孕、痛经、经量异常、子宫异常出血等,影响女性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4]。除年龄因素外,高血压、糖尿病、肥胖体征等也是导致EP病发的独立危险因素^[5]。宫腔镜手术是EP患者的诊治"金标准"^[6],在临床应用广泛,但EP术后仍存在一定概率的复发,需引起临床重视^[7]。本研究就EP的诊断及治疗进展作一综述。     

多模态影像在膀胱癌肌层浸润诊断中的应用进展

<正>膀胱癌是第十大常见的癌症^[1]。男性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大约是女性的4倍^[2]。大约70%的膀胱癌患者年龄在65岁以上,随着世界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膀胱癌的发病率也在逐年上升^[3,4]。膀胱癌以尿路上皮癌为主,根据其浸润深度分为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nonmuscleinvasive bladder cancer,NMIBC)和肌层浸润性膀胱癌(muscle-invasive bladder cancer,MIBC),二者比例约为3:1^[5]。     

掌上电脑在临床护理实践中的应用

 掌上电脑(person data assistant,PDA)在护理领域的运用越来越广泛,国内外主要用于床旁生命体征的采集^[1]、医嘱处理^[2,3]、护理质量评价^[4]、临床护理操作考试等^[5],而使用PDA对患者信息核对、导管评估、跌倒评估等方面研究尚未报道。笔者借助PDA在临床护理中的应用,着重探讨其用于体温单录入、导管评估、患者跌倒评估及血糖测量等各项护理记录工作的优势。     

以共济失调为首发症状的遗传性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1例

<正>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性(transthyretin amyloidosis ,ATTR)是罕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因转甲状腺素蛋白(transthyretin ,TTR)基因突变导致错误折叠的TTR在组织中沉积，表现为感觉运动性周围神经病、中枢神经系统淀粉样变性和非神经系统病变^[1]。TTR基因c.424G>A (p.Val142Ile)位点突变较为常见，常表现为心脏受累^[2],中枢神经受累鲜有报道。     

首次人工流产术后人工周期的临床应用

<正>人工流产是导致女性生育力降低的重要因素，60%继发不孕症女性有人工流产史^[1]。我国人工流产总数多，其中年轻、未婚未育比例较高，重复流产较多^[2]。研究发现，多次人工流产术后序贯应用雌孕激素可以促进子宫内膜修复，改善月经失调，保护生育能力^[3],降低宫腔粘连风险^[4]。本研究对原武警四川总队医院成都分院妇科门诊初次妊娠选择人工流产的女性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为临床提供参考。     

以共济失调为主要表现的吉兰-巴雷综合征7例

<正>吉兰-巴雷综合征(Guillain-Barré syndrome, GBS)是一类免疫介导的急性炎性周围神经病，通常表现为四肢远端对称迟缓性无力、感觉障碍或颅神经损害，少数可出现自主神经损害或合并视神经炎^[1,2]。大多数患者发病期有上呼吸道、空肠弯曲菌感染，劳累及手术史；部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同时伴发GBS,但尚未显示明确的因果关系^{[3, 4]}。     

组织细胞在炎性肠病鉴别诊断中的意义

 目的 研究炎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肠黏膜内组织细胞种类与分布特点,为其鉴别诊断寻找线索。方法 参照2012年中华医学会新制定的诊断标准选取病例,结合临床病史及内镜下表现做出诊断,确定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组 30例,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组 26例,选取10例正常肠黏膜作为对照组。所有病例均HE染色及加做6项免疫组化染色(CD1a、CD21、CD68、CD163、S-100、Ki-67)。所有切片均扫描进入优纳ISCAN系统进行半定量分析。结果 UC(80.72±17.15)个/10⁴ μm²及CD(78.59±16.37)个/10⁴ μm²的固有层内细胞数与正常对照组(59.57±14.04)个/10⁴ μm²相比均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1)。CD1a在正常肠黏膜及UC内几乎没有表达[(0.72±0.79)个/10⁴ μm², CD(22.19±10.19)个/10⁴ μm²]统计分析比较与正常对照组及UC(1.32±2.26)个/10⁴ μm²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CD21在组织学上的鉴别诊断意义不大。S-100三组的组间比较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CD68 CD组(16.02±7.33)个/10⁴ μm²的阳性细胞数少于正常对照组(21.92±6.18)个/10⁴ μm²和UC组(19.96±11.31)个/10⁴ μm²,与UC及正常对照组比较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CD163染色时CD与UC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Ki67三组的组间比较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通过多种组织细胞免疫组化染色结果可以综合判断IBD的免疫状态及对UC和CD进行鉴别诊断。     

一例枕大孔区不典型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影像学表现

<正>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pilocytic astrocytomas, PA)是WHO Ⅰ级星形细胞瘤胶质瘤,是儿童最常见的后颅凹良性星形细胞瘤^[1];成人很少发生PA,通常预后良好^[2-3]。正确的术前诊断是选择手术方法的先决条件。因此,PA术前准确诊断对治疗策略的制定以及改善患者预后有重要意义。PA的典型影像学特征为MRI上显示境界清晰的囊性肿块,并伴有均匀显著强化的实性结节[4]。影像学表现为无强化的实性肿块极为罕见^[3,5-6],     

榄香烯联合洛铂治疗晚期肺癌合并恶性胸腔积液的临床疗效

目的 探讨榄香烯联合洛铂治疗晚期肺癌合并恶性胸腔积液(MPE)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2019-07至2022-07河北省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和胸外科收治的60例晚期肺癌合并MPE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30例。对照组给予洛铂常规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用榄香烯,两组治疗时间均为4周。比较两组治疗后的临床疗效,不良反应及Karnofsky功能状态评分(KPS评分)改善情况,比较两组治疗前后T淋巴细胞亚群(CD3⁺、CD4⁺、CD8⁺、CD4⁺/CD8⁺)、血清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CEA)、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SCC)、细胞角蛋白19片段(CYFRA21-1)]水平。结果 治疗后,治疗组的症状缓解率明显高于对照组(83.3%vs. 56.7%),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30.0%vs. 63.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后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但治疗组KPS评分、CD3⁺、CD4⁺水平及CD4<...     

经皮肾镜取石术后多发性肠瘘1例

<正>肠瘘是肠管与体表形成的病理性沟通，部分是医源性手术损伤所致。经皮肾镜取石术(percutaneous nephrolithotomy, PCNL)是目前2 cm以上肾结石主要的微创手术方式，手术并发症中，结肠损伤仅占0.3%～0.8%^[1],十二指肠损伤则更为罕见^[2-4]。     

内脂素与肥胖、2型糖尿病关系的研究进展

 肥胖的特点在于脂肪组织过多的积累,脂肪细胞增生且肥大^[1]。脂肪组织是一种活跃的代谢组织,分泌多种代谢相关的脂肪因子,这些因子包括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及内脂素等,它们在胰岛素抵抗、脂肪酸氧化、炎性反应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内脂素是新近被发现的一个脂肪因子,也被称为前细胞集落刺激因子(PBEF)和烟酰胺磷酸核糖转移酶(NAMPT),在内脏脂肪组织高表达,具有类胰岛素作用,主要通过结合到不同胰岛素结合位点的胰岛素受体上,激活下游信号通路产生效应,同时还可以促进脂肪细胞分化^[3],与肥胖和2型糖尿病的发生、发展存在一定联系,是治疗2型糖尿病的潜在分子靶点,已成为近年来研究热点。笔者就内脂素与肥胖、2型糖尿病关系的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人工颈椎间盘置换21例

 颈椎前路减压融合手术(anteriorcervicaldecompressionandfusion;ACDF)在临床应用中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1],但存在术后邻近节段退变加速^[2],颈部僵硬、活动受限等并发症。目前对于融合是否导致邻近节段退变仍存在争议^[3,4]。实验证明,颈椎人工椎间盘置换后邻近节段椎间隙内的压力接近正常^[5],而椎间融合术后邻近节段椎间隙内的内压力明显增加^[6],但至今仍然不能证明这种内压力的增高是否促进退行性改变的进程。基于维持相对正常的相邻间隙内压力可能会延缓邻近节段退行性改变的假设,各种人工颈椎间盘假体应用于临床。笔者于2010-05至2012-01对我院21例颈椎病患者实施Discover颈椎间盘假体置换手术,取得了较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