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德宏州缅甸籍HIV感染者随访管理分析

目的 比较云南省德宏州境内历年新报告的本地HIV感染者与缅甸籍HIV感染者随访管理现状,为政府制定相关防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以云南省德宏州1989年至2013年12月31日累计发现的14 270例本地HIV感染者以及5 436例缅甸籍HIV感染者为研究对象,比较分析二者在随访管理、CD₄⁺T淋巴细胞计数检测和抗病毒治疗(ART)等艾滋病相关管理现况。结果 1989－2013年德宏州累计报告的HIV感染者中缅甸籍占27.6%(5 436/19 706),其中,1989－2003年为17.1%,2004年为12.4%,2005年为14.7%,2012年为51.4%,2013年为59.4%,呈快速上升趋势(趋势χ²=1 732.84,P<0.000 1)。截止2013年底,历年报告现存活的德宏本地HIV感染者共8 095例,当前随访比例为95.8%,CD₄⁺T淋巴细胞计数检测比例为88.5%,ART比例为78.3%。历年报告现存活的缅甸籍HIV感染者共5 326例,当前随访比例为19.2%,CD₄⁺T淋巴细胞计数检测比例为13.0%,ART比例为6.1%。缅甸籍HIV感染者当前随访、CD₄⁺T淋巴细胞计数检测以及ART比例均低于德宏本地HIV感染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 1)。结论 缅甸籍HIV感染者随访比例、CD₄⁺T淋巴细胞计数检测比例以及ART比例均较低,需要探索更加有效的随访管理模式。     

云南省德宏州HIV感染者拒绝抗病毒治疗的比例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 了解云南省德宏州HIV感染者拒绝抗病毒治疗的比例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对德宏州截止2013年12月31日拒绝抗病毒治疗、年龄≥16岁的所有存活HIV感染者进行调查.结果 德宏州存活的HIV感染者中拒绝抗病毒治疗的比例为7.4%(605/8 136).拒绝治疗的605例患者以男性、年龄31～45岁、农民、已婚、少数民族、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性传播、CD₄⁺T淋巴细胞计数>350 cell/mm³为主,构成比分别为72.9%、57.2%、75.4%、52.2%、41.3%、58.7%、61.2%、66.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在控制了潜在混杂因素影响后,感染者所在县(市)、性别、年龄、民族、CD₄⁺T淋巴细胞计数等特征与其拒绝抗病毒治疗有显著关联,盈江县、女性、年龄31～45岁的HIV感染者拒绝抗病毒治疗的比例显著低于瑞丽市、男性、年龄≤30岁感染者;而傣族、无CD₄⁺T淋巴细胞计数的HIV感染者拒绝抗病毒治疗比例则显著高于汉族、CD₄⁺T淋巴细胞计数≤350 cell/mm³的感染者.605例HIV感染者拒绝抗病毒治疗的原因:怕暴露84例(13.9%)、对抗病毒治疗认识有误区111例(18.3%)、自觉健康状况良好340例(56.2%)、其他70例(11.6%).其中181例CD₄⁺T淋巴细胞计数≤350 cell/mm³的患者拒绝治疗的原因:怕暴露40例(22.1%)、对治疗认识有误区36例(19.9%)、自觉健康状况良好84例(46.4%)、其他21例(11.6%);不同县(市)、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婚姻状态、不同感染途径者其拒绝抗病毒治疗的原因显著不同.结论 德宏州有一定比例的HIV感染者拒绝抗病毒治疗,应针对不同特征及不同原因拒绝治疗的HIV感染者进行针对性的健康教育,进一步提高抗病毒治疗覆盖率.     

柳州市2008－2018年HIV/AIDS生存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柳州市HIV感染者和AIDS患者的生存时间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选取2008－2018年柳州市报告的≥15岁HIV/AIDS,用寿命表法计算各年生存率,用Kaplan-Meier方法计算平均生存时间,对影响艾滋病生存时间的因素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 14 856例HIV/AIDS,平均生存时间为98.74（95% CI：97.73~99.75）个月,第1、3、5、10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77.0%,72.0%,68.0%、61.0%。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发现,性别、文化程度、确证感染时年龄、职业、感染途径、样本来源、首次CD₄⁺T淋巴细胞（CD₄）检测结果和抗病毒治疗均是HIV/AIDS生存时间的影响因素。结论 男性、≥41岁中老年人、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农民及民工的HIV/AIDS的死亡风险较高,早发现、提高首次CD₄检测率、尽早进行抗病毒治疗能降低HIV/AIDS死亡风险。     

江苏省2005-2020年接受抗病毒治疗的HIV/AIDS合并HBV感染及生存分析

目的 分析2005-2020年江苏省接受抗病毒治疗的HIV/AIDS合并HBV感染和生存情况，为提高抗病毒治疗效果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回顾性资料分析，研究对象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江苏省2005-2020年HIV/AIDS首次入组抗病毒治疗基线和随访数据库，随访观察截止时间为2022年12月31日。采用SPSS 16.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运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和log rank检验法比较生存曲线，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接受抗病毒治疗HIV/AIDS死亡的影响因素。结果 江苏省2005-2020年首次入组抗病毒治疗HIV/AIDS共33 322例，总体HBsAg检测率为57.3%（19 098/33 322）。在进行HBsAg检测的HIV/AIDS中，男女性别比为7.1∶1（16 745∶2 353），年龄（39.4±14.0）岁，已婚/同居占49.5%（9 446/19 098）。同性性传播占57.8%（11 048/19 098），异性性传播占36.6%（6 990/19 098）。开始接受抗病毒治疗前的CD4⁺T淋巴细胞（CD4）计数的M（Q₁，Q₃）为297（166，445）个/μl。HIV/AIDS的HBsAg阳性率为8.2%（1 566/19 098，95%CI：7.8%~8.6%）。在随访观察截止期内共1 062例HIV/AIDS死亡。经log rank检验，是否合并HBV感染在接受抗病毒治疗后生存曲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28.07，P<0.001）。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的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入组年份、年龄、婚姻状况、HIV感染途径、抗病毒治疗前基线CD4计数和是否合并HBV感染是HIV/AIDS死亡的影响因素（均P<0.05），相比于2015年及以前入组者、年龄≥45岁和未婚者，2016-2020年入组治疗者、<45岁组和已婚/同居者的死亡风险较低；相比于基线CD4计数≥201个/μl组、其他感染途径和单纯HIV感染者，基线CD4计数≤200个/μl组、注射吸毒途径和合并HBV感染者的死亡风险较高。结论 江苏省需要在HIV/AIDS抗病毒治疗工作中加强合并HBV感染的检测、管理和精准治疗，加强乙型肝炎疫苗接种对单纯HIV感染者的保护，减少HIV/AIDS死亡风险。     

广西壮族自治区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患者CD4+T淋巴细胞动态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抗病毒治疗患者CD₄⁺T淋巴细胞动态趋势及影响因素。方法 选择2013年1月1日后首次开始抗病毒治疗的成年艾滋病患者,对基线、治疗后6个月和12个月时间段的CD₄⁺T淋巴细胞计数结果进行回顾分析,采用一般线性模型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描述和分析患者CD₄⁺T淋巴细胞动态趋势及影响因素。结果 4 082例患者基线、治疗后6个月和12个月的CD₄⁺T淋巴细胞计数均值分别为(195.3±155.7)cells/mm³、(331.9±202.6) cells/mm³ 和 (380.9±221.3) cells/mm³, 仅有时间效应时,总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 161.124,P=0.000)。治疗后CD₄⁺T淋巴细胞计数随时间推移而提升,主要影响因素为性别、年龄、基线CD₄⁺T淋巴细胞计数、治疗方案、漏服药物和停药。受性别、年龄、治疗方案、漏服药物、停药等因素影响,治疗后CD₄⁺T淋巴细胞计数随时间推移而呈线性提升趋势。受基线CD₄⁺T淋巴细胞计数、停药等因素影响,治疗后CD₄⁺T淋巴细胞计数提升趋势符合二次方曲线方程。结论 广西艾滋病患者抗病毒治疗后CD₄⁺T淋巴细胞计数提升速度受多种因素影响。针对不同患者适时进行抗病毒治疗可以获得良好预后结果。     

HIV/AIDS手术切口愈合与CD4+T淋巴细胞计数的关系

目的 探讨HIV/AIDS手术预后及切口愈合与CD₄⁺T淋巴细胞计数的关系.方法 以北京地坛医院2008年1月至2012年12月手术治疗的234例HIV/AIDS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对患者的年龄、性别、发现抗HIV(+)时间、手术时CD₄⁺T淋巴细胞计数、是否为急诊手术、手术部位、切口分类、术后切口愈合级别、切口感染情况、术后并发症及预后进行分析.统计学采用Wilcoxon 秩和检验、χ²检验、Kruskal-Wallis H检验和Spearman相关分析,比较不同的切口愈合级别的患者CD₄⁺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的差异、不同CD₄⁺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的甲级愈合率和HIV/AIDS相关因素与手术切口愈合率的关系.结果 (1)共有234例患者,男性125例,女性109例,性别比为1.15:1,平均年龄(36.17±11.56)岁.发现抗HIV(+)时间为0～204个月.CD₄⁺T淋巴细胞计数M为388.5 cell/μl.其中23.93%患者CD₄⁺T 淋巴细胞计数<200 cell/μl.(2)急诊手术占7.26%.发病部位涉及23个器官,48种疾病.Ⅰ类切口占21.37%,Ⅱ类切口49.57%,Ⅲ类切口29.06%.86.32%切口为甲级愈合,11.97%为乙级愈合,1.71%为丙级愈合.4.27%患者出现术后并发症.术后出现并发症与未出现并发症患者的CD₄⁺T淋巴细胞计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感染HIV的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甲级愈合与乙、丙级愈合的CD₄⁺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CD₄⁺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的甲级愈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手术切口愈合情况与CD₄⁺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抗病毒治疗时间长短、HIV感染时间无明显相关性(P>0.05).结论 严格把握手术适应症和禁忌症,对需要手术的HIV/AIDS进行手术治疗,总体预后良好.低CD₄⁺T淋巴细胞计数并不是手术的绝对禁忌.切口愈合情况与CD₄⁺T淋巴细胞计数、抗病毒治疗时间长短及HIV感染时间无明显相关性.     

河北省1989－2013年HIV/AIDS死亡与HAART关系的分析

目的 了解河北省HIV/AIDS的HAART效果。方法 以1989－2013年全省报告的4 148例HIV/AIDS进行研究, 对发现的HIV/AIDS定期随访、检测CD₄⁺T淋巴细胞计数、登记死亡。自2003年开始, 对符合HAART条件的HIV/AIDS实施免费治疗。观察截止日期为2013年12月31日。结果 4 148例HIV/AIDS, 观察12 451.48人年, 全死因死亡968例, 死亡密度7.77/100人年, 其中接受HAART者死亡密度为2.87/100人年, 未接受HAART者死亡密度为16.58/100人年, 后者是前者的5.77倍。对1 894例AIDS, 自发病之日至观察截止日, 观察4 774.48人年, 全死因死亡581例, 死亡密度121.69/100人年, 其中参加HAART者死亡密度4.77/100人年, 未参加HAART者死亡密度125.92/100人年。CD₄⁺T淋巴细胞计数<200 cells/mm³组的死亡密度由不接受HAART治疗的22.9/100人年降至接受HAART治疗的5.3/100人年。通过年度分析发现, 随着HIV/AIDS人群HAART覆盖率逐年提高, 人群的全死因死亡率逐年下降。HIV人群HAART覆盖率提高, 可降低未参加HAART的HIV感染者的死亡率。结论 进一步扩大抗病毒治疗覆盖面, 可有效减少HIV/AIDS的死亡。     

贵州省1996－2015年注射吸毒人群HIV/AIDS死亡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贵州省注射吸毒人群中HIV/AIDS死亡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降低HIV/AIDS死亡率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以我国艾滋病防治基本信息系统中1996－2015年贵州省注射吸毒人群HIV/AIDS为研究对象,应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其死亡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有3 958例注射吸毒HIV/AIDS纳入分析,全死因的死亡比例为44.01%（1 742/3 958）,总死亡率为7.80/100人年,生存时间M=8.08年;抗病毒治疗（ART）组死亡率为3.57/100人年,美沙酮维持治疗（MMT）组死亡率为4.08/100人年。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研究对象的死亡与性别、民族、确认HIV阳性时年龄、确认HIV阳性后首次CD₄⁺T淋巴细胞计数（CD₄）、ART和MMT有关;女性的死亡风险是男性的0.82倍（95% CI：0.69～0.98）;少数民族的死亡风险是汉族的1.39倍（95% CI：1.21～1.60）;确认HIV阳性时年龄≥50岁的死亡风险是<20岁的2.44倍（95% CI：1.07～5.56）;确认HIV阳性后首次CD₄≥500个/μl组的死亡风险是CD₄<200个/μl组的0.27倍（95% CI：0.22～0.32）;未参加ART的死亡风险是参加者的2.83倍（95% CI：2.45～3.26）;未参加MMT的死亡风险是参加者的1.35倍（95% CI：1.15～1.59）。结论 1996－2015年贵州省注射吸毒人群HIV/AIDS中,男性、确认HIV阳性时年龄较大者、确认HIV阳性后首次CD₄较低、未参加ART和MMT的病例,死亡风险较高。     

2002－2014年中国免费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进展

目的 分析艾滋病“四免一关怀”政策实施12年来中国免费艾滋病治疗进展特征。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和多次横断面调查分析,从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治疗库中收集2002－2014年所有免费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者368 449例,选取其治疗基线信息(开始治疗日期、CD₄⁺T淋巴细胞计数、治疗药物方案)和随访信息［随访日期、CD₄⁺T淋巴细胞(CD₄)计数、病毒载量、随访状态］,分析治疗进展和效果。结果 共368 449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HIV/AIDS)接受治疗。新治例数逐年增长,2010－2014年新治者占70.4%。治疗基线CD₄计数<200 cells/μl者和临床诊断AIDS的构成比,从2006年的81.0%降至2014年39.7%。截至2014年底,拉米夫定替换去羟肌苷、依非韦仑替换奈韦拉平、替诺福韦替换司他夫定,这3种药物优化方案的使用率分别为99.5%、75.7%和60.6%。艾滋病治疗与管理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导平稳转交至医院,治疗县/区占全国县/区的75.4%。每年2次CD₄检测比例,2010年以后为75.2%。每年1次病毒载量检测比例,从2010年70.8%增至2014年87.4%。病毒载量检测者病毒学失败率从2010年17.6%降至2014年11.8%。所有接受治疗者1、5、10年生存率分别为92.2%、80.5%和69.6%,其中基线CD₄计数<50 cells/μl和>350 cells/μl者1、5、10年生存率分别为81.6%、69.9%、60.9%和97.9%、89.8%、81.0%。结论 我国免费艾滋病抗病毒治疗项目是一个人数规模巨大的动态治疗队列,药物与治疗标准跟进WHO推荐的药物和标准,所有接受治疗者10年生存率为65%。同时,随着治疗人数大幅增长而不断增加的经费、药品、人力需求等,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四川省凉山州2008－2013年艾滋病患者生存时间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四川省凉山州2008－2013年艾滋病患者抗病毒治疗情况,探讨其生存时间及影响因素,为制订艾滋病综合防治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从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管理系统选取凉山州2008－2013年期间诊断的艾滋病患者,收集其基本人口学及感染、发病、治疗、死亡等相关信息,利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可能影响因素.结果 8 321例艾滋病患者确诊艾滋病年龄范围18～87.5岁,平均(34.2±9.8)岁,死亡3 021例,接受抗病毒治疗(ART)患者3 721例.研究对象总病死率由2008年的43.9/100人年下降到2013年的20.7/100人年,治疗组病死率由2008年的27.3/100人年下降到2013年的5.1/100人年,未治疗组病死率维持在45.0/100人年至50.8/100人年;治疗比例逐年上升,由2008年的5.8%上升到2013年的54.5%.所有艾滋病患者中位生存时间为35.1个月,其中未治疗组为18.4个月;所有艾滋病患者生存时间与治疗、确诊艾滋病年龄以及感染HIV途径有关(P< 0.05),未接受治疗患者的死亡风险是接受治疗者的5.78倍,但与性别、民族无关(P> 0.05);治疗组艾滋病患者生存时间与性别、确诊艾滋病时年龄、民族、感染HIV途径、确诊艾滋病时CD₄⁺T细胞计数、治疗基线CD₄⁺T细胞计数和基线贫血有关(P< 0.05);未治疗组艾滋病患者生存时间主要与确诊艾滋病年龄有关(P< 0.05),与其余因素无关(P> 0.05).结论 抗病毒治疗是影响艾滋病患者生存时间的重要因素,治疗时机对于治疗效果至关重要,治疗基线CD₄⁺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是影响治疗效果的关键指标,提示加强CD₄⁺T淋巴细胞计数的检测与监测、及早发现和确证艾滋病患者、扩大抗病毒治疗覆盖面、选择合适的治疗时机是提高抗病毒治疗效果、降低病死率、延长艾滋病患者生存时间的重要途径.     

Vaccination in immunocompromised host: Recommendations of Italian Primary Immunodeficiency Network Centers (IPINET)

Infectious complications are a major cause of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or secondary immunodeficiency. Preven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by vaccines is among the most effective healthcare measures mainly for these subjects. However immunocompromised people vary in their degree of immunosuppression and susceptibility to infection and, therefore, represent a heterogeneous population with regard to immunization. To date there is no well- established evidence for use of vaccines in immunodeficient patients, and indications are not clearly defined even in high-quality reviews and in most of the guidelines prepared to provid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active vaccination of immunocompromised hosts. The aim of this document is to issue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published literature and the collective experience of the Italian primary immunodeficiency centers, about how and when vaccines can be used in immunocompromised patient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physician decisions and to ensure the best immune protection with the lowest risk to the health of the patient.     

1989～2003年云南省艾滋病流行态势分析

目的　了解云南省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艾滋病流行特点和变化趋势。方法　 1989～2 0 0 3年对注射吸毒人群、女性性工作者、嫖客、性病患者、结核病患者、孕妇、献血员采用哨点监测、专题调查和常规资料收集等方法进行血清学流行病学调查。结果　 1989年首先在边境注射吸毒人群中发现较高水平的艾滋病流行 ,截止到 2 0 0 3年 12月 ,全省共发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感染者 14 90 5例 ,分布于全省 16个地州的 12 1个县 (市 ) ;注射吸毒人群HIV感染率为 2 1 2 %～ 2 7 8% ,6个地区注射吸毒人群HIV感染率超过 4 0 % ;女性性工作者、嫖客HIV感染率分别为 1 2 3%～ 6 6 7%和 0 3%～1 8% ;男性性病患者HIV感染率为 2 1%～ 2 7% ,个别地区达 10 8% ;孕妇HIV感染率 1993～ 2 0 0 2年为 0 14 %～ 0 2 5 % ,2 0 0 3年上升到 0 37% ;结核病患者的HIV感染率为 1 5 %～ 1 6 % ;1999～ 2 0 0 0年献血员的HIV感染率为 0 0 1% ,2 0 0 3年上升到 0 0 7%。结论　云南省艾滋病流行始于 2 0世纪 80年代后期 ,经注射吸毒人群从边境地区向内地传播 ,注射吸毒人群感染率维持在较高水平 ,性传播途径呈上升趋势 ,并在一般人群中呈现低水平流行 ,局部地区进入广泛流行阶段。     

南昌市娱乐场所服务小姐艾滋病的KAP干预研究

目的调查南昌市娱乐场所服务小姐的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和性行为的变化情况,为制定和评估AIDS预防控制策略提供依据。方法运用统一调查问卷,于干预前对娱乐场所内的145名服务小姐进行基线调查,并对她们进行以健康教育、安全套推广、改善求医行为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干预,干预结束后再次对106名服务小姐进行调查以评价干预效果。结果干预后服务小姐艾滋病预防知识知晓率有显著提高。性行为中安全套的使用率明显上升,在与非固定性伴性行为中,最近1次安全套的使用率由干预前的86.90%上升到干预后的97.17%(P<0.05);最近1 w和最近1个月每次都用安全套的使用率分别由86.21%、84.83%上升为94.34%(P<0.05)、92.45%(P<0.05)。在个人求医态度方面,自己购药比例和去私人诊所就诊比例下降,去公立医院就诊比例上升。结论通过对娱乐场所内服务小姐开展预防艾滋病的综合干预,能有效地降低这些高危人群的艾滋病感染率,取得良好的防制效果。     

Two approaches to measuring quality of life in the HIV/AIDS population: HAT-QoL and MOS-HIV

Objectives: Reduce the number of HIV/AIDS-Targeted Quality of Life (HAT-QoL) items, assess psychometric performance of the shortened HAT-QoL, and compare psychometric performance of HAT-QoL to that of Medical Outcomes study HIV Health Survey (MOS-HIV). Design/Subjects: Convenience sample of 215 cross-sectionally studied seropositive individuals. Methods: Subjects completed the HAT-QoL, MOS-HIV, and sociodemographic and disease-specific questions. HAT-QoL and MOS-HIV responses were entered, separately, into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PCA). Results from PCA, internal consistency and correlation assessments were used to aid the item removal process. Dimension characteristics (e.g., score distributions, internal consistency, scaling success rates, intercorrelations, construct validity) were evaluated. Results: PCA of subjects' (80% male; 45% white; 62% gay/bisexual) responses revealed nine previously identified HAT-QoL dimensions. The measure was shortened by removing 12 items. Two HAT-QoL dimensions (HIV mastery and provider trust) had ceiling effects. All internal consistency coefficients were >0.80, except those for sexual function (0.57) and medication concerns (0.57). HAT-QoL scaling success rates were >90% for 7 of 9 dimensions, and a majority of dimensions showed minimal to low intercorrelations. Validity assessments indicated consistent, expected relationships (p0.05) for all dimensions except the medication concerns and provider trust dimensions. PCA indicated five MOS-HIV factors. Six of the 11 previously defined MOS-HIV dimensions – physical, role, social, and cognitive function, pain, and health transition – had substantial ceiling effects. MOS-HIV scaling success rates were >90% for only 2 out of 8 evaluable dimensions; three dimensions had very low (40–73%) scaling success rates. Most MOS-HIV dimensions were moderately-to-highly intercorrelated. Validity assessments indicated consistent, expected relationships for all MOS-HIV dimensions. Conclusions: Six dimensions of the shortened HAT-QoL instrument (overall function, disclosure worries, health worries, financial worries, HIV mastery, and life satisfaction) exhibited good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including limited ceiling effects, low dimension intercorrelations, high internal consistency, and evidence for construct validity. All multi-item MOS-HIV dimensions had high internal consistency and all dimensions revealed consistent evidence for construct validity.     

师范生与非师范生艾滋病知识和态度调查

目的了解黄冈市师范生与非师范生对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知识的了解及相关行为和态度,为制定黄冈市大学生AIDS知识健康教育策略提供依据。方法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黄冈师范学院师范类在校大学生220例和非师范类在校大学生250例作为调查对象,分别对其进行问卷调查,并比较两类大学生的调查结果。结果师范生对AIDS一般知识的了解和对待AIDS患者的态度方面,平均得分率分别为77.61%、87.35%,非师范生分别为69.15%、79.14%,两者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分别u=2.03,P＜0.05;u=2.34,P＜0.05）;师范生对AIDS传播途径的了解和对待AIDS的态度方面,平均得分率分别为 82.80%、92.99%,非师范生分别为76.50%、89.84%,两者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在大学生中开展AIDS健康教育非常必要,特别是师范生,对他们全面普及AIDS知识,不仅其本人可受益,而且也可为今后对其学生开展健康教育活动奠定基础。     

艾滋病患者粪便HIV-1 RNA的研究

目的研究艾滋病患者粪便HIV-1 RNA,分析其与血液HIV-1 RNA的相关性,并比较它们在治疗(抗反转录病毒治疗)和未治疗(未抗反转录病毒)患者中的区别。方法收集32例艾滋病患者粪便和血液标本,两者一一对应,根据临床资料将其分为治疗组和未治疗组,分析粪便和血液HIV-1 RNA的组内相关性和组间相关性。结果2组都表现出粪便HIV-1 RNA检出率低于血液且粪便中病毒载量低于血液,且2组间粪便和血液阳性率对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其中未治疗组粪便和血液的HIV-1 RNA阳性率较高。结论粪便中可以检测到HIV-1 RNA,其在未经过抗反转录病毒的患者中易检出,同一患者粪便中的HIV-1病毒载量比血液低。     

社区静脉吸毒人群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现状

目的　了解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静脉吸毒人群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感染率及其危险因素。方法　于 2 0 0 2年 11月 8～ 2 9日 ,以社区招募方式调查凉山彝族自治州地区静脉吸毒人群的社会人口学、静脉吸毒共用注射器具和性行为方式与HIV感染的关系。采集血样进行HIV和梅毒抗体检测。结果　提供知情同意和符合纳入标准的 379人 ,HIV感染率为 11 3% (43人 )。在单因素χ2 分析中 ,民族、近 3个月共用注射器具总次数、近 3个月共用棉球和梅毒感染与HIV感染有关。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中 ,近 3个月共用注射器具总次数 (OR =2 2 8;95 %CI为 1 18～ 4 4 3)和梅毒感染 (OR =3 10 ;95 %CI为 1 4 8～ 6 4 8)与HIV感染有关。结论　近 3个月共用注射器具总次数和梅毒感染与HIV感染有关。     

Association of Elevated Blood Levels of Pentachlorophenol (PCP) with Cellular and Humoral Immunodeficiencies

It has long been suspected that pentachlorophenol (PCP) exerts a damaging influence on the immune system. In this study, the possi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blood levels of PCP and immune function was studied in 190 patients who had been exposed for more than 6 mo to PCP-containing pesticides. The patients suffered from frequent respiratory infections and general fatigue. Lymphocyte subpopulations, in-vitro responses to mitogens, allogeneic stimulator cells, plasma neopterin, cytokines, soluble cytokine receptors, soluble adhesion molecules, and immunoglobulin autoantibodies were determined. A 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blood levels of PCP and cellular and humoral immune parameters was established. Blood levels of PCP were associated negatively with (a) total lymphocyte counts (p = .0002), CD4/CD8 ratios (p = .0015), and absolute counts of CD3+ (p < .0001), CD4+ (p < .0001), CD16+ (p < .0001), CD25+ (p = .0003), DR+ (p < .0001), CD8+/56+ (p = .020), and CD19+ cells (p = .092); (b) plasma levels of interleukin-2 (IL-2) (p < .0001), soluble IL-2R (p < .0001), IL-6 (p < .0001), IL-10 (p = .0039), interferon-gamma (IFN-γ) (p < .0001), tumor necrosis factor-alpha (TNF-α) (p < .0001), transforming-growth factor-beta₂ (p = .023), soluble IL-1 receptor antagonist (sIL-1RA) (p < .0001), soluble 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1 (p = .0003); and (c) immunoglobulin (Ig) M-anti-Fab type autoantibodies (p = .0353). PCP levels were associated positively with (a) number of impaired stimulation assays per patient (p = .041); (b) number of circulating CD11b+ monocytes (p = .0015); and (c) plasma levels of neopterin (p < .0001), IL-4 (p = .020), and sIL-6R (p = .020). Compared with patients who had PCP plasma levels that were less than or equal to 10 μg/l, patients with blood levels of PCP that exceeded 10 μg/l experienced the following more often: low numbers of total blood lymphocytes (p = .054), CD3+ (p = .0014), CD4+ (p = .0001), DR+ (p = .0003), CD16+ (p = .0033), and CD25+ cells (p = .0033). In addition, the same aforementioned patients experienced the following more frequently: undetectable plasma levels of IL-2 (p = .0057), IL-6 (p = .042), IL-8 (p = .038), IL-10 (p = .0001), TNF-α (p = .0062), and IFN-γ (p = .016); and impaired in-vitro responses of lymphocytes (p = .071). The authors concluded that increased blood levels of PCP were associated significantly with cellular and humoral immunodeficiencies. Recurrent respiratory infections and general fatigue could originate from PCP-associated immunosuppression.     

艾滋病合并深部真菌感染58例临床分析

目的探讨长沙地区艾滋病患者合并深部真菌感染的发生率、临床特点、治疗方法及预后。方法对2003年4月-2009年12月在长沙市传染病医院住院的480例晚期艾滋病合并各种机会性感染患者的病历资料进行回顾性调查分析。结果480例艾滋病患者中,并发深部真菌感染58例,占12.08%。58例合并深部真菌感染者主要临床特点：发热、咳嗽（干咳无痰或少痰）、腹痛、腹泻（水样泻）、皮肤病变（皮疹呈丘疹、出血痂、淤斑）、消瘦、意识障碍、贫血、肝脾及淋巴结大。主要检出青霉菌（27例,46.55%,以马尔尼菲青霉菌病为主）及新生隐球菌（16例,27.59%,隐球菌脑炎）。对上述58例合并深部真菌感染患者,根据药敏试验结果,采用两性霉素B、氟康唑及5 氟胞嘧啶联合治疗,其中50例(86.21％)经治疗后好转。结论该地区艾滋病患者合并深部真菌感染发病率高。早期诊断,及时有效的抗真菌治疗及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是改善预后的最主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