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趋势与价值前景

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趋势与价值前景表现在：从生命科技所引发的现实伦理困境出发,积极主动地对生命科技及其应用前景作出“伦理学评估”;如何彰显人的生命价值问题越来越受重视,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一种价值取向;研究生命伦理与生命科技之间互动发展的规律,体现“道德实践性”;世界各国对建立一种全球生命伦理学的呼声变得越来越强烈。     

略论中医药文化中的生命伦理意蕴

中医药文化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敬畏自然、遵循规律的原则,又从“医”之独特视角将人文情怀与科学精神相结合,嬗变出具有中医药特征的文化模式.在这种文化模式下,既有对自然生命之发展的透视,又有对生命价值和人性完美的引导.在中医药文化背景下开展生命伦理教育,需要在课程设置上加大医学人文教育课程的比重;挖掘中医药文化中的生命伦理教育资源,使中医药生命文化渗透于教学之中;将中医药文化纳入中医入学教育,培养学生中医药文化的认同感.     

生命科学技术的伦理难题及其生态超越

当代生命科学技术的生物工程特点使之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技术实践中无不面临着一系列异质而基本的“善与善”之间的价值冲突，如高新技术对传统伦理观念的可能拓展与价值颠覆、科学技术的”可行”与伦理的”应该”、生命神圣与生命价值、生命质量之间的矛盾等。这些伦理难题必须以科学家及其共同体的道德责任感为依托，同时诉诸于伦理委员会的监督评判作用的充分发挥以及生命科学技术与生命伦理的大力普及与教育等才能得以超越。     

现代医学伦理生死观的价值取向

医学伦理生死观作为人们“生命”和“死亡”的根本看法和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一种生命价值观和死亡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具体内容又是维系于人们在“生命”和“死亡”问题上的价值取向的。在“生命”和“死亡”的价值取向上，传统的人道主义具有重大影响。人们深信：人的生命是最宝贵和最神圣的．医务人员的职责就是无条件地维护生命、预防死亡。传统医学伦理生死观的价值取向是一种绝对的人道主义价值取向。这种人道主义价值取向，对于维持人的生命，推动医学为人类健康服务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使医生和医学赢得了社会的信赖和…     

简论马王堆医书《十问》“审夫阴阳”生命观及现世价值

马王堆出土简牍医书《十问》在对生命的审视中,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观点,深刻地影响着汉代中医核心生命观形成进程中的道德态度与伦理选择。《十问》生命观的三个层次：生命来源为“阴阳”;一切价值中“生最贵”;养生之道也就是体察天地阴阳之道。《十问》生命观具有宝贵的非有神论特征和现世价值。     

文化自信的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

以观念形态的“精神文化”为本质蕴涵的“文化自信”,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思想观念与文化价值领域的深层确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精神文化”不仅是整体性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有机体的结构性要素,而且也是社会变迁以及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能否始终保持先进性、把握历史进程的社会主义方向,领导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深层制约性因素。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规定性,文化自信不仅涉及意识形态性、文化形态和物性载体的统一,而且也是精神信仰、价值规范与价值承诺三个基本维度的“应然”融合,从而承继并拓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而文化创造主体在历史发展与社会制度及其结构变迁过程中对于本民族文化价值的认知和文化形态现代转换的主动适应性,以及对于不同民族文化的关系意识这样两个方面的文化差异性认同建构,呈现出文化自信的历史逻辑。基于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相统一的文化自信在多个层面提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的基本策略与限定性。     

孝伦理在中医学的历史作用

“孝”在中医学中不仅是一种伦理原则,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孝伦理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对中医学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它是医学研究与实践的内在动力,“尊生贵体”的源泉体悟,“医乃仁术”的逻辑根据,实践创新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又有阻碍作用,它是中国医学与哲学未分化的文化因素,阻碍中医解剖学发展的伦理因素,造成中医学基础理论与临床发展不平衡的思想根源,作为“医乃仁术”的根基存在着厚此薄彼的局限。     

社会价值是进行人工流产伦理评价的重要标准

对于人工流产的伦理争论由来已久 ,至今在世界范围也未停息。争论的焦点是围绕胎儿生命的道德价值问题和妇女的权利问题展开的。笔者认为 ,在种种的争论和分歧中 ,似乎只是仅仅围绕生命个体的生命价值以及妇女个人的个人权利展开的 ,而对他们所涉及到的社会价值、社会利益却重视的不够甚至完全忽视。本人认为 ,虽然在人工流产问题上我们应该承认生命价值和个人权利 ,但同时也应兼顾社会价值、社会利益 ,而且认为社会价值才是进行人工流产伦理评价的最高标准和最终标准。其理由主要表现在以下 3个方面 :1　“社会性”是判断胎儿是否是人的最…     

重度烧伤护理中的伦理问题

分析了重度烧伤护理中的伦理问题：1．生命神圣论、“孝道”、“较高的烧伤救治率与生命质量论”的冲突。2、有限的卫生资源分配过分集中与公益论的冲突；3、护理的道德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冲突。认为坚持有利、公正原则、尊重病人和家属的自主权、尊重生命、公平的看待病人平等合理的医疗权利、正确认识护理工作能避免护理人员处于伦理方面的两难境地。     

走出生命伦理的两难困境

两难困境是生命伦理的一个重要特征,需要理性面对。这种两难首先是由科技自身的发展所引起的,同时也与文化差异和利益冲突密切相关,其实质是价值选择。走出生命伦理的两难困境,在理念层面要促进科学与伦理的良性互动;在实践层面要切实加强生命伦理委员会建设,但两难困境不会消失。     

​论疫情防控期间“守望相助”理念的培育与弘扬

“守望相助”蕴含了深厚的道德底蕴,是一种传统的社会道德规范、生活方式,传承了先哲思想的精髓,逐渐被视为处理邻里关系、社会关系的一种原则,体现了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有机统一。积极培育与弘扬“守望相助”的伦理观念,对于当前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要大力培育践行,以增强“生命至上”的道德意识、激发个体道德自觉、构筑社会良性道德关系的视角为实践落点。     

生命文化融入医学伦理建设的机制研究

我国医学伦理研究发展势头迅猛,得到广泛研究与关注,但其实践领域快速发展同时,存在基础理论弱化的困境与风险,更是缺乏价值融入的视角与讨论,缺少中国式的价值反思与理论建构。文章从生命文化的视角展开研究,试图寻找科学与人文,医学与伦理的融通之道,在解决医学与伦理现实冲突的同时,促进生命文化更好发展。建构起生命文化融入医学伦理的框架与逻辑体系,并从基础融入、制度融入、价值融入和行为融入等层面寻找融入路径,促进医学伦理的稳固健康发展。     

临床生命伦理分析的经验主义视角

在当今国际世界,生命伦理学已从20世纪中叶问世的新学科发展成一种国际性的“社会运动”。在临床生命伦理学实践中,西方学者最为关心的是临床生命伦理分析的方法论问题,简要地介绍分析当代欧洲临床生命伦理分析的经验主义视角,探讨生命伦理学与自然主义之间的互动,借助当代主流伦理学的发展,回答临床生命伦理分析中的“是”与“应当”问题,以期对我国的临床生命伦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提供借鉴。     

生命伦理学的前景展望

1998年 1 0月 ,在日本东京召开了第四届国际生命伦理学大会 ,其主要议题是探讨建立全球生命伦理学的可能 ,在会上 ,倡导建立全球生命伦理学的人所持的基调是 ,从西方伦理学的视角特别是将美国的生命伦理学原则推而广之 ,其中“人本主义”“基本人权”的观念被作为整个生命伦理学大厦的基石。然而 ,来自全球各大洲数百名代表 ,在整个会议期间大大小小的场所却表达了异彩纷呈的见解与反响 ,不仅议论所及之范围极广 ,而且还传递了不同的社会文化价值信息 ,其中的一些见解是大相径庭的。在存在不存在普世的生命伦理原理、原则 ,以及全球生命伦理…     

《生命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一书出版

郭永松《生命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生命伦理学探究》一书最近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书共分十二章，包括生命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生殖健康与伦理法规，辅助生殖技术的临床价值与伦理争论，生命奥秘的破解与担忧，基因工程技术利与弊的权衡、干细胞技术与胚胎的权利,     

论医患沟通的伦理意义

新医改环境下,医患之间的有效沟通可以缓和医患矛盾,同时对于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道德提升具有非常重要的伦理意义：良好的医患沟通可以实践“人是目的”的伦理价值,发挥道德情感的传递作用,改善社会风气,传播与发展人道主义精神、提升人的道德境界以及促进人的本质的自我认识。     

医学伦理呼唤文化自信

对于作为舶来学科的“医学伦理学”,如何用其教育学生、指导实践？一直以来国内学术界和医学界并没有很好地处理“舶来性”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致使部分医学伦理工作者全盘吸收西方医学伦理思想,将西方医学伦理原则尊奉为医学伦理学界的“道德圣经”;进而推崇西方国家所极力宣扬的价值观念,而放弃了国人所应有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论“乐”的伦理精神

礼乐文明对中国传统伦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乐”与“礼”所体现的伦理价值既不相同,又相辅相成。“礼”强调等级分明的伦理秩序,“乐”则追求整个社会的“和同”,体现一种“和”的伦理精神。这一独特的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过程复杂而漫长,在殷商时代呈现为原始先民沟通天人的祭祀仪式,是凝聚群体的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西周的礼乐之治形成了“乐合同,礼别异”的价值格局,“乐”是具有“礼”之规范性的国家制度,通过伦理教化的方式来实现秩序之和;随着西周末年的礼坏乐崩,“乐”在国家制度层面上的伦理规范功能逐渐式微。而孔子赋予“乐”在个体道德层面上的独特价值,是使个体以实现伦理价值为目标、自觉地修养德性的精神动力,由此赓续了“乐”所蕴含的伦理精神的生命力。     

巴金忏悔意识新论

卢梭与托尔斯泰对巴金忏悔意识的形成有至深影响，但因巴金独特的生活经历、性格特征和思考方面的特征，其忏悔意识的表现，不仅与西方作家，而且与鲁迅、郭沫若等中国现代作家，都有着很大的不同。巴金忏悔意识的性质处在“忏悔的人”与“人的忏悔”之间，体现了属于中国那代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思想与人格特征；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强力下的某种心态。     

有死性与当下永恒的统一对生存性恐惧的超越——作为践行性医德培养路径的生死教育

医疗巨大的信息不对称和更大的伤害可能性使医生肩负更高的道德责任。将生存性恐惧细分为四个层次。通过对时间特征的分析，揭示了时间中的不朽是虚假的无限，当下永恒才是真无限。因此，当下永恒的实现是人的“以有限之身追求无限”的终极需要。同时，只有这种真无限才能彻底超越生存性恐惧。揭示了以超越生存性恐惧为枢纽的生命面向的翻转，即从片面的生存性境况转向生命性境况而使“超个体的个体”显现，此种个体是个体性（有死性）和整全性（当下永恒）的统一，因而具有使自由和道德现实化的能力。作为践行性医德培养范式的生死教育的精髓是“成勇以成人”，其路径有二：一是反思死亡而彻底接受自己的有死性从而觉醒到人之终极需要，并摆脱“不朽”的陷阱；二是获得与当下永恒相关的生命意义以彻底超越生存性恐惧，引发生命面向的翻转和“超个体的个体”的“诞生”。生死教育不仅是一种终极关怀，还是促成“新人”诞生的人类文明再启蒙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