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梭菌核酸检测方法应用进展

艰难梭菌是一种广泛存在于人和动物肠道中的厌氧革兰阳性芽孢杆菌。 近年来,由于抗生素滥用艰难梭菌感染人数大量增加,发病率和病死率急剧上升,准确的诊断对于最佳治疗手段和预防措施来说至关重要。 因此高灵敏度与特异度、省时省力的核酸检测方法逐渐引起重视。 本研究就目前最新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以及其他经典的实验室自建艰难梭菌核酸检测方法的应用进行介绍和比较,为艰难梭菌的检测提供参考。     

艰难梭菌相关性腹泻研究进展

艰难梭菌（Clostridium difficile）是人类肠道中的正常菌群，使用抗菌药物后可导致该菌过度生长。1978年起认识到艰难梭菌与抗生素相关性腹泻有关。随着广谱抗菌药物的广泛应用，全球范围内艰难梭菌相关性腹泻（Clostridium difficile associated diarrhea，CDAD）的发生率不断增高。近年来发现CDAD可出现爆发流行，其流行株出现基因变异，产生毒素的能力增加，患者病死率增高，引起医学界的重视。以下对CDAD研究新进展作一综述。     

艰难梭菌感染1例

1 临床资料患者男,75岁。2013年9月5日因“胰腺癌”收入我院肝胆外科,于9月12日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术程顺利。2013年9月16日—10月1日患者间歇发热,体温波动于36．8～37．8℃。9月16日体格检查,心肺未见明显异常,腹平,切口愈合良好,发热原因待查。先予头孢甲肟（2 g,静脉滴注,2次／d）抗感染治疗;9月18日换用头孢曲松-他唑巴坦（2 g,静脉滴注,2次／d）抗炎治疗;9月21日,肺 CT 示“左肺上叶后段、两肺下叶出现散在炎症,两侧胸腔积液及胸膜增厚”,上腹 CT 示“少量腹水,局部包裹性积液形成”,腹腔引流为浑浊液体,改用比阿培南（0．3 g,静脉滴注,2次／d）。9月25日,胆汁培养为“屎肠球菌”,上腹 CT 示“腹水较前增多,肝内胆管积气”,增加比阿培南剂量（0．3 g,静脉滴注,3次／d）,并联合盐酸去甲万古霉素（0．4 g,静脉滴注,2次／d）抗感染治疗,患者发热仍未见明显好转;10月1日再次更换抗生素为头孢曲松-他唑巴坦（2 g,静脉滴注,2次／d）,10月5日患者病情平稳,无发热,体温36．8℃,即停用抗生素及其他治疗。     

艰难梭菌感染防治措施的研究进展

艰难梭菌是革兰阳性厌氧芽孢杆菌,芽孢位于菌体次极端,可在体外存活数月以上[1].艰难梭菌可在人体肠道无症状定植,也可引发轻度至重度腹泻、伪膜性肠炎(PMC),严重者可导致死亡.艰难梭菌通过产生肠毒素A(TcdA)和细胞毒素B(TcdB)这两种毒素致病,TcdA 和 TcdB 是导致上皮细胞坏死和炎症的主要原因[2].抗菌药物是艰难梭菌感染(CDI)的首选治疗手段,也是公认的艰难梭菌相关性腹泻(CDAD)的危险因素,长期使用抗菌药物会导致肠道菌群失调,引起芽孢萌发[3].     

艰难梭菌感染流行病学特征、实验室诊断与治疗的研究进展

艰难梭菌(Clostridium difficile)是一种专性厌氧革兰阳性芽孢杆菌,一般认为是环境和人类肠道中的正常菌群。近年来该菌引起的医院内感染日益增多,是医院内获得性腹泻的主要病原菌。抗菌药物的过度应用被认为是引起艰难梭菌感染(Clostridium difficile infection,CDI)发病率增加的主要因素。CDI的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增加,尤其是新型高产毒株在北美地区造成了医院内感染的暴发流行,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本文对CDI的流行病学特征、致病机制、实验室诊断、治疗以及感染控制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阐述,旨在为CDI的早期预防提供新思路。     

艰难梭菌致病相关研究进展

艰难梭菌（Clostridium difficile,Cd）为专性厌氧的革兰阳性杆菌,广泛分布于水、土壤等自然环境以及动物和人的粪便中。其主要致病因子为毒素A（Clostridium difficile toxin A,CdtA）和毒素B（Clostridium difficile toxin B,CdtB）。长期接受广谱抗菌药物、免疫抑制剂或化疗药物治疗,可导致肠道菌群失调,艰难梭菌过度生长并释放毒素,     

艰难梭菌感染治疗方法

艰难梭菌为革兰阳性厌氧芽孢杆菌,可引起艰难梭菌相关性腹泻（CDAD）,导致一系列的肠道感染症状。CDAD的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提高,尤其是高产毒株在北美地区造成了医院内的暴发流行,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近年来,国外相继出现了耐甲硝唑和万古霉素的艰难梭菌的报道,传统的治疗方法面临严重挑战,一些新的治疗方法应运而生。本文将对CDAD的治疗方法及其进展做一简要综述。     

应重视艰难梭菌感染的检测

艰难梭菌(Clostridium difficile)为革兰阳性厌氧产芽孢杆菌,是人类肠道中的正常菌群之一.艰难梭菌本身没有侵袭性,其中部分细菌(产毒株)可通过分泌毒素A、毒素B和(或)二元毒素从而引起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结肠炎甚至致死性伪膜性肠炎,统称为艰难梭菌感染(Clostridium di ficile infection,CDI).艰难梭菌为医院获得感染性腹泻最主要的病原菌,在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病因中艰难梭菌亦占20％～30％;而伪膜性肠炎则几乎100％由艰难梭菌所致.肠道外CDI如败血症等则极为罕见.不仅仅是抗菌药物,其他影响肠道正常菌群平衡、降低艰难梭菌定植抵抗能力的因素,如老年、胃肠道手术、应用抗肿瘤药物、长期住院和免疫功能缺陷等均为CDI的危险因素.     

艰难梭菌耐药性及耐药机制研究进展

艰难梭菌是导致抗生素相关性腹泻和医院感染性腹泻的最主要病原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及地区,艰难梭菌感染都有较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因此受到高度关注。相比,国内艰难梭菌的研究数据还相对匮乏,尤其临床对其对常用抗生素的耐药性还认识不足。因此,本文就艰难梭菌的耐药性和耐药机制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艰难梭菌相关性腹泻的治疗和预防

艰难梭菌是具有芽胞结构的革兰阳性厌氧杆菌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成为最重要的医院感染的病原之一。近期的研究表明 ,艰难梭菌是肠道感染中第二位常见致病菌 ,仅次于弯曲菌属 ,易引起以发热、腹痛、水样泻及伪膜性肠炎为主要症状的艰难梭菌相关性腹泻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ｄｉｆｆｉｃｉｌｅ ａｓｓｏｃｉ ａｔｅｄｄｉａｒｒｈｅａ ,ＣＤＡＤ)。在美国 ,艰难梭菌感染在抗生素相关性腹泻中占 10 %～ 2 0 %。不仅仅是抗菌药 ,其他影响肠道正常菌群 ,降低对艰难梭菌定殖抵抗的因素 ,如胃肠道术后、应用抗肿瘤药物、长期住院、免疫缺陷等…     

艰难拟梭菌重命名及相关致病因子研究进展

基于表型特征、化学分类学及系统发育学等研究,艰难梭菌已被归入拟梭菌属,并重命名为艰难拟梭菌.近年来,随着多重耐药艰难拟梭菌不断出现,导致抗生素治疗失效以及感染复发病例明显上升.目前欧美部分国家已建立完善的艰难拟梭菌感染监控体系及相应的临床诊疗指南,但我国相关工作起步较晚.同时,我国仍存在抗生素使用不规范甚至滥用等现象,...     

两种实验动物感染艰难梭菌的特征比较

目的 研究分析树鼩和BALB/c小鼠感染艰难梭菌的特征,比较和评估二者作为艰难梭菌动物感染模型的适用性.方法 分别以树鼩和BALB/c小鼠作为研究对象,抗生素组合喂养后灌胃艰难梭菌RT078(105 CFU芽孢/只),7 d内观察动物的感染特征和表现,对感染动物的肠道组织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和分析.结果 树鼩自灌胃第2天...     

5岁以下腹泻患者分离的艰难梭菌分子型别和耐药特征分析

目的 分析中国部分地区5岁以下腹泻患儿分离的艰难梭菌的分子型别和耐药特征,为后续研究及临床用药提供数据支持.方法 收集2010-2020年云南、山东、上海、陕西、河南和北京6省市5岁以下腹泻患儿的粪便标本,通过厌氧培养分离和鉴定艰难梭菌.使用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方法进行毒素基因检测、多位点序列分型(MLST)和核糖...     

检测艰难梭菌耐莫西沙星gyrA基因点突变的双重荧光PCR方法的建立和评价

目的 建立一种检测艰难梭菌耐莫西沙星gyrA基因点突变的双重荧光PCR方法.方法 设计针对艰难梭菌gyrA基因的特异性引物,并针对莫西沙星耐药株和敏感株的gyrA基因突变位点设计不同的TaqMan-MGB探针,优化可同时检测ATT、ACT突变点的双重荧光定量PCR方法,验证该方法的灵敏性、特异性和重复性,并进行应用评价...     

黑龙江省人源沙门菌流行特征及指纹图谱多态性分析

  目的  了解黑龙江省人源沙门菌的血清型及分子分型特征。  方法  对2016 — 2019年从黑龙江省监测腹泻病例分离的沙门菌进行血清学分型及脉冲场凝胶电泳（PFGE）图谱多态性分析。  结果  2016 — 2019年,9 977例腹泻病例中共检出303株人源沙门菌,其中大庆、哈尔滨、齐齐哈尔市检出率较高,第二季度沙门菌检出率显著高于其他季度,16～及56～岁年龄组人群沙门菌检出率高于其他年龄组。 黑龙江省人源沙门菌包含46种血清型,肠炎沙门菌占40.59%,为主要血清型。 肠炎沙门菌共有67种PFGE谱型,型别多样,分为3个带型簇,54.10%的优势谱图菌株来源于≤5岁婴幼儿。  结论  16～及56～岁年龄组人群是人源沙门菌感染的高危人群,而肠炎沙门菌为主要血清型别。 黑龙江省人源沙门菌指纹图谱呈多态性分布。     

杭州市富阳区住院腹泻患者艰难梭菌感染及菌株分子特征分析

目的了解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地区住院腹泻患者艰难梭菌感染情况,研究感染患者临床危险因素及分离菌株的分子特征。方法收集2017年5月至2018年2月就诊于第一人民医院的228例腹泻患者的粪便标本,通过厌氧培养进行艰难梭菌菌株分离和鉴定,进行多位点序列基因分型,以琼脂稀释法测定菌株耐药性,对患者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结果228份标本共检测出产毒型艰难梭菌41株,其中31株为医院获得性腹泻;阳性患者平均年龄67.8岁,主要来自消化内科（34.1%）和肾内科（19.5%）。 ST2、ST3和ST54为主要基因型。 所有菌株对万古霉素、甲硝唑、四环素、哌拉西林敏感。 临床资料统计分析显示,＞60周岁、患基础性疾病和有抗生素用药史的阳性患者数量远高于阴性患者比例（χ2＝4.229、9.022、5.767,P＝0.023、0.001、0.009）。结论杭州市富阳区住院腹泻患者艰难梭菌感染患者主要来源于院内感染。 患有基础性疾病、8周内有抗生素用药史的老年患者为感染的危险因素;在院内感染防控中需进一步加强监测。     

踝臂指数的流行病学研究与进展

背景:踝臂指数的测量是诊断外周动脉疾病(踝臂指数<0.90)的简便有效无创的方法.患有外周动脉疾病的患者通常有局部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症状,并且增加了心血管事件发生和死亡的风险.目的:总结近年来踝臂指数的流行病学研究进展,为进一步开展外周血管疾病的预防和控制提供循证医学的依据.方法:检索Pubmed数据库,纳入论点论据可靠并与踝臂指数方面的研究相关的文章,排除重复性研究或者与文章研究目的无关的文章.保留26篇文章做进一步分析.结果与结论:有研究表明外周动脉疾病能够预测心血管疾病发生率和死亡率.研究发现慢性.肾病、胰岛素使用、蛋白尿、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677T基因型、高龄、女性、超重肥胖、高血压、糖尿病史、吸烟史、升高的高敏感性C反应蛋白以及较低的高密度脂蛋白等是外周动脉疾病患者的危险因素,建议应该加强对糖尿患者、高血压患者以及高脂血症等"三高"人群的非传统危险因素的检测和干预.外周动脉疾病作为动脉粥样硬化的经典指标,不仅仅能够反映下肢动脉缺血性疾病,而且也能预测到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利用踝臂指数能够很好的诊断外周动脉疾病(踝臂指数<0.9).尽管外周动脉疾病能够很好的预测心血管事件的发生和死亡,但经常未被诊断和处理.目前,踝臂指数的临床筛查在国内尚未得到全面普及和推广.针对外周动脉疾病高危人群及有下肢动脉疾病风险的患者应建议进行常规踝臂指数检查.     

TaqMan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艰难梭菌

目的 建立特异敏感的实时荧光定量PCR方法,用于艰难梭菌的快速检测;评价基于纯培养艰难梭菌和粪便中艰难梭菌的2种标准曲线;并应用该荧光定量PCR法对急性艰难梭菌感染（CDI）的小鼠进行粪便含菌量检测评价。方法 针对艰难梭菌基因组中16S rRNA序列设计特异性引物和探针,建立一套快速检测艰难梭菌含量的实时荧光定量PCR方法,验证方法的特异性、灵敏性;绘制艰难梭菌纯菌浓度梯度稀释标准曲线和粪便中同浓度梯度艰难梭菌的标准曲线,比较两者的差异;用艰难梭菌高毒株NAP1/027感染用抗生素处理的C57BL/6小鼠,建立CDI小鼠模型,同时应用该荧光定量PCR和活菌培养法定量检测小鼠粪便中的艰难梭菌含量变化。结果 建立的TaqMan实时荧光定量PCR具有较高的灵敏性和特异性,生成标准曲线的相关系数为0.999 8,斜率为-3.400 4;用纯培养艰难梭菌和粪便中艰难梭菌分别制备标准曲线,结果表明2种标准曲线定量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建立CDI小鼠模型,应用该荧光PCR能有效、准确的检测出粪便中艰难梭菌的含量,可替代费时费力的活菌培养计数法。结论 用纯培养艰难梭菌来制备标准曲线不影响对含菌粪便标本的准确定量检测,荧光定量PCR能准确快捷地检测CDI小鼠粪便中的艰难梭菌含量,比活菌计数更快速和方便,可用于艰难梭菌感染小鼠模型中小鼠肠道内艰难梭菌定植的定量检测。     

中国阿尔茨海默病的流行病学特征

随着社会人口的老化,痴呆的患病率逐年升高。中国痴呆类型的比例南北报告不同,这与多种因素有关,但总的印象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disease,AD)的患病率较高。文章阐述了目前AD的调查方法,分筛查和确诊两个阶段,常用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康金斯基评分量表(HIS)和长谷川痴呆量表(HDS)等。并总结了造成目前AD患病率差异的主要原因,包括:①样本的年龄结构不同。②不同的环境因素的影响。③调查方法的差别。④诊断标准未统一。这些有待得到解决。有关AD的危险因素包括环境因素,遗传因素及两者相互关系。目前一直认为家族史、年龄、女性、雌激素的水平可使AD的危险性增高。因此,有必要将AD的流行病学研究开展得更加广泛、更加深入。     

Detection of Clostridium difficile cytotoxin in HEp-2 and CHO cell lines

The detection of cytotoxin was compared in two established cell lines; Chinese hamster ovary (CHO) and a human epithelial line, HEp-2. All specimens with positive toxin assays were detected with the CHO cell line, whereas only one-half of positive specimens were detected with the HEp-2 cel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