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生负性生活事件与人格特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目的:探讨负性生活事件与人格特质对医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人格特质在负性生活事件与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方便取样选取江西省某高校460名医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总体幸福感量表(GWB)、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艾森克人格问卷(EPQ)。结果:①医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在性别、是否独生子女、生源地等方面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824,1.971,F=7.973;P0.05),医学生负性生活事件水平在是否独生子女方面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793,P0.05),医学生人格特质在性别、是否独生子女、生源地等方面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098,-4.996,2.130,-2.898,F=5.840,3.840;P0.05);②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健康适应(β=-1.572,95%CI:-1.960～-1.183)、人际关系(β=-0.235,95%CI:-0.470～-0.001)和神经质(β=-0.987,95%CI:-1.166～-0.808)能负向预测医学生主观幸福感,内外向能正向预测医学生主观幸福感(β=0.501,95%CI:0.286～0.715);③精神质和神经质在负性生活事件与主观幸福感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值的5.03%、46.44%。结论:医学生负性生活事件与人格特质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负性生活事件既直接影响医学生主观幸福感,又间接通过精神质和神经质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     

生活事件对大学生负性情绪的影响:神经质和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目的考察应对方式和神经质在生活事件与负性情绪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问卷、大五人格问卷-神经质分量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应对方式量表、状态特质焦虑量表对3010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神经质以及生活事件各因子与焦虑、抑郁均呈显著正相关(P<0.01);问题解决和求助的应对方式与抑郁、焦虑均呈显著负相关(r=-0.09,-0.13,-0.16,-0.19;P<0.01),而其他应对方式与抑郁、焦虑均呈显著正相关(P<0.01);神经质、应对方式在生活事件与负性情绪间的中介效应显著(F=240.17,P<0.01)。结论大学生负性情绪与生活事件、人格特质中的神经质和不成熟的应对方式密切相关;神经质和应对方式在生活事件的应激对大学生负性情绪的影响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大学生抑郁症复发相关的人格特质

目的:探索影响大学生抑郁症复发的人格特质。方法:于2018年4-10月开展基线调查,对8079名大学新生使用复合性国际诊断访谈表(CIDI 3.0)进行调查,采用贝克抑郁量表评估抑郁严重程度、人格特质问卷诊断人格特质、神经质问卷测量神经质得分、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诊断人际关系行为困扰、功能失调性态度量表评价认知障碍,并在2019年4-10月及2020年4-10月完成两次随访调查。结果:大学新生抑郁症1年随访复发率为9.16%(95%CI:6.38%～12.02%),2年随访复发率为18.59%(95%CI:13.94%～23.26%)。边缘型人格特质(OR=4.60,95%CI:2.28～9.28)是大学生抑郁症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其中男性(OR=6.40,95%CI:1.98～20.71),女性(OR=3.77,95%CI:1.56～9.10)。边缘型人格特质与抑郁症复发之间存在剂量-反应关系,有5～8个边缘型人格特征的大学生比0个特征的大学生抑郁症复发的风险高(OR=3.58,95%CI:1.12～11.43)。结论:具有边缘型人格特质的大学生抑郁症患者更易复发。     

伤害倾向性特征青少年人群负性生活事件的病例对照研究

目的:探讨伤害倾向性特征的青少年人群的负性生活事件特征,为预防青少年多发性伤害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的方法,使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CLE)、Beck焦虑量表(BAI)、Beck抑郁自评量表(BDI)和家庭功能指数量表(APGAR)等工具,对伤害倾向性组和对照组进行测量,比较伤害倾向性组和对照组在负性生活事件频度和应激量,并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索伤害倾向性与各研究因素之间的关系。结果:伤害倾向性组有17项生活事件的频度高于对照组且差别有统计学意义;单因素分析显示伤害倾向性组的BAI、BDI和ASLEC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多因素logistic回归显示负性生活事件丧失因子应激量(OR=1.06,P=0.025)和焦虑状况(OR=1.05,P0.001)是伤害倾向性的危险因素。结论:伤害倾向性特征青少年人群伤害的发生与其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应当根据其生活环境特征开展保护并予以健康教育,预防伤害的进一步发生。     

大学新生适应与童年期负性事件、人格特征的关系

目的:考察大学新生适应与童年期负性事件的关系,并探讨人格特征在其关系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选取四川某重点高校大学新生523名,采用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CCSAS)、童年期负性事件调查问卷(ACEQ)和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EPQ-RSC)进行施测。结果:大学新生至少经历过一种童年期负性事件的发生率为87%。CCSAS总分与童年期负性事件影响总分及神经质得分呈负相关(r=-0.13、-0.51,均P0.01),与内外向和掩饰性得分呈正相关(r=0.47、0.25,均P0.01);童年期负性事件影响总分与内外向得分呈负相关(r=-0.08,P0.05),与掩饰性得分呈负相关(r=-0.12,P0.01),与神经质得分呈正相关(r=0.17,P0.01)。内外向和神经质在童年期负性事件影响与大学新生适应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效应量为51.65%和58.10%。结论:大学新生适应与童年期负性事件影响和人格特征密切相关,人格特征在童年期负性事件影响与大学新生适应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神经症危险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

目的:广泛筛选与神经症发生有关联的人格障碍、生活事件、父母养育方式等可疑危险因素并分析其关联程度。方法:通过成组病例对照研究,用生活事件量表、父母养育方式问卷,人格诊断问卷对100名就诊于北京两家三甲精神病专科医院的神经症患者(病例组)和按照性别、年龄(±3岁)成组匹配的无精神障碍的200名上述医院的工作人员(对照组)进行自评问卷调查。结果:(1)单因素分析显示,病例组的负性生活事件得分、父亲拒绝因子得分、父亲过度保护因子得分、母亲拒绝因子得分、总体人格障碍得分均高于对照组[22.5vs.2.5,(40.4±14.1)vs.(35.4±7.9),(29.1±7.5)vs.(28.2±5.6),(40.4±13.7)vs.(36.8±8.5),(29.8±14.1)vs.(17.1±13.0);均P0.05]。(2)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神经症发生的保护因素是正性事件(OR=0.92,95%CI:0.87～0.98);危险因素是负性事件(OR=1.06,95%CI:1.04～1.08)及总体人格障碍(OR=4.84,95%CI:2.24～10.49)。结论:正性生活事件是神经症发生的保护因素,负性生活事件和人格障碍是神经症发生的危险因素。     

青少年的睡眠质量与负性生活事件、人格

目的:探讨青少年睡眠质量与负性生活事件、人格的关系,考察负性生活事件、人格特质与睡眠质量是否有交互作用.方法:本研究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全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数据库中2008年的调查数据,样本是用系统分层抽样方法抽取的4538名中小学生,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自评问卷和艾森克人格问卷少年版(EPQ-Junior)评估青少年睡眠质量、负性生活事件和人格.结果:本样本PSQI总分为(5.1±2.8),26％的人有睡眠质量问题(PSQI≥7).11～14岁年龄组PSQI得分低于15 ～ 17岁年龄组,15～ 17岁年龄组PSQI得分低于18～20岁年龄组[(3.9±2.5)vs.(5.4±2.6)vs.(6.5±2.7),P＜0.01].PSQI总分与负性生活事件总分(r=0.32),EPQ-Jun-ior的神经质(r=0.54)、精神质维度(r=0.18)得分呈正相关(均P＜0.01),与内外倾维度得分呈负相关(r=-0.16,P＜0.01).二分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负性生活事件得分(OR=1.56)与EPQ-Junior的神经质维度得分(OR=1.23)越高,PSQI得分可能越高(均P＜0.01).结论:同时存在神经质人格高分和经历负性生活事件多的青少年的睡眠质量可能更差.     

青少年神经质人格与抑郁的关系:移情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移情及移情各因子在青少年神经质人格与抑郁症状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式,采用抑郁量表(CES-D)、神经质量表(FFIN)与移情量表(Empathy Scale)对合肥市两所学校的初中和高中共321名学生进行调查。结果:1青少年的抑郁症状与神经质人格、想象、个人忧伤均呈显著正相关(r=0.19~0.55,P0.01);2回归分析发现,神经质人格、想象、移情关注对抑郁有显著地预测作用(β=0.545,0.103,0.099;P0.05)。结论:想象和移情关注在神经质人格与抑郁症状之间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5.7%和3.1%。     

工作与生活压力对铁路女工心理健康的影响

目的:探讨工作压力与生活压力对铁路女工心理健康的影响.方法:选取某铁路局中年龄小于55岁的全体女职工为研究对象.应用付出-回报失衡量表和家庭压力量表评价1679名铁路女工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状况,并通过一般健康问卷了解其心理健康情况.结果:1679名女职工中有690人(占41.9%)存在不良心理健康现象.心理不良组工作压力、生活压力评分均高于心理健康组[(1.3±0.3)vs(1.0±0.2),(13.2±1.7)vs(12.3±1.8),均P<0.01].较高和最高工作压力都与不良心理健康有明显有关联(OR =2.03, 95%CI: 1.47～2.80;OR =3.04, 95%CI:2.17～4.28);较高和最高的生活压力与不良心理健康有明显关联(OR =1.64, 95%CI: 1.21～2.23; OR =2.48, 95%CI: 1.47～4.49);高工作压力-低生活压力,低工作压力-高生活压力,以及高工作压力-高生活压力与不良心理健康有明显关联(OR =1.90, 95%CI:1.32～2.74;OR =1.79, 95%CI:1.21～2.67;OR =3.54, 95%CI:2.21～5.01).结论: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都与铁路女工不良心理健康有明显关联.     

负性生活事件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解释性乐观的调节作用

目的:探讨乐观对负性生活事件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的影响。方法:采用随机整群分层取样法抽取385名大学生参加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解释风格问卷和生活满意度问卷的调查。结果:(1)总应激量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r=-0.20,P0.01),其中人际因子、学习压力和健康适应因子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r=-0.18,-0.25;P0.01;r=-0.12,P0.05);消极事件解释风格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r=-0.11,P0.01);(2)负性生活事件与乐观的交互作用对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F=7.04,P0.01)。结论:解释性乐观是负性生活事件与生活满意度间的调节变量。     

心理社会因素在重性抑郁障碍中的作用

为探讨心理社会因素在重性抑郁障碍中的作用。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艾森克人格问卷(EPQ)、生活事件量表(LES)、特质应对方式量表(TCSQ)和社会支持问卷(SSS)对114例重性抑郁障碍患者进行测试,同时选取97名健康志愿者进行对照研究。结果显示:①重性抑郁障碍患者组的EPQ-精神质(P),神经质(N)分高于健康对照组,内外向(E)分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②重性抑郁障碍患者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③患者组消极应对分高于健康对照组,积极应对分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④重性抑郁障碍患者组在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与利用度均低于健康对照组(P<0.01)。重性抑郁障碍患者的人格特征及负性生活事件,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在其发病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情绪、人格因素与胃溃疡疾病的关系

目的:分析情绪、人格因素与胃溃疡(GU)患者疾病情况的关系。方法:纳入2017年10月至2018年10月我院46例GU患者为GU组,纳入同期30名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比较两组受试者情绪状态[心境状态量表(POMS-SF)]、述情障碍情况[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人格特征[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及面临生活事件情况[生活事件量表(LES)]差异。结果:GU组POMS-SF量表除精力-活力评分低于对照组外(t=-5.908,P0.05),其他分量表评分及总分均高于对照组(t疲乏-迟钝=5.931、t迷惑-混乱=5.043、t愤怒-敌意=4.041、t紧张-焦虑=5.989、t抑郁-沮丧=3.892、t总分=12.294,P0.05)。GU组TAS量表因子Ⅰ、Ⅱ、Ⅲ评分高于对照组(t因子Ⅰ=2.073,2.685,3.446;P0.05),因子Ⅳ评分则低于对照组(t=-2.071,P0.05)。GU组EPQ量表E分量表评分低于对照组(t=-5.779,P0.05),N、P分量表评分高于对照组(t3.408,6.456;P0.05)。GU组负性事件刺激量、生活事件总刺激量大于对照组(t=19.844,16.143;P0.05)。结论:GU患者情绪状态较差,存在一定程度述情障碍,人格特征偏内向、情绪不稳等,负性生活事件较多,可见GU与人格、情绪因素密切相关,应予以重视。     

难治性老年抑郁症危险因素的配比病例对照研究

目的 探讨老年抑郁症成为难治性的相关危险因素,为临床需要提供客观指征.方法 将256例药物难治性老年抑郁症与同期的非难治性老年抑郁症患者进行1 : 1对照研究,应用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处理数据.结果 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成为难治性的老年抑郁症有显著性统计学意义的重要危险因素是:应激性生活事件(OR=3.655,95%CI:1.805～7.321),神经质(OR=4.459,95%CI:1.790～10.889),伴有精神病性症状(OR=4.361,95%CI:2.183～8.410),慢性起病(OR=0.132,95%CI:0.019～0.916),1年内未及时治疗(OR=0.408,95%CI:0.207～0.829).结论 具有应激性生活事件、神经质、伴有精神病性症状、慢性起病、1年内未及时治疗是难治性老年抑郁症的重要危险因素.     

强迫障碍心理社会相关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

目的: 探讨与强迫障碍发生相关的心理社会因素.方法: 采用1:2病例对照研究,以生活事件量表、特质应对方式量表、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量表、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对61名强迫障碍患者及按照性别、年龄(±3岁)、受教育程度进行配比的无精神障碍的志愿者122名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病例组和对照组的负性事件[(40.8±50.6)vs.(13.8±21.4)]、家庭实际亲密度[(61.0±14.0)vs.(66.7 ±11.3)]及适应性[(39.9±12.0)vs.(47.3±9.5)]、积极应对[(25.7±6.4)vs.(36.0±6.1)]、消极应对[(37.3±5.5)vs.(31.3±5.8)]、父母养育方式[如病例组父亲情感温暖(42.6±12.6),对照组(47.9±10.7)]量表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强迫障碍发生的保护因素是积极应对(OR=0.14;95%CI:0.06-0.32);危险因素是消极应对(OR:3.74;95%CI:1.30-10.82)及家庭适应性之差(OR=5.97,95%CI 1.61-22.14).结论: 个人应对方式及家庭关系与强迫障碍发生有关联.     

负性生活事件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链式中介效应

目的:为探讨心理弹性、人际关系困扰在负性生活事件与抑郁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心理弹性量表和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对728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负性生活事件与抑郁、人际关系困扰显著正相关(r=0.50,0.30;P0.01);负性生活事件与心理弹性评分呈显著负相关(r=-0.14,P0.01);抑郁与人际关系困扰评分呈显著正相关(r=0.54,P0.01),与心理弹性呈负相关(r=-0.45,P0.01);人际关系困扰与心理弹性评分呈负相关(r=-0.35,P0.01)。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心理弹性和人际关系困扰在负性生活事件影响抑郁的过程中起链式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9.56%。结论:负性生活事件分别通过心理弹性、人际关系困扰的中介作用,以及心理弹性和人际关系困扰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大学生抑郁。     

老年抑郁症的心理社会因素研究

目的:探讨老年抑郁症的心理社会因素.方法:按CCMD-3心境障碍抑郁发作诊断标准,收集33例60岁以上首次发作的患者(抑郁组),32名健康老年人(对照组).采用生活事件量表、艾森克问卷、简易智力状态检查表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等,进行测评分析.结果:抑郁组与对照组精神疾病家族史(分别为5例/0例,χ2=5.253,P=0.022)、现患躯体疾病(16例/6例,χ2=6.415,P=0.011)、血管危险因素(10例/3例,χ2=4.447,P=0.035)和长期困境(19例/3例,χ2=14.437,P=0.000)的差异有显著性,而抑郁组MMSE总分26.2±2.3低于对照组27.3±0.8(t=2.552,P=0.015).抑郁组负性生活事件分值17.9±15.0低于对照组10.7±7.8(t=2.42,P=0.019);抑郁组社交问题分值3.5±6.9高于对照组1.2±3.8(u=1.982,P=0.047).抑郁组社会支持总分39.5±6.8低于对照组42.9±4.2(t =2.434,P=0.018);抑郁组对支持的利用度5.9±2.7低于对照组8.4±1.6(u=3.844,P=0.000).抑郁组神经质分60.0±8.8高于对照组51.7±4.9(t=4.737,P=0.000);抑郁组与对照组的神经质个性(24例/3例,χ2=26.851,P=0.000)的差异有显著性.结论:慢性应激、高度神经质和认知功能损害严重是老年抑郁症的重要危险因素.     

安徽省城乡社区老年期抑郁症患病率及相关因素

目的:探讨城乡社区老年期抑郁症患病率及相关因素的差异。方法:在安徽省城乡社区老年期抑郁症及痴呆症队列研究的基础上,应用老年精神状况量表(Geriatric Mental State Schedule,GMS)对≥65岁的老年人(n=1757)进行了访谈,抑郁症由与GMS相配套的计算机诊断系统(Automated GeriatricExamination for Computer Assisted Taxonomy,AGECAT)进行诊断。使用标化率进行城乡患病率的比较;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因素。结果:城市社区667人,农村社区1090人;城乡社区老年期抑郁症标化患病率分别为3.60%(95%CI:1.64%~5.57%)和6.24%(95%CI:4.67%~7.82%);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独居、担心子女、自评生活一般、与朋友交流(每月1次)和负性事件数(≥2件,近两年)是城市社区老人患抑郁症的危险因素[如独居OR(95%CI):8.63(1.76~42.45),均P0.05];担心子女、自评健康一般、有宗教信仰、从不与亲人交流、与邻居交流和负性事件数(≥2件,近两年)是农村社区老人患抑郁症的危险因素[如担心子女OR(95%CI):2.90(1.34~6.27),均P0.05]。结论:农村社区老年期抑郁症患病率高于城市社区;农村社区老人患抑郁症相关因素多于城市社区;担心子女和近两年负性事件发生数量(≥2)是城乡社区老人患抑郁症的共同危险因素。     

抑郁症患者血清白介素-6、白介素-2与生活事件及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

目的研究抑郁症患者血清白介素-6、白介素-2水平变化及其与生活事件、应付方式间的关系。方法入组60例未经药物治疗的抑郁症患者,进行生活事件量表(LES)、应付方式问卷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的临床评定。用酶联免疫吸附方法对60例患者进行血清白介素-6(IL-6)、白介素-2(IL-2)检测,并与60名正常人群进行比较。结果抑郁症组血清白介素-2(IL-2)显著低于对照组。抑郁症患者中求助因子与白介素-6的血清水平成正相关(P0.05)。生活事件总频度及强度、负性事件频度及强度与血清白介素-6(IL-6)、白介素-2(IL-2)水平无明显相关(t=-2.283,P0.05)。抑郁患者较健康人群经历更多的负性生活事件,且较多采用不成熟应付方式,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抑郁症患者存在部分细胞因子分泌水平的下降;抑郁患者较健康人群经历更多的生活事件,而多采用不成熟应付方式;血清白介素-6、白介素-2浓度与生活事件及应付方式的相关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社会心理因素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关系

目的:探讨社会心理因素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关联,为非酒精性脂肪肝干预提供心理方面的参考。方法:通过觉察压力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正性负性情绪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及自设一般人口学问卷,对328对按照1∶1比配原则的研究组与对照组研究对象进行调查。结果:研究组积极应对、正性情绪、生活满意度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t=-2.301,-4.425,-5.025;P0.05或0.01),消极应对、觉察压力、负性情绪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t=5.128,5.590,4.530;P0.01)。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积极应对、觉察压力为非酒精性脂肪肝的保护因素(Or=0.876、0.946,95%CI为0.817~0.939、0.902~0.993),消极应对、负性情绪为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危险因素(Or=1.251、1.095,95%CI为1.162~1.346、1.054~1.138)。结论:非酒精性脂肪肝可能与应对方式、觉察压力、负性情绪有密切的关系。     

挫折对高校师范类大学生共情的影响:心理弹性的调节作用

目的:探讨挫折与心理弹性对高师大学生共情的影响机制.方法: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心理弹性量表"和"共情量表"对广东省575名高师大学生进行测查.结果:①高师大学生心理弹性与共情呈显著正相关(r = 0.21,P＜0.01),与负性生活事件呈显著负相关(r =-0.16,P＜0.01);②心理弹性在负性生活事件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