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外膜肺氧合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体肝移植中的应用进展

供肝短缺已经成为制约肝移植发展的重要因素,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体是扩大供体池的一个重要来源。应用体外膜肺氧合(ECMO)技术可提高DCD供肝的质量,增加器官捐献供体池,改善肝移植受体的预后。本文综述了ECMO对DCD供体器官支持的基本原理和操作技术、ECMO用于DCD供体肝移植的研究进展及存在的问题,提示ECMO在我国DCD供体肝移植中具备较大的发展潜力和应用前景。     

基于移植协调员角度的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工作经验

目的 总结基于移植协调员角度的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工作经验.方法 收集2010年3-10月间潜在DCD供者的临床资料,通过自定义4个概念:潜在DCD供者、有效DCD供者、DCD成功率及DCD回绝率,对DCD工作进行量化分析.结果 发现并确认了16例潜在DCD供者,并成功实施DCD 5例,DCD成功率为31.3 ％(5/16).11例未成功捐献的潜在DCD供者中,其原因为家属拒绝捐献3例(占27.3％),家属捐献意见不统一3例(占27.3％),家属同意捐献但由于各种纠纷或与各部门协调原因耽误器官获取时间造成器官质量不符合捐献标准4例(占36.4％),以及器官评估不合格1例(9.1％).DCD回绝率为37.50％(6/16).结论 潜在DCD供者的人数还有待提高;移植协调员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中具有重要作用,沟通技巧、专业知识仍需要进一步培养;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不能仅依靠医疗卫生部门、省红十字会,需要行政、交通、司法等各部门的协同参与.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获取流程探讨

目的总结并进一步探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获取流程的初步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7月至2012年1月期间广州军区总医院28例DCD者的临床资料、供体入选标准及器官获取流程。结果 28例DCD供体均成功实施了器官捐献,其中MaastrichtⅢ类3例(10.7%),MaastrichtⅣ类1例(3.6%),脑-心双死亡捐献(DBCD)供体24例(85.7%)。3例MaastrichtⅢ类供体实施了标准DCD器官获取流程(简称DCD流程),1例MaastrichtⅣ类供体采用DBCD器官获取流程(简称DBCD流程)非体外膜肺氧合(ECMO)模式,24例DBCD采用了DBCD流程ECMO模式。供体器官热缺血时间:DBCD为0 min,MaastrichtⅣ类为18 min,MaastrichtⅢ类平均25 min(22～28 min)。本组共获取了28个肝脏、40个肾脏、2个心脏,分别成功用于肝移植、肾移植和心脏移植。结论我国DCD器官获取可分为DCD流程和DBCD流程,后者又分为ECMO模式和非ECMO模式。ECMO模式可避免器官热缺血损伤且没有伦理学争议,对我国公民DCD器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心脏死亡供者器官移植现状及展望

一、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现状 近年来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移植数量逐年增加.美国2012年OPTN/UNOS的年度报告指出,2011年DCD供者占尸体移植的13％(1053例),是2000年的9倍(117例,1.95％).实际上,DCD供者已经成为各国重要的供器官来源.     

体外膜肺氧合技术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中的应用

由于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者经历长时间热缺血损伤,术后原发性移植物无功能(PNF)和移植物功能丧失发生率较高,曾一度摒弃不用.20世纪90年代,随着等待移植的患者数量迅速增加,等待移植患者的死亡率不断攀升,DCD再度作为扩大标准的供者(ECD)被用于临床.为了减轻热缺血损伤,部分移植中心利用体外膜肺氧合(ECMO)技术对来自DCD的器官进行保护,认为ECMO对保障DCD的移植受者安全有着积极的作用.本文就ECMO在DCD中的应用进行综述.     

体外膜肺氧合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中的应用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中供者器官不可避免地要经历热缺血损伤,移植术后原发性移植物无功能、移植物丢失以及缺血性胆管疾病等并发症的发生率较高.因此,如何避免、减少或修复DCD器官热缺血损伤进而保护移植受者的安全是当前DCD研究的一个热点.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肝脏移植中心于2009年2月开始使用体外膜肺氧合(ECMO)对DCD器官进行保护,目前共完成了52例ECMO辅助下DCD器官获取,均获得满意疗效.ECMO对DCD器官热缺血损伤的保护和修复机制不仅在国际DCD器官移植领域显示出良好的应用前景,更是解决我国DCD热缺血损伤的有效方法.笔者认为:这些机制对进一步扩大ECMO在我国DCD的应用范围,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人体器官捐献和获取标准流程和技术规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体外膜肺氧合用于尸体供器官保护的技术操作规范(2019版)

为了进一步规范临床将体外膜肺氧合(ECMO)用于尸体供器官保护的技术操作,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组织器官移植学专家从ECMO应用基本原则,ECMO在脑死亡器官捐献(DBD)、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脑-心双死亡器官捐献(DBCD)中的应用规范等方面,制订各类供体应用ECMO的技术规范。     

有心肺复苏史的DCD供肾肾移植临床研究

目的:探讨有心肺复苏史供者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肾肾移植围手术期诊疗方法及短期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12月~2015年11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移植科完成的34例器官捐献前有心肺复苏史的供者,供给59例肾移植受者的供、受者临床资料,分析心肺复苏对DCD肾移植受者预后的影响。结果:有心肺复苏史DCD供肾肾移植受者术后短期内并发症发生率较高,早期人/肾存活率为84.74%,较无心肺复苏史DCD供者稍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长期人/肾存活率尚需进一步随访和观察。结论:1有心肺复苏史DCD供肾作为边缘性供肾,对器官短缺的现状是一种很好的补充;2供者纳入标准:10min的心肺复苏、供者肾功正常,捐献器官可直接用于移植;10~30min的心肺复苏供者,需要严格观察血压、肾功能、尿量的综合变化,评估风险后考虑是否移植;心肺复苏30min的供者尽量避免移植;3做好供体原发病全面准确评估和有效维护好器官功能,尤其加强Lifeport的应用及重视潜在感染供者(培养结果),并动态观察心肺复苏后尿量和肾功能的变化以及供体器官获取前激素、肝素、尿激酶的应用非常重要。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潜在供者家庭捐献意向调查

目的调查国内潜在供者家庭成员对于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及其移植的意向及态度。方法这项研究通过预约会面或电话问答,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完成。位于中国西北地区的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针对DCD潜在供者的家庭成员完成了这一调查。通过大量的文献回顾以及红十字会协调员、医师和供者家庭的信息反馈,我们最终总结出了包含12项问题的调查问卷,基于参与者的回答我们给予相应的5级Likert评分。结果 174例参与者包括女性56例(32.2%),男性118例(67.8%)。绝大多数人年龄分布于41~50岁(n=63,36.2%)、31~40岁(n=59,33.9%)以及≤30岁(n=36,20.7%)。意向调查结果表示同意的前5名问题分别为:①DCD劝捐工作的最佳人选为红十字会协调人员(n=160,92%);②供者是英雄(n=143,82.2%);③以身为供者家庭成员为荣(n=136,78.2%);④器官捐献后,与同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n=124,71.3%);⑤与器官受者的关系得以加强(n=123 70.7%)。DCD劝捐工作的最佳人选顺序为:红十字会协调人员(n=160,92%)、非移植专业医生(n=104,59.8%)、社会工作者(n=36,20.7%)及移植医生(n=25,14.4%)。潜在供者家庭成员不同意捐献的两个主要原因是:坚持"死后全尸"的认知,不愿再因器官切取手术而遭罪(n=51,41.5%);怕引起邻居、亲戚及朋友的误解(n=28,22.8%)。结论这项研究揭示了目前国内人们对于DCD器官捐献的认知及态度。得到的数据值得我们深思,关注潜在DCD供者及其家庭所思所想将有助于专业人士将来更好的实践。     

心死亡供者器官获取伦理及肝移植临床应用

目前,心死亡供者(DCD)已成为国际上公认的供者三大来源之一,DCD的规范化应用可进一步扩大供者来源,增加移植手术例数,挽救更多濒危患者生命.不同国家对于DCD的监测等待时间、移植小组的介入时间、器官切取方案等有着不同的规定,这些DCD器官捐献的具体实施过程会直接影响其临床效果,因此临床上不仅需要在具体实施上,还要从供者选择、器官保存、移植物活力评估等方面展开综合的研究.本文主要探讨DCD器官捐献的主要工作流程、临床应用细则、医学及伦理学方面存在的问题等.     

经心肺复苏中国Ⅲ类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肾移植:单中心经验

目的总结经心肺复苏中国Ⅲ类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肾移植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15年12月解放军第三〇三医院施行的中国Ⅲ类DCD供肾移植的供、受者临床资料。根据供肾是否来源于经心肺复苏供者,将受者分为心肺复苏组和对照组。共纳入304例受者,其中心肺复苏组76例(对应供者48例),对照组228例(对应供者143例)。两组供者体外膜肺氧合(ECMO)和供肾Lifeport使用比例、受者术后3个月群体反应性抗体(PRA)阳性比例、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和急性排斥反应(AR)发生比例比较采用卡方检验;两组供者供器官获取前血清肌酐、受者术后血清肌酐降至442μmol/L时间比较采用Wilcoxon检验;两组供肾冷、热缺血时间、受者年龄和术后3个月血清肌酐比较采用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两组供、受者ABO血型均相符。心肺复苏组HLA配型:5个错配4例、4个错配23例、3个错配39例、2个错配10例。对照组HLA配型:5个错配17例、4个错配89例、3个错配104例、2个错配16例、1个错配2例。心肺复苏组和对照组供者供器官获取前血清肌酐分别为184 mmol/L(30~353 mmol/L)和88 mmol/L(25~407 mmol/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2.760,P0.05)。两组供者ECMO和供肾Lifeport使用比例、供器官获取前供者血清肌酐、供肾冷/热缺血时间、受者年龄以及术后3个月血清肌酐、PRA阳性比例、DGF和AR发生比例、术后血清肌酐降至442μmol/L时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经心肺复苏中国Ⅲ类DCD供者采取适当的维护措施,其供肾移植术后短期内可获得与未经心肺复苏供肾类似效果,Lifeport使用可能在此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幼儿心脏死亡肝脏捐献一例

在供肝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儿童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可以成为供肝来源之一,但关于儿童DCD肝移植的报道较少.2011年11月,我院成功完成1例幼儿心脏死亡肝脏捐献,现报告如下.     

公民心死亡器官捐献肝移植

目的 总结公民心死亡器官捐献肝移植的临床经验.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6年7月至2011年5月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施行的20例公民心死亡器官捐献肝移植供受者的临床资料.脑心双死亡器官捐献(DBCD)供者通过体外膜肺氧合技术(ECMO)避免热缺血,M-Ⅲ供者不采用ECMO,待心跳停止5 min后实施肝脏获取手术.受者均采用原位肝移植术,其中17例行胆管端端吻合,3例行胆肠吻合.所有受者获定期随访.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结果 20例供者中M-Ⅲ占10％( 2/20),DBCD占90％ (18/20).20例受者均顺利完成手术,平均手术时间、无肝期、术中出血量和术后ICU时间分别为(6.2±2.7)h、(54±13) min、(2305±1311)ml和(44±35)h.全组无手术死亡,术后肝功能恢复满意,无原发性肝脏无功能或移植肝功能恢复延迟;术后1个月内1例受者因脓毒血症死亡,1例因肺部感染死亡,其余18例受者长期生存,最长生存时间为58个月.结论 公民心死亡器官捐献是现阶段我国可以应用的供肝获取方法,其中以DBCD为主要类型;建立科学的心死亡器官捐献肝移植流程,合理使用ECMO等保护供肝质量措施,对我国公民死亡器官捐献工作有着积极的作用.     

儿童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肝在成人受者肝移植中的应用(附1例报道)

目的探讨成人受者接受儿童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肝的受者选择标准、手术方式、常见并发症及处理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我院完成的1例成人受者接受儿童DCD供肝移植病例的临床资料并进行文献复习。结果供者为6岁女性溺水儿童,心脏死亡后捐献肝脏,供肝重量598 g,热缺血时间10 min。受者体重55 kg,移植物受者体重比为1.09%,移植物体积/受者估计标准肝体积为61.8%。手术采用经典非转流术式,术后患者肝功能恢复顺利,术后第14天CT显示移植肝动、静脉未见异常,移植肝体积增至1 003 cm3,于术后45 d出院。术后3个月随访患者肝功能正常。结论儿童DCD供肝可以成功地应用于成人受者,但需要根据供肝情况选择合适的受者及手术方式。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肾弃用原因分析

正我国自2010年开展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试点工作[1]以来,截至2016年9月,已完成8 866例器官捐献,获取各类供器官近2.5万个。由于DCD供肾功能差异较大,供肾弃用时有发生。本研究回顾性分析2011年7月至2015年9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三区弃用供肾的DCD供者资料,总结相关     

心死亡器官捐献实施过程中使用体外膜肺氧合技术的相关技术问题

由于器官短缺问题的日趋严重,心死亡/循环死亡(donation after cardiac/circulatory death,DCD)器官捐献日益增多.但是,DCD器官捐献面临的一项重要问题是长时间的热缺血对器官的损伤.经历较长时间的热缺血损伤后器官的可用性明显降低,术后移植物发生器官原发性无功能(primary nonfunction PNF)和移植物功能恢复延迟(delayed graft function,DGF)的几率增加,也影响移植物存活率.体外膜肺氧合技术(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应用于DCD器官捐献,氧合自体血再灌注对器官起到了保护作用,也明显缩短了热缺血时间,在提高器官可用性及改善术后移植物功能方面效果明显.本文就DCD实施过程中使用ECMO支持的相关技术问题及争议进行综述.     

心脏死亡供者供肝肝移植11例疗效观察

目的 观察利用Maastricht分类第Ⅲ型心脏死亡供者(donors after cardiac death,DCD)供肝行原位肝移植的疗效.方法 2011年9月至2012年6月期间,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共有14例DCD供者进行器官捐献,其中11例行原位肝移植,分析总结心脏死亡供肝行肝移植的疗效.结果 本组11例DCD供肝热缺血时间为(21.3 ±2.6)min,冷缺血时间为(2.5±0.8)h,供肝质量为(1245 ±180)g.11例受体行原位肝移植术,术中无肝期42～ 80 min,手术时间380 ～ 740 min,术中出血量600 ～ 3000 ml,平均1750 ml.除l例受体于术后第3天死于原发移植肝无功能外,其余受体术后均恢复良好.在全程随访期间预后较好,均未出现排斥反应及胆管、血管并发症.结论 通过规范捐献流程、尽量减少冷、热缺血时间及加强器官功能维护,利用Maastricht分类第Ⅲ型心脏死亡供者供肝对终末期肝脏疾病患者行肝移植,疗效良好.     

体外膜肺氧合用于心死亡供肝的初步经验

目的 总结体外膜肺氧合(ECMO)保护心死亡供肝的初步经验.方法 回顾分析2009年7月至2011年5月期间广州军区总医院肝移植中心施行的17例心死亡肝移植供者临床资料,了解供者原发病和有关指标、供者捐献与获取流程、ECMO使用方法.结果 17例供者均先诊断脑死亡然后等待心脏停跳,属于脑心双死亡供者(DBCD).在心死亡过程全部应用了ECMO,ECMO时间51～380(平均187)min.所有供者均成功获取了供肝并用于受者.受者全组无手术死亡.术后肝功能恢复满意,未发生原发性移植肝无功能并发症.术后1个月内因肺部感染死亡1例,其余16例顺利康复出院并随访至今,随访最长时间为29个月.结论 DBCD是我国公民心死亡供体的特殊类型.ECMO可以控制DBCD热缺血损伤且没有伦理学争议,对我国公民心死亡器官捐献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边缘供肝肝移植三例临床分析

目的探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边缘供肝应用的可行性。方法回顾性分析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肝移植中心2015年4月至5月施行的3例边缘供肝肝移植供、受者临床资料。结果 3例边缘供肝供者均为男性,包括61岁老年供者供肝1例,重度脂肪变性(肝细胞气球样脂肪变65%)供肝1例,冷缺血时间延长(15.7 h)1例。均实施中国三类标准器官捐献。老年供肝肝移植受者术后肝功能恢复良好,未出现排斥反应。重度脂肪变性供肝肝移植受者术后肝功恢复差,术后1周因移植肝原发性无功能再次行肝移植。冷缺血时间延长供肝肝移植受者术后恢复顺利,术后10 d发生轻度急性排斥反应,将他克莫司由2.0 mg(2次/d)调整为2.5 mg(2次/d),肝功能恢复良好。结论在综合评估供肝状况及合理匹配受者的前提下,边缘供肝能够安全使用,并能取得良好的临床效果。老年供肝可以匹配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低的老年受者;冷缺血时间延长供肝可通过增加灌注次数以适当缓解术后肝功能恢复延迟情况;重度脂肪变性供肝仍应谨慎使用,要综合其他影响供肝的因素及受者状况来决定。     

DCD供肝术前评估应注意的问题

<正>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death,DCD)已成为我国器官来源的主要途径。除了器官获取和运输过程中通常关注的热缺血、冷缺血时间等因素影响外,DCD捐献者还受到原发病及救治过程中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国外甚至将DCD供肝作为边缘供肝~([1]),认为其具有较高的移植肝无功能、缺血性胆道病变发生率。因此如何对DCD供肝质量进行准确评估是保证保障较好移植效果的关键